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个任务似乎太艰巨了，人们面对它自然会感到胆怯。但是，我还是尽力做出了以下推测。

当原始人发现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是说靠劳动改善自己在地球上的命运时，那么另一个人是与之合作还是与之作对，这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对他而言，另一个人就具备了“劳动伙伴”的价值，和对方一起生活是有益的。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在史前类人猿时期，人类已经具备了形成家庭的习性，家庭成员可能就是他最早的帮手。你可以假设家庭的建立是与下列事实相关联的：在某一个时刻，生殖器满足的需要不再像一个客人一般突然来访，然后离开之后长期杳无音讯，而是作为一位永久的房客安顿下来。出现这种情况时，男性就具备了将女性，或者更宽泛地说，将他的性对象留在身边的动机；而女性不愿意离开自己无助的幼子，为了孩子，她不得不与更为强壮的男性待在一起。 ^[1] 这种“原始家庭（primitive family）”仍然缺乏文明的一项关键特征。父亲作为家庭的首领，他的专制意志是不受约束的。我已经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1912—1913）一书中尝试说明，通过什么方式从这种家庭生活过渡到接下来的兄弟团伙形式的集体生活阶段。儿子们在制服父亲的过程中，发现联合的力量比单个个体的力量更强大。为了维护这种新形态的存在，儿子们必须相互制约，在制约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图腾文化。遵守禁忌就是最初的“权利”或“法律”。因此，人类的群体生活具有双重基础：工作的强制性以及爱的力量。人必须工作是由外在必然性导致的。爱这种力量使男性不愿失去他的性对象——女性，进而使女性不愿意失去从自己身上分离出来的那部分，也就是她的孩子。“爱欲（Eros）”和“需要（Ananke）”也成了人类文明之起源。文明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非常多的人现在也能在一个社群里共同生活了。并且，由于这两大力量在其中共同协作，所以人们可以期待，文明将顺利地进一步发展下去，使人类更好地控制外部世界，使群体容纳更多的人。同时难以理解的是，这种文明除了让人感到快乐，在其他方面是如何对其成员起作用的呢？

在我们继续探讨干扰可能源自何方之前，“把爱视为文明的基础之一”这个认识允许我们离开当前的话题，补充一下上文讨论中遗留的一个空白。上文我们曾经说过，性爱（生殖器之爱）给人提供了最强烈的满足体验，实际上给人提供了所有幸福的原型，人对这一点的发现必然让他想到，他一生必须沿着性关系这条路径去追求幸福的满足，并且他必须将生殖器的性兴奋作为生活的中心。我们还曾进一步指出，当人这么做时，他用最危险的方式让自己依赖于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即他选择的爱恋对象，这使得他一旦被对方拒绝或者因为不忠或死亡而失去对方，就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因此，每个时代的哲人都曾非常严肃地告诫我们不要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即便如此，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仍然具有吸引力。

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小部分人还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天赋沿着爱的路径找到幸福。但是，在发生这种情况之前，爱的功能必然会发生深远的心理变化。这些人将自己主要关注的点从被爱转移到爱他人，从而使自己不依赖于对方的顺从而获得爱；他们通过将自己的爱投向全人类而不是单个客体，保证了自己不会失去爱的对象；他们通过拒绝爱的性欲目的，以及将本能转变为一种有制约目的的冲动，避免了生殖器之爱的不确定性和失望感。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在自身内形成了一种平衡的、稳定的、深切的情感状态。这种状态虽然是从生殖器之爱中演进而来的，但它与生殖器之爱那种汹涌的激情在表面上再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从爱中探求幸福的内在感觉，也许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对爱的这方面益处的探索是最深入的。另外，那些我们觉得可以实现快乐原则的方法常常与宗教有关。这种联系可能存在于一些遥远的地区，在那里人们忽略了自我和客体之间的区别，忽略了客体彼此之间的差异。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视角看来，这种对人类和世界的博爱意愿代表了人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现在它更深层次的动机变得更加明晰了。尽管我们的讨论还处于早期，我仍然想针对这个观点提出两点主要反对意见。在我看来，第一，无差别的爱因为没有公正地对待爱的对象，所以丧失了它的一部分价值；第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爱。

建立起家庭的那种爱继续以它最初的形态以及转变后的形态在文明中发挥着作用。它最初的形态没有放弃直接的性满足，而它转变后的形态是目标被约束的情感。爱通过这两种形态继续发挥着它将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功能。并且，对比共同劳动带来的效益来说，爱的这种作用要更加强烈。语言随意地运用“爱”这个词，有遗传学的原因。当一男一女为了生殖需要而建立家庭时，人们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称为“爱”；但人们也把家庭中亲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积极情感称为“爱”，尽管我们不得不把这种爱描述成“目标被约束的爱”或是“喜爱（affection）”。目标被约束的爱实际上最初是完全的肉欲之爱，而且它依然以这种状态存在于人的潜意识当中。完全的肉欲之爱和目标被约束的爱两者都扩展到家庭以外，和以前是陌生人的人建立起新的连接。生殖器之爱促使人们组建新的家庭，而目标被约束的爱促使人们形成友谊。从文化的角度看，目标被约束的爱是有价值的，因为它避免了生殖器之爱的某些局限，例如它的排他性。然而，爱与文明的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丧失了明确性。一方面，爱开始站在文明的利益对立面；另一方面，文明用大量的限制来威胁爱。

它们之间的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没法马上找到分裂的原因。它首先表现为家庭与个体所从属的更大群体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认识到，文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将人凝聚为一个个大的集体。但是家庭不愿意放弃个体。家庭成员彼此的依恋关系越是紧密，他们越是经常倾向于疏远他人，他们也就越难以进入更广的生活圈。总体上，这是一种从系统发展的角度来看比较古老的生活模式，是一种仅存于儿童时期的生活模式，它不会让自己被后期形成的生活模式取代。将自己与家庭分离变成了每一个年轻人都面临的任务，而社会往往以青春期和成人仪式的方式帮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整体印象，认为所有的心理发展，确切地说是所有的有机体发展，必然都存在困难。

另外，女人很快开始反对文明，展现出她们的阻碍和约束作用。起初，正是这些女人借助她们对爱的诉求奠定了文明的基础。女人代表了家庭的利益和性生活的利益。建设文明越来越变成男人的事，这使男人面临更艰难的任务，迫使他们将本能升华，而女人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男人没有无限的心理能量可供自己支配，所以他必须通过合适地分配他的力比多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将力比多从女人和性生活中大量抽离出来，用于实现文化的目的。他与其他男人的不断联系，以及他对男人之间这种联系的依赖，甚至使他疏忽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于是，女人发现自己被文明的诉求逼到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然后就对文明产生了敌对的态度。

文明要限制性生活的倾向和它另一个要扩大文化统一体的倾向是同样显著的。在文明最初的阶段，也就是图腾崇拜阶段，就已经禁止乱伦的对象选择。这也许是人们有史以来在性生活上经历的最严重的损伤。禁忌、法律和风俗进一步给性生活加强了限制，同时给男人和女人造成影响。并不是所有文明对这方面的限制都是一样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会影响留存的性自由度的大小。在此，我们已经知道文明遵从经济需要的法则，因为文明必须从性欲中抽取大量心理能量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方面，文明对待性欲的做法就像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民阶层剥削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或阶层一样。担心被压迫者反抗的恐惧驱动文明建立更加严厉的预防措施。这种发展已经在我们的西欧文明中达到了高潮。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一个文化群体完全有理由首先禁止儿童的性生活表现，因为如果没有在童年期打好基础，就不可能控制成年人强烈的性欲。但是，至于实际否认这些显而易见的而且确实惊人的现象，这样的群体根本没有理由走到这种地步。至于性成熟的个体，对象的选择被限定为异性，并且大多数非生殖器的满足都作为变态行为而遭到了禁止。这些禁律体现的要求，就是无论在人类的性构成上存在任何天生或后天的差异，所有人只能有唯一的一种性生活。这种要求剥夺了相当多人的性快感，因此它成了严重不公平的根源。这种限制措施的结果可能是，正常的人，也就是不存在自身条件限制的人，他们的全部性兴趣将毫无损耗地流入为其保留的那些渠道中。然而，虽然在异性间生殖器之爱的禁令已经被免除，但它本身进一步受到了坚持合法性和一夫一妻制等形式的限制。当今文明明确地表明，它只容许一男一女基于排他的、稳固持久的关系而建立的性关系，而且它本身不喜欢把性爱当作一种快乐的来源，只是因为迄今为止尚无替代性爱繁衍人类的手段，所以文明才愿意容忍这种情况。

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世人都知道，事实证明不可能实施这些限制，即便是短期实施也不可能。只有弱者才屈从于这种对他们性自由的广泛侵犯，而强者只有在有补偿条件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提到。文明的社会发现自己必须默默宽恕许多违规行为，而根据文明社会自身的规范，这些行为本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在相反的方面犯错误，去假定因为这些违规行为没有达到它的所有目的，所以文明社会对它的态度就是完全无害的。毕竟，文明人的性生活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时还会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性是一种处于退化过程中的功能，就像我们的牙齿和毛发，它们作为器官似乎也处于退化过程中。也许人们有理由这样假设，性爱充当一种重要的幸福感来源并由此充当实现我们生活目标的手段，它的这种重要性已经显著降低了。有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拒绝我们获得全部满足以及催促我们走上其他路径的，不仅有文明的压力，还有性功能本身性质中的某种东西。这种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很难判断。 ^[2]

[1] 性过程的器质性周期的确依然存在，但是它对心理性兴奋的作用被完全转变了。这种变化似乎与嗅觉刺激的减少最相关。月经过程就是借助嗅觉刺激对男性的心理产生作用。它们的作用被视觉兴奋取代了。与周期性的嗅觉刺激相比，视觉刺激能保持持久的作用。关于月经的禁忌就源自这种“器质性压抑”，“器质性压抑”是对一个已经被征服的发展阶段的防御。其他所有动机很可能都是次要的[参见C.D.达利（C.D.Daly，1927）]。当一种文明被取代，过去的神明就变成了魔鬼，此时这个过程又将在另一个层面重演。嗅觉刺激减少的原因，可能是人类习得了直立行走的能力，从地面直起身体行动。这样一来，人类原本隐藏得很好的生殖器就可以被看见了，因此需要保护，并由此引发了人的各种羞耻感。

所以，文明这一重大的过程或许是人类采用直立姿势造成的。从那一刻开始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嗅觉刺激重要性的降低和月经周期的分离，到视觉刺激变得最为重要，生殖器可以被看见了，然后就出现了性兴奋的持续，家庭的建立，以及人类文明的开端。这只是一种理论推测，但它十分重要，值得我们对照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动物的生活状况，来对其仔细进行考察。

在喜欢清洁的这种文化倾向中明显存在一种社会因素。从卫生学的角度，这个因素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个因素在人们发现它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这种趋向于保持清洁的冲动源自人急需清除掉让感官不舒服的排泄物。我们知道在幼儿园里情况不是这样的。儿童并不对排泄物感到恶心。他们似乎认为，排泄物作为他们身体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是有价值的。幼儿园的养育者花费大量力气促使儿童加快进入后续的发展过程，到了后面的阶段，排泄物将变得没有价值，令人恶心、厌恶、讨厌。身体的排泄物因为带有强烈的气味，注定在人类采用直立姿势后同嗅觉刺激一起遭受相同的命运。要不是因为这一点，这种价值反转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肛门性欲从一开始就服从于为文明铺平道路的“器质性压抑”。社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肛门性欲的进一步转换，下面的情况证明了社会因素的存在：尽管人类取得了各种发展和进步，但是人基本不会对自己排泄物的气味感到恶心，只会对其他人的排泄物气味感到恶心。因此一个人不干净，没有把自己的排泄物收拾好，就是在冒犯他人；他一点也没有为别人考虑。同时，我们最恶毒最普遍的辱骂的话语也证实了这一点。很难理解，人类竟然会用他们在动物世界最忠诚的朋友——狗——的名字来骂人。狗之所以招来这样的侮辱，都是因为它具有两种特征：这种动物的主要感觉能力是嗅觉，它从不讨厌排泄物；狗也不对自己的性功能感到羞耻。

[2] 下列的思考可以支持上面提出的观点。人（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一种具有明显两性气质的动物有机体。个体相当于是两半对称体的结合。根据某些研究者的观点，其中一半是纯男性的，另一半是纯女性的。同样还可能两半原先都是雌雄同体的。性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尽管性在精神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人们却很难用心理学去把握它。我们习惯说每个人都表现出男性和女性的本能冲动、需要和特征，但是男性特点和女性特点只能通过解剖学来说明，心理学做不到。在心理学看来，两性之间的差异逐渐退化，变成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区别，我们太容易将主动等同于男性特质，将被动等同于女性特质。这种观点很难在动物界得到普遍印证。雌雄同体的理论现在还存在许多含糊之处，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它和本能理论存在任何联系，只能感到它是一个严重的阻碍。然而，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假设每个个体都在自己的性生活中寻求同时满足男性和女性的愿望，那么我们就要准备好承认这种可能性：这些需求不能被同一对象满足；除非将它们分开，将这两种冲动引导到各自适合的特定渠道上，否则它们就会相互干扰。下面这种情况中又冒出了另一个难题：它与性爱关系有着如此经常的联系，首先是与它自身的施虐狂成分，这种施虐狂成分有着明显的攻击倾向。爱的对象并不会总是用农妇一般的（农妇会抱怨说，她的丈夫不再爱她，因为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打她了）理解和容忍来对待这些附加物。

不过，深入讨论后得到的推测就是，我要从我在本书第四章的注释[1]中所做的说明开始。其大致意思是，人习得了直立的姿势，反而降低了自己嗅觉的敏锐度，不仅他的肛欲有可能成为器质性压抑的牺牲品，他的整个性欲都可能变成牺牲品。所以，性功能从此就与一种无法进一步解释的厌恶相伴相随了，这种厌恶阻碍性功能获得完全的满足，强迫它离开性欲目的而转向力比多的升华和转移。我知道布洛伊尔（Bleuler，1913）曾经指出存在这样一种排斥性生活的基本态度。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以及其他很多人，都不同意“生命诞生于粪便与尿液之间”这个事实。生殖器也发出使嗅觉受到强烈刺激的气味，这种气味，因令许多人无法忍受而破坏了性交。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与文明相伴发展的性压抑的最深的根源，就是这种新的生命形式的器官防御（organic defence），而这种与人类早期的动物存在形式相悖的新的生命形式是在人类直立行走之后开始的。这个科学研究的结果与常谈的庸俗偏见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不过，目前这些事情只不过是一些无法确定的、没有经过科学证明的可能性。我们也不应该忘了，尽管嗅觉刺激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但是实际上在欧洲仍然有一些民族将我们非常厌恶的强烈的生殖器气味奉为性刺激物，不愿意放弃。[参见伊万·布洛克（Iwan Bloch）从“性生活中的嗅觉”相关调查中收集到的一些民间传说，发表于弗里德里希·S.克劳斯（Friedrich S.Krauss）的《人类生活百态》（Anthropophyteia）的各卷本中。]

[关于为“男性”和“女性”找到某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困难，参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第三篇于1915年增补的长脚注。弗洛伊德在1896年1月1日寄给弗利斯的第11封未发表的草稿里，第一次说明了性器官和排泄器官之间的近似性所造成的重要后果。他经常回顾这一点。例如，《少女杜拉的故事》中对杜拉病例的分析（1901），以及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二篇文章（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