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

1999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第一次读穆勒的《论自由》，至今还能回忆起初次阅读的震撼，已经发黄的旧书上密密麻麻写着很多读后感，书本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被画线标注。对于当时的我，书中很多观点如同惊雷。

穆勒是边沁的学生，他批判性地发展了老师的功利主义思想。边沁认为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多数对少数的不宽容，也就是“多数的暴政”。更何况多数往往只是名义上的，组成多数的个体大多沉默且盲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穆勒将人的尊严引入功利主义当中。穆勒认为，从长远来看，尊重个体自由会导向最大的人类幸福。从长远来看，尊重每个个体的自由，会让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增进社会福祉。

穆勒《论自由》一书开篇即引用威廉·冯·洪堡的名言：“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诞生天才，天才在一般人看来是怪异的，也不太能够循规蹈矩，但是天才会极大地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穆勒为个人自由竭力辩护，他说：“只要我们的行为不伤及他人就不受人们干涉，即使在他人看来我们所行是愚蠢的、乖张的或错误的。”“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身之善的自由，只要我们没有企图剥夺别人的这种自由，也不去阻止他们追求自由的努力。在无论身体、思想还是精神的健康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监护人。”“从长远上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

这本书至少对我个人在职业、专业和志业上都有重要的纠偏意义。首先是对“学而优则仕”职业观的反思。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叙拉古的帝师梦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诱惑。但穆勒却提醒我们，不必要地增加政府权力是一种极大的祸患，如果最优秀的人才都充斥在官僚机构，那么社会中的其他人无论追求什么，都唯有仰承官方的旨意。谋求进入官僚机构，进入之后又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人们进取的唯一目标。

当权力意味着优秀，那么权力的趾高气扬也就可想而知，它无法容忍批评，因为在优秀者看来，一切批评都是愚人的蠢见。当批评的声音不复存在，官僚体系就有可能陷入僵化，如果一国之内所有才俊都被吸纳进入政府，那么政府本身的精神活力和进取之势迟早都会丧失。

同时，当民众习惯于政府成为他们的家长，“那他们自然就会把一切临到自己头上的灾祸都视为国家的责任，并且一旦灾祸超过他们的忍耐限度”，他们就无法忍受家长的无能。因此，穆勒认为，精英应该分布在各个行业，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活力与稳定。

2005年，我又回到中国政法大学做了一名老师，我立志成为一个好老师。但是多次晋升未果后，我非常郁闷，一度想过辞职。一位朋友问我：“如果一辈子都是讲师，你还能不能做一个好的老师？”我想了很久，觉得即使一辈子无法高升，我也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好老师。朋友说：“那不就得了，好好带学生读书吧，能够成为一名有责任心的老师本身就是幸福。”

名利本是浮云，人无法追上浮云，但浮云会不经意间来到人前。越是追逐荣誉，越是难以追到；越是轻看荣誉，荣誉反而会来追你。其实，没有任何荣誉是我们伪善幽暗的灵魂所能承受的。

其次是对法律功能的专业反思。最初学习法律，我总认为法律是治人的工具，看到每个行为，本能就去想：这个犯法吗？这个要判几年？但是穆勒提醒我：总是治人的法律是人治，不是法治，法治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对权力的约束。

穆勒举了一个如何限制鹰王权力的例子。据说这里的鹰王是英国国王的谐音梗，“eagle”（鹰）和“England”（英格兰）发音很像。“在一个群体中，为了保护更为弱小者免遭无数秃鹰捕食，有必要由一个比其余者都更强的鹰王受命进行统御。但是这个鹰王对群体的戕害实不亚于那些小一号的贪婪者，于是群体又不得不对鹰王的尖嘴利爪时刻加以提防。”所以，法治思维的要义就是抛弃权力本善的预设，始终要警惕权力的滥用。因此，法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惩罚边界到底何在？

穆勒给出了一个简明的原则：“若社会以强迫和控制的方式干预个人事务，不论是采用法律惩罚的有形暴力还是利用公众舆论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遵守这条原则。该原则就是，人们若要干涉群体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无论干涉出自个人还是出自集体，其唯一正当的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伤害……仅仅是防止其伤害他人……不能因为这样做对他更好，或能让他更幸福，或依他人之见这样做更明智或更正确，就自认正当地强迫他做某事或禁止他做某事。”

正是因为穆勒的洞见，刑法理论诞生了损害学说，如果一种行为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那就不是犯罪。

一方面，立法者不能动辄以社会利益、国家利益这些超个人利益的名义随意扩张惩罚范围。在穆勒看来，如果超个人的利益无法还原为每个个体的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就是一种虚假的利益。在刑法中，有许多看似言之凿凿的罪名，在这种观念的审视下其实都是不严谨甚至错误的立法。有些行为也许对多数人构成了强烈的冒犯，但这种冒犯更多只是一种情感上的不爽，甚至这种不爽还只是人为的偏见，不能因为这些冒犯就发动惩罚权。

另一方面，立法者也不宜老以家长自居来安排民众的生活，自以为是地认为限制民众的自由是为了他们好，打是亲，骂是爱。家长主义立法只能针对小孩，不能针对成年人。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对于小孩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对于大人还这样，这就有点过了。

穆勒提醒我们法治的意义。人类的文明就如火山口上的薄纱，非常脆弱。人类要想走出治乱循环的宿命，法治可能是唯一的选择。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坚守法治的底线。

最后是对我学术志业的反思。我曾经在功名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立志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全书》）横渠四句激励着我年轻的心，我不喜欢反对的声音，容不得他人的批评，我觉得自己的志向如此高远，他人的指责与批评都只是嫉妒与无能的一种体现。

但穆勒的《论自由》把我从独断论的沉睡中惊醒。穆勒让我反思批判精神的重要性，学术的生命就是要接受他人的批评。很多时候，越是崇高的志向，越是让人忘记人性固有的幽暗，自欺导致自负。

穆勒用四个环环相扣的论证来证明，思想自由以及意见表达自由对人类精神幸福的必要性。

首先，反对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我们所笃信的可能是错误的，人不可能是无谬的存在；其次，反对意见即便是错误的，但也可能包含着正确的成分，通行的意见并不一定全部是真理，只有与反对意见碰撞，余下的部分真理才有机会得以补足；再次，就算通行意见不仅正确而且全部是真理，那也应该不断接受反对意见的挑战，因为这会让真理更加鲜活，不至于沦为教条；最后，如果真理成为教条，接受者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被动接受，真理就会失去意义，对人的身心言行不再有积极影响，最后就会沦为空洞的形式。

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不断地提及苏格拉底，穆勒和苏格拉底都主张批判精神，那么二者有无不同呢？

苏格拉底承认自己的无知，唯一所知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但是最终他还是想从无知走向有知，他所有的怀疑都是为了确信。我们越是笃定，就越是能够从容地接受一切批判。但是穆勒到底有没有相信的东西呢？如果只是为了怀疑而怀疑，如果怀疑不是建构，只是解构，这种怀疑是否会走向虚无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

随着年岁渐长，尤其是对自我人性的认识加深后，我放弃了穆勒的很多主张。在新版本的《论自由》中，我在书中随手写下的读后感主要是批评而非点赞。

穆勒对于人性太过乐观，他给人充分自由的选择，认为大部分人都会自由地选择崇高，拒绝卑劣。但我有限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不少人往往都是心中向往崇高，却自由地选择卑劣。还有人根本不知道如何选择，他们会自由地把选择权让渡，希望他人帮助自己选择。

虽然对于穆勒的很多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穆勒会欣赏我的批判态度，因为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原本就是《论自由》的灵魂。

我慢慢地告别了自己最初的雄心壮志。我不再想变得杰出，只想努力变得诚实，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职业，和学生们一起重温人类那些激动人心的教导，让他们始终以一种谦卑的批判精神来追求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能让人拥有真正的自由。我把这作为我尘世的志业。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结尾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段对话：“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人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但是，如果没有光明，对于黑夜的忍受就是没有意义的。 usktDJxARpNUslc0aZoOgSYR6fjrMAM7Nxy7cV6tJ6Y+wkLcbM8SbUiV4O/Kx4W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