第五章

精神分析研究已经向我们表明，被称为神经症患者的人所不能容忍的，正是性生活方面的这些挫折。神经症患者在其症状中为自己创造了替代性的满足，而这些满足不是本身使他感到痛苦，就是通过增加他与所属环境及社会关联的难度而使他感到痛苦。我们很容易理解后面这个事实，而前面那个事实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文明除了要我们牺牲性满足之外，还要求我们献祭其他东西。

经过将文化发展的根源一直追溯到力比多的惰性，追溯到它不愿意为了一个新立场而放弃旧立场的倾向，我们已经将文化发展的困难视为一种普遍的发展困难。性爱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第三者在这种关系中只能是多余的或起干扰作用的，但文明却取决于相当数量个体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从这种情况去对比分析文明和性爱时，我们说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当一段恋爱关系处于高峰时，双方对周围环境就失去了兴趣；一对恋人只要有对方就足够了，甚至不需要使他们感到幸福的共同的子女。爱欲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像此时一样如此明显地违背了它存在的核心，违背了它“由不止一个人创造出一个人（making one out of more than one）”的目的。但是，当通过两个人之间的爱，以人所共知的方式达到了这一目的时，它就不愿意继续发展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类成对的个体彼此获得了力比多满足。他们通过共同工作和共同利益的纽带相互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文化群体。假如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文明就没有必要从性欲中抽取任何能量了。但是，这种理想的状态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现实表明，文明对我们迄今为止允许存在的这些纽带并不满意。文明也力图用力比多的方式把所有社会成员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利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凡是可以让群体成员之间建立强烈认同的方式，文明都十分青睐，而且它还最大限度地调用目标受限制的力比多，以求用群体成员的友情关系去加强社会的联系。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就难免要限制性生活。但是，我们无法理解，迫使文明采取这种方式并且使它对抗性爱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一定存在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干扰因素。

我们或许可以在一个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理想要求中找到线索。这个要求是：“你应该爱邻如爱己。（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要求，虽然基督教声称这是它最引以为荣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出现的时间肯定比基督教早。当然，这个要求也不是非常古老；在各个历史时代，人们依然对它很陌生。让我们用天真的态度对待这个要求吧，就好像我们第一次听说它一样。于是，我们不禁产生一种惊讶和困惑的感觉。我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么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最主要的是，我们如何实现这一要求？这么做可能吗？我的爱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东西，我不应该未加深思就将它抛弃。爱给我带来责任，我必须为了爱的满足而准备做出牺牲。如果我爱上某人，那这个人必须在某些方面值得我爱。（我不考虑他可能对我有何用处，也不考虑他作为性对象可能对我有何意义，因为这两种关系都不在“爱我的邻居”这条戒律讨论的范围之内。）如果他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与我特别相似，我能够在他身上实现爱我自己的话，他就是值得爱的；如果他比我更加完美，以至于我能在他身上爱我理想中的自我的话，他也是值得爱的。此外，如果他是我朋友的儿子，我一定会爱他，因为假如他发生任何不幸，我的朋友会感到痛苦，我朋友感受的痛苦也将是我的痛苦——我本应分担他的痛苦。但是，如果他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如果他的自身价值或他对我的情感生活产生的影响对我毫无吸引力，那么我将很难爱上他。的确，要是我爱上陌生人，那我就犯错了，因为我爱的所有人全都珍视我的爱，视它为我偏爱他们的标记。假如我将一个陌生人和他们放在同等位置，那么我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我爱他（用这种博爱）只是因为他也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位居民，就像一只昆虫、一条蚯蚓或者一条草蛇一样，那么恐怕我只分给了他一小部分我的爱——根据我的理性判断，我给他的爱绝不可能和我有权为自己保留的爱一样多。既然完成一条戒律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行为，那么如此郑重地颁布这条戒律又有什么意义呢？

经过进一步审视，我又发现了更多难题。总的来说，这个陌生人不仅不值得我的爱，我还必须坦诚地承认他引起了我的敌视甚至恨。他似乎完全没有爱我的迹象，也对我丝毫不关心。如果伤害我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甚至都不会问自己他因此所获得的好处是否值得他给我造成那么大的伤害。确切地说，他甚至无须获取任何好处；要是他能通过伤害我满足任何欲望，他就会毫不在意地嘲笑我、侮辱我、诽谤我，向我显示他优越的力量。并且，他越是感觉安全，我越是感觉无助，那么我可以越肯定他会这么对待我。如果他换一种方式对待我，如果他对我表达陌生人的关切和克制，那么无论如何——即便没有任何戒律，我也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假如这条华丽的戒律变成“爱你的邻居就像他爱你一样（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 neighbour loves thee）”，我确实就不会反对了。另外，还有一条戒律，那就是“爱你的敌人（Love thine enemies）”。这条戒律在我看来更加不可思议，激起了我更强烈的反对。然而，经过反复琢磨，我不应该将它视为更大的负担。它与第一条戒律本质上是一回事。

我觉得我现在能听见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告诫我：“正是因为你的邻居不值得爱，正相反，他是你的敌人，所以你才应该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于是我明白了，这种情况就像“因为它荒谬所以我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一样。

现在，当我的邻居受命像爱他自己那样爱我时，他很可能和我做出同样的回答，为了同样的理由拒绝我。我希望他这么做与我有不一样的客观原因，但是他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即便如此，人们的行为也会表现出差异，而伦理方面无视行为差异是确定的这一事实，仍然将人的行为分出“善”和“恶”。只要还没有消除掉这些公认的差异，遵守高的道德标准便将损害文明的目的，因为它对恶行给予了积极支持。这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法国议会里进行关于死刑的辩论时发生的一件事。一个议员强烈地支持废除死刑，正当他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时，大厅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杀手们开始行动吧！”

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的事实就是，人类不是期盼被爱，在受到攻击时最多只会自卫的性情温和的动物，人们太想否认这个事实了。相反，人是本能天赋里就具有强大攻击性的生物。所以，邻居不仅是人们潜在的帮助者或性对象，还是诱发他们满足自己的攻击欲望的对象，比如利用他的工作能力又不给报酬，在其不同意的情况下利用他满足性欲，掠夺他的财产，侮辱他，使他痛苦，折磨并杀害他。“他人即恶狼（Homo homini lupus） ”，面对所有生活和历史的经验，谁还有勇气质疑这句断言呢？一般来说，这种残忍的攻击发生于某种挑衅之后，或者它的作用是服务于某种其他意图，这些意图的目标也可以通过比较温和的手段实现。在对这种攻击性有利的条件下，当那些平常控制它的心理抑制力量失去作用时，它也会自动地表现出来，暴露出人类野蛮的兽性，而兽性的人是不知道关心同类的。凡是想到种族迁移期间的暴行，匈奴人的暴行，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统治下的蒙古人的暴行，虔诚的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时的暴行，甚至还有最近的世界大战的恐怖景象，任何想到这些事情的人都不得不谦逊地承认这一观点是真的。

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攻击倾向的存在，也有理由认为他人身上也有，而攻击倾向这种因素的存在妨碍了我们的邻里关系，迫使文明必须消耗高能量。因为人类之间这种原始的、相互的敌意，文明社会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威胁。共同工作的好处无法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本能的激情比理性的利益更加强大。文明必须尽最大可能限制人类的攻击性本能并利用心理上的“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来控制它们的表现。于是这些措施被用于促使人们产生认同感并发展目标被约束的爱的关系，于是就对性生活进行了限制，于是也限制了“爱邻如爱己”这一理想的戒律——没什么比这条戒律更违背人的天性了，从这个事实来看，这条戒律是合理的。即便文明竭尽全力，但是它的种种努力迄今为止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文明期望通过获取对罪犯采用暴力的权利来防止最残暴的行径发生，但是法律无法控制人类那些更加谨慎、更加精心的攻击性行径。人在年轻的时候将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而现在他应该已经明白他们的恶意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了多少的艰难和痛苦。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时候放弃那种幻想似的期待了。与此同时，责怪文明试图消除人类活动中的冲突和竞争是不公平的。冲突和竞争毫无疑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立未必一定是敌视；它可能只是被误用了，并为产生敌意制造了一个机会。

共产主义者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一条让我们从邪恶之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他们认为，人是完全善良、友好地对待自己邻居的，但是财产私有制腐蚀了人的天性。占有私人财产使个人拥有了权力，这种权力诱导着人去欺压他的邻居；被剥夺财产的人也必然带着敌意反抗他的压迫者。如果废除私有制，把所有财富变成共有，并且每个人都能分享财富的快乐，那么恶意和敌视就将从人类中消失。由于每个人的需求都会得到满足，所以人们不会有任何理由把别人当作自己的敌人。所有人都自愿地从事必要的工作。我不关心对共产主义体系的“经济学批评（economic criticisms）”，我也弄不明白废除财产私有制是权宜之计还是有利的。我不知这种体系的心理学基础是否站得住脚。在废除私有财产时，我们使人的爱失去了“攻击”这种手段，尽管在爱的手段之中，“攻击”不是最有力的，但它无疑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手段。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改变人在能力和影响上的差异，这些能力和影响被人的攻击性所滥用。我们也没有改变人本质中的任何东西。攻击性不是财产造成的。它在财产还极其匮乏的原始时代就已经不受限制地盛行了。并且，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几乎就在财产脱离它最初的肛欲形态之前，人类就已经表现出攻击性了。它奠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和其他感情关系的基础（或许只有母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是唯一的例外）。即便我们抛弃个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权，在性关系领域中仍然会存在特权。这绝对会在其他方面处于平等状态的人之间引发最强烈的反感和最粗暴的敌意。假如我们打算消除这个因素，从而允许完全自由的性生活，那么家庭这个文明的生殖细胞也不复存在。确实，我们不容易预测文明发展可能采取哪条新道路。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预期的，那就是人类本性中这种无法磨灭的特征将始终伴随文明的发展。

要人类放弃满足这种攻击倾向，显然是不容易的。如果得不到这种满足，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一个比较小的文化群体可以用敌视入侵者的形式为这种攻击本能提供一种发泄的出口，我们不可小视小文化群体提供的这种益处。只要还有其他人留下来成为攻击性倾向的发泄对象，那么联合起相当数量的人让他们互相爱戴就是可能的。我曾经讨论过下面这种现象：领地毗连、在其他方面紧密联系的民族恰恰是长期不和、互相嘲弄的，例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北部德国人和南部德国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等等。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具有细微差异的自恋（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对这个称谓无须做过多解释。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方便满足攻击倾向而又相对无害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更容易增强群体成员的凝聚力。四处流浪的犹太人已经在这方面为他们寄居国家的文明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报答。但不幸的是，中世纪犹太人遭受的各种大屠杀还是没能为他们的基督教同胞带来更多的和平和安全。一旦使徒保罗将人的博爱定为基督教社会的基础，此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结果：基督徒们对不信本教的人变得极度不容忍。罗马人没有把他们以国家形态进行的社会生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尽管宗教是他们对国家的一种关心，国家内部充满了宗教的气息，但是对他们而言并不存在宗教性的排斥。同时，德国人统治世界的梦想需要将反犹太主义作为它的补充，这也不是一件不可解释的事。我们也可以明白，资产阶级的迫害应该能够为在俄国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这种尝试提供心理学上的支持。人们只是关切地想知道，苏联人在消灭资产阶级之后会做什么。

如果文明在性欲和攻击性方面都强制人类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那种文明中人类如此难以变得快乐。说实话，原始人比我们更幸福，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受到本能限制。相应地，原始人对长期享受这种幸福的期望是非常低的。文明社会的人已经将他可能获得的一部分幸福用来交换一部分的安全。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在原始家庭中只有一家之主才享有这种本能的自由，其他家庭成员则生活在被奴役的压迫之中。因此，少数人享有文明的好处，多数人被剥夺了这些文明的好处，二者之间的对立在文明的原始阶段被推到了极点。至于当前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细致的研究已经表明根本不必因为其本能生活的自由而羡慕他们。这些原始民族的本能生活受到的限制属于不同的类别，但是他们的本能生活受限制的程度与现代文明人的相比可能更加严重。

我们公正地发现，我们当前的文明无法充分地满足我们对生活计划的需求——使我们获得幸福的需求，而且它也容许了如此多本可能避免的痛苦存在，所以我们有理由指责当前文明状态的错误。在我们用严厉的批评揭示文明不完美的根源时，我们无疑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而并非表现自己是文明之敌的姿态。我们可以期望逐渐在我们的文明中推进这些变革，使文明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求，不再受到我们的批评。但是，我们有可能对这种观点习以为常：有一些困难属于文明的基本性质，是任何改革也无法纠正的。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限制本能的任务，除此之外，某些力量还强行让我们注意到我们面临着一种可以称之为“群体心理匮乏（the psychological poverty of groups） ”的危险状态。在一个社会联系主要通过成员之间的身份认同构成的群体里，领导型的个体却没有在群体形成过程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这种危险最具威胁性。这会对文明造成可怕的伤害，而美国目前的文明状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研究这种伤害。但是，我会避免批评美国文明；我也不希望给人们留下我自己想使用美国人的方法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