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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想的未来》一书中，我并未太多关注什么是宗教情感最深层的来源，而是更关注普通人通过宗教所理解的内容：宗教通过一套教义和允诺体系，一方面异常完美地给人解释了这个世界的奥秘，另一方面让人确信，慈爱的上帝将关照他的一生并会在来世对他在现世所遭受的一切痛苦给予补偿。普通人无法想象上帝的模样，便将其形象想象为一位备受尊崇的父亲。只有上帝这样的存在，才会理解人类孩子的需要，才会因为他们的祈祷而温和以待，才会因为他们悔改的表现而平息愠怒。这一切显然太幼稚，太脱离现实，以至于任何对人类态度友好的人，想到大多数世人永远也无法超越这种人生观，都会感到痛苦。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即便认识到这种宗教是站不住脚的，但太多人依然会采取一系列可悲的行动顽抗到底，力图守卫它的每一片领地，这更是让人感到耻辱。一些哲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去人格化的、模糊的、抽象的原则取代上帝，从而拯救宗教中的上帝。人们却很愿意加入到信徒们的行列中，来面对这些哲学家，并对哲学家们警告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如果过去某些伟人曾如此行事，他们也不值得我们去效仿——我们明白他们为何必须这么做。
让我们继续讨论普通人和他的宗教——这是唯一称得上宗教的宗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歌德针对宗教与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所说的名句：
懂得科学与艺术的人，同时也一定懂得宗教；
但是两者都不懂的人，那他就只能做个教徒！
这句话一方面将宗教与人类的两大最高成就对立，另一方面又声称，关于它们在生活中的价值，这些成就与宗教可以相互代表，相互替换。如果我们也打算让不懂艺术与科学的普通人脱离宗教，很明显我们就得不到这位诗人的权威支持。我们将选择一条特殊的路径，从而更好地欣赏歌德的名言。生活，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过于艰苦。它带给我们太多痛苦、失望和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了忍受生活，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一些权宜之计。正如特奥多尔·冯塔纳
告诉我们的：“没有辅助结构，我们将无能为力。”
这些权宜之计大概有三类：强力转移注意力，这使我们对自己的痛苦不以为然；替代性满足，这可以减轻痛苦；麻醉物，这使我们对痛苦麻木。某些办法是不可或缺的。
伏尔泰想到了转移注意力的办法，他在《老实人》（Candide）的结尾部分建议人们耕种自己的园地；科学活动也属于这类转移。替代性满足，例如由艺术提供的替代性满足，是与现实相对立的幻想，但是多亏幻想在精神生活中发挥了作用，所以它们在心理上仍然是有效的。麻醉物影响我们的身体，改变它的化学成分。在这一系列方法中，我们难以发现宗教所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跨出这个范围去看一看。
人类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提问过无数次，但我们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也许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某些提问者还补充说，假如最后证明生活是无目的的，那么对他们来说生活就丧失了全部意义。然而，这种威胁什么也不能改变。相反，看起来好像人类真的有权利对这个问题不予理睬，因为这个问题源于人类自以为是的品性，我们已经熟知许多其他这种自以为是的表现。没有人探讨动物的生活目的，除非，有人说动物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人类服务。但是，这个观点也站不住脚。因为，有许多动物，除了作为人类描述、归类和研究的对象外，没有别的用途。还有无数种类的动物，由于它们生存和灭绝的时间太早，人类都没有见过，所以连这些用途都不具备。于是，又只有宗教能回答人类生活的目的之问。“生活是有目的的”这种观点伴随着宗教体系而兴衰，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基本不会错。
因此，我们接下来转向一个不那么宏大的问题：人类通过自身行为展示什么样的生活目的和意图？他们对生活有什么要求，希望从生活中获取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追求幸福，人类想要获得快乐并且一直保持快乐。这种追求具有两面性——积极的和消极的。一方面，它希望消除痛苦和不愉快；另一方面，它希望体验强烈的愉悦感受。站在狭义角度，“幸福”这个词仅指后一方面。人类的行为也符合目的的这种二分性，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具体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主要看人类从总体上，甚至从唯一方向上，试图实现其中哪一个目的。
显而易见，正是快乐原则的机制决定着人生的目的。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支配着精神结构的活动。它的效力毋庸置疑，但是其机制与整个世界（包括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相矛盾。宇宙中所有规则都与之背道而驰，它完全不可能运行。也许大家想说，上帝的“创世”计划并没有考虑人应该“幸福”这个意图。从最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谓的“幸福”源于那些被高度压抑的需要得到满足（也许是突然的满足）。快乐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任何快乐原则所期望的情境被延长时，它只能产生轻微的满足感。我们天生的构造，就是只能从对比中获得强烈的享受感，很少能从事物本身的状态中获得快乐。
因此，我们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已经被我们自身的构造限制了。相对来说我们更容易体验到不幸福。人类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痛苦的威胁：一是来自自己的身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消亡，甚至如果没有痛苦和焦虑作为警告信号就无法运作；二是来自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可能用令人无法抗拒的、冷酷无情的破坏性力量对我们大发雷霆；最后是来自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与其他痛苦相比，也许最后这种来源的痛苦更让我们难受。尽管它和其他来源的痛苦一样注定不可避免，我们往往还是把它看作一种无端的附加物。
由于这些遭遇痛苦的可能性带来了压力，一个人仅仅是逃避了痛苦或者经受住了痛苦的折磨，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另外，避免痛苦的任务一般会迫使获取快乐的任务退居次要地位。所以，难怪人类习惯于控制他们对快乐的追求，就像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快乐原则自身变成了最适合的现实原则那样。思考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完成避免痛苦这一任务。各个具有普世智慧的学派已经推荐过这些途径，人们也已经将它们付诸实践。不受约束地满足每一个需要看上去是最诱人的生活方式，但这意味着享乐第一、谨慎第二，这么做很快就会使自己受到惩罚。另一类方式以避免痛苦为主要目的，它们主要关注痛苦的来源，并根据来源而变化。这些方式有的极端，有的温和，有的片面，有的同时从多个角度直击问题。主动进行社交隔离，远离他人，是避免由人际关系引发的痛苦的最便利的保护措施。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这一途径获得的幸福是“宁静的幸福”。面对可怕的外部世界，如果一个人想独自完成自我保护的任务，他只能采取类似避开外部世界的办法。的确，还有另一种更好的途径，那就是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并借助科学指导的技术向大自然进攻，让大自然臣服于人类的意愿。这样，个人就与群体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不过，避免痛苦最有趣的办法，是那些看上去会影响我们自身机体的办法。总之，任何痛苦不外乎是感觉而已。只有当我们感觉到痛苦时它才会存在，而且只有当我们的机体受到某些方式的制约时，我们才会因此感觉到痛苦。
在影响人类机体的方法中，化学方法，也就是麻醉，是最粗暴却也最有效的方法。我认为没有人完全理解麻醉的原理。但是，确实有一些异体物质进入血液或人体组织时能够直接让我们产生愉悦感。并且，它们也会改变控制我们机体敏感性的状况，让我们无法接收到痛苦的冲动。这两种作用不仅同时发生，而且似乎相互之间有紧密的关联。然而，我们知道至少在躁狂症这种病理性的状态中，即便没有服用任何麻醉药物，病人也会表现出类似迷幻的状态。所以，我们身体的化学成分中一定存在具备类似麻醉作用的物质。此外，我们正常的精神生活表现为在“相对容易释放快乐”和“相对难以释放快乐”二者间波动。伴随这种波动的，是我们对痛苦的接受能力的减少或增加。非常遗憾，迄今为止尚未有科学实验对心理过程的这种中毒状况进行研究。在奋力追求快乐和远离痛苦的过程中，人类非常看重麻醉介质提供的作用，觉得它是有益的，以至于个体和族群在他们的力比多
经济利用活动中都给予了麻醉介质特殊的地位。我们认为这种介质不仅能即时产生快乐，还能满足我们想要摆脱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因为人们知道，在这种“无忧散”的帮助下，人们可以随时放下现实的压力，在自己具有更好敏感性状态的内心世界中找到避难所。众所周知，麻醉剂的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其危险性和有害性。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导致了大量能量的浪费，原本这些能量可以用于改善人类命运的。
不过，我们心理结构的复杂构成可以承受大量其他的影响。正如本能的满足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一样，如果外部世界让我们挨饿，拒绝满足我们的需求，就会给我们带来剧烈的痛苦。所以，人可能想要通过影响本能冲动来摆脱一部分痛苦。这种防御痛苦的方式不再依靠感觉器官，而是试图控制我们需求的内部来源。这种极端的形式是通过消除本能来产生防御效果的，就像东方世俗哲学所教导的以及瑜伽术所实践的那样。如果这种办法成功了，那么主体确实也放弃了其他一切活动——他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他从另一途径再次获得的只是“宁静的幸福”。当我们的目标没那么极端，只是寻求控制自己的本能生活时，我们同样遵循了这一路径。在这种情况中，控制因素是更高级的心理能量，它们服从于现实原则。这里满足的目的绝对不会被放弃，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对痛苦的防御，因为当本能被控制于依附地位时，本能缺乏满足所引起的痛苦感就没有本能不受控制时那么强烈。相对应地，享乐的可能性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满足没有被自我驯服的狂野的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快乐感，比起满足被驯服的本能所产生的快乐感强烈得多。反常本能的不可抗拒性，或许还有禁物普遍具有的吸引力，在这里都能找到一种实用的解释。
防止痛苦的另一种技巧是转移力比多。我们的心理结构容许这种转移，它的功能通过这种转移在灵活性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在的任务是用这种方式改变本能的目的，使其不遭受外部世界的挫折。在这一点上，本能的升华提供了帮助。假如人可以充分提高他从心理和智力活动中获得的快乐，他就能得到最大的收获。如果能达到这种情况，命运也就无法左右一个人了。这类满足，例如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快乐以及在呈现他的幻想时的快乐，或者科学家在解决问题和发现真理时的快乐，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终有一天我们肯定能用元心理学的术语将这类满足的性质描述清楚。目前我们只能象征性地说，这类满足似乎“更好、更高级”。但是，对比满足野蛮而原始的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快乐，这类满足并不强烈，无法使我们的肉体有震撼的感觉。而且，这种方法的弱点是它不能广泛适用，它只适用于少数人。它的先决条件是某些人具备非同寻常的性格和天赋，而这些性格和天赋在实际层面上远不是人人能普遍拥有的。即便对于少数具备特殊性格和天赋的人，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保障他们免遭痛苦。它没有创造出刀枪不入的盔甲来抵御命运之箭。当痛苦的根源是人自身的肉体时，这种方法通常就会失效。
尽管这种方法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其目的——通过从内在的心理过程中寻求满足从而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但接下来的一种方法更加凸显了这些特征。在这种方法的实行过程中，与现实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满足来自幻想，这种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不能干扰幻想所带来的快乐。产生幻想的领域就是想象的生活。当现实感开始发展时，这个领域明显被免除了现实检验的要求，单独用于满足那些难以实现的愿望。这些通过想象获取满足感的活动以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居首，自己没有创作能力的人，借助艺术家的作品，也能获得这种满足。
那些善于体会艺术感染力的人高度评价艺术，将其奉为生活中快乐和慰藉的来源，这一点也不过分。不过，艺术让我们产生的轻微麻醉感最多只能使我们暂时抽离生存需求带来的压力，却并不足以让我们忘记现实的烦恼。
另一种方法实行起来更有力也更彻底。它将现实视为唯一的敌人，是一切痛苦的根源，认为人是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人想要得到快乐就必须断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隐士避世而居，与现实世界再无来往。但是人可以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可以尝试改造现实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来取代旧世界。新世界消灭了旧世界最不堪忍受的特征，替换上符合人自己希望的其他特征。但是，无论哪个在绝望的反抗中走上这条追求幸福之路的人，往往都将一无所获。对他来说，现实太强大了。他变成了一个疯子，大部分情况下他发现没有一个人会帮忙实现他的妄想。不过，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像妄想症患者，通过构想一个希望，并将这种妄想引入到现实中去，来纠正现实世界里某些令他难以忍受的方面。当许多人共同尝试通过妄想重塑现实的方式，来获得确定的快乐，保护自己免遭痛苦时，这种妄想就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性。人类的各种宗教必定属于这种大众妄想。毋庸置疑，那些有某种妄想的人从来不会认识到这一点。
我明白我还没有列举完人们用于获取幸福和躲避痛苦的办法，我也知道本来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整理材料。有一种方法我并没有提及，不是因为我忘了，而是因为我想在后文对它另作阐述。而且，在所有生活艺术的技巧中，怎么可能会忘记这种方法呢？它引人注目地集合了各种典型特征。它的目的当然也是旨在让主体不受命运（最好这样称呼它）的支配。而且，为了这样的目的，它在内部心理过程中寻求满足。在这么做的时候，它利用了我们前面谈过的力比多的转移性。但是它并没有脱离外部世界，相反，它紧紧依靠外部世界的对象，从与这些对象的情感关系中获取快乐。它也不满足于躲避痛苦的目的——一个我们可以称为“厌倦性退却（weary resignation）”的目标。它毫不在意地越过这个目标，为获得幸福坚持不懈地积极进行那种原始且充满激情的努力。或许，这种办法的确比其他方法更接近“让主体不受命运支配”的目标。当然，我正在谈论的是以爱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在爱与被爱中寻求全部的满足。我们所有人非常自然地具备这种心理态度。性爱是爱的一种体现形式，它已经使我们十分强烈地体验了巨大的快感，并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寻求幸福的模式。我们应当坚持沿着首次遇到幸福的道路去继续寻找幸福，还有什么是比这更自然的呢？这种生活技巧的弱点显而易见，否则没有人会想要放弃这条寻求幸福的道路而另辟蹊径。这个弱点就是：当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们对痛苦毫无防御能力；如果我们失去所爱的对象或者失去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会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不过这个弱点也并不是要把以爱情价值为基础去追求幸福的生活技巧去除。关于这个技巧，我们还可以展开更多讨论。
我们可以由此继续考虑这种有趣的情形：生活中的幸福主要来自对美的欣赏，无论我们的感官和判断是在何处感知美的，比如人类形体与姿态之美、自然物体之美、风景之美、艺术作品之美，甚至科技产物之美。虽然这种对生活目标的美学态度几乎无法抵御痛苦的威胁，但它能弥补很多方面。对美的享受会令人具有一种独特的、轻微的陶醉之感。美没有明显的用途，它也不具有任何明显的文化必要性。然而，文明没有它却不行。美学是研究事物之所以被感知为美的条件，但它一直无法解释美的本质和起源，通常情况下大量响亮而空洞的辞藻下隐藏着的是美学的缺乏成效。非常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学也几乎没有讨论过美。似乎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美是从性的感受领域而来的。爱美似乎是某种冲动的完美例证。“美”和“吸引力”
最初是性对象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看到生殖器总是令人兴奋，但是生殖器本身基本不会被判定为是美的。相反，美的品质似乎附属于某些第二性征。
尽管我的讨论不全面，但我还是大胆继续发表几句评论作为我们讨论的总结。我们不可能落实快乐原则规定的这种让人变得快乐的程序，但我们一定不要放弃——确切地说，我们不能放弃——用某种方式实现目标的努力。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上选取迥然不同的途径，既可以优先考虑这个目标的积极方面，即获取快乐，也可以优先考虑这个目标的消极方面，也就是避免痛苦。这些途径中，没有一条能满足我们的全部愿望。从狭义的角度讲，幸福是一个个体如何利用力比多的经济学问题。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的黄金法则——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找到能够自我救赎的特殊方式。
各种不同因素都将发挥作用指导人的选择。问题是，一个人能够期待从外部世界获得多少真正的满足，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外部世界？最后，他觉得他有多大力量去改变世界使之符合自己的愿望？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人的心理结构都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性欲占主导地位的人首先会关注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关系；倾向于自负的自恋者主要通过他的内部心理过程获取满足感；行动派的人从不放弃可以测试自身能力的外部世界。
关于其中的第二种类型，个体天赋的性质和他能获得的本能升华的程度，决定了他应该发展哪方面的兴趣。如果个体唯一选择的某种生活技巧结果被证明是不恰当的，那么他就会遭遇随之而来的危险，任何被推向极端的选择都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正如一个谨慎的商人不会把全部资产投在一个地方，世俗的智慧可能会告诫我们不要试图从一种欲望里寻求全部的满足。这种做法能否成功，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因为这取决于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或者仅仅取决于心理构造的能力，使其功能适应外部环境，然后利用外部环境获得快乐。如果一个人的本能结构天生就特别不合适，如果他的力比多构成也没有充分地完成未来取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转换和重组，那么他将发现自己很难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幸福，尤其是当他面临一些比较困难的任务时。最后一种生活技巧是人逃入神经疾病的状态，这是人在年幼时就经常采用的技巧，这种生活技巧至少可以给人一些替代性的满足。一个在晚年发现自己追求幸福却一无所获的人，仍然能在长期麻醉产生的愉悦中找到慰藉；或者，他可能尝试绝望地反叛，这种情况可以在精神病的病例中看到。
宗教限制了选择和适应的这种作用，因为它无差别地强制要求所有人采用它那种获取幸福和避免痛苦的方法。这种技巧的实质在于用妄想的方式贬低生活的价值，扭曲真实世界的样子，而这种妄想假定智慧带有一种威胁性。宗教强制地将人们的心理固定在幼稚的状态里，并把人们拖进集体妄想之中，以这样的代价，宗教成功地让许多人“免于”患上个体神经症。但是，宗教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作用了。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有许多道路可以引导人们获取那种幸福，却没有一条路肯定能够达到目标。哪怕是宗教也无法遵守它的诺言。当信徒最终发现自己被迫讨论的是上帝“不可预知的天意”时，他就是在承认，他最后一丝可能在苦难中获取快乐的安慰和来源只剩下绝对的服从。如果他对这种状况有所准备，也许就可以不再重复自己走过的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