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拉封丹寓言》是法国最著名的文学经典之一，在法国诗歌“理想藏书”的前十种里位居第四，在我国也是翻译得较多的作品。但在人们思想中，寓言的主要读者是少儿。尤其在我国，《拉封丹寓言》现在用作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读物，对他们来说，这本书如果原汁原味搬过来，必然分量过重，消化不易，不像《伊索寓言》那样容易亲近，尽管拉封丹常说他讲的是《伊索寓言》中的故事，他歌唱的是伊索创造的角色。

事实上，拉封丹写这本书，其心目中的读者并非少儿，是300多年前的法国知识界。他的不少故事虽来自《伊索寓言》，但他往往增加很多东西。即使是同样的故事，如果出自他手，就比伊索的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所以尽管其寓言总数仅200多篇，全部译出的话就是厚厚一大本。再说，拉封丹增加的东西涉及面很广，不但有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典故和大段大段议论，还包括他的人际交往、17世纪法国的社会状况或事件，甚至还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再加上他的兴趣、思路和表达不很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有的寓言还不很适合少儿阅读。也许正因为这些特点，《拉封丹寓言》的汉译有着不同的取向。

《拉封丹寓言》是诗体作品，但非常自由，除了《献给太子殿下》和《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等个别例外，绝大多数作品看来比较散漫，既没有固定韵式，诗行也没有固定长短（较多见的是12音节诗行，也称亚历山大体诗句），于是我们看到的汉译有的是诗体，有的是散文。一般来说，诗体本把《拉封丹寓言》作为文学经典来译，比较讲究忠实，特别是尊奉“等行翻译”原则的译文（当然，在内容与形式上，忠实的程度仍有所不同），而散文本则倾向于做成读物，对原作有较多的删节，甚至是改写。

作为曾与钱春绮前辈合作出过《拉封丹寓言全集》的译者，我感到若要让《拉封丹寓言》在我国有较多读者，确实有必要让译文面向少儿，删去原作中本不是供他们阅读，而他们也不会感兴趣的内容，尤其是那些他们根本不熟悉的细节。其实，细节越多，反而越会分散读者的注意，甚至起到遮蔽作用，就像过于繁茂的枝叶会遮蔽树干。而对寓言的阅读者来说，留在记忆中的多为那些故事的梗概，不会是细节。

出于对译诗和寓言的兴趣，我译过大量英语诗和伊索寓言，发现许多英语的诗体伊索，其中让我特别感兴趣并完整译出的，是英国作家林顿（William James Linton，1812—1897）的《宝宝的伊索》（商务印书馆，2020）。这是全部由“立马锐克（limerick）”诗体写成的“精简版”伊索寓言，每首寓言由三长两短的五行诗构成，每行诗有固定的长短并有固定的韵式。

受该书启发，我用“立马锐克”诗体做成《伊索寓言诗365首》（陕西师大出版社，2017）。这既是汉语中伊索寓言的第一个诗体本，也让我感到寓言做成诗体既非常合适，也特别有意义，让小读者在接触寓言的同时也接触到诗，从而有更多的欢快或收获。后来更是“从伊索寓言出发” ，发展出可算是“续伊索寓言”的“索伊寓言365首”。所有这些实践使我确信，值得做一本独具特色的“少儿的拉封丹”。

与此前所有《拉封丹寓言》的汉译本不同，本书中所有的寓言都采用卷首《献给太子殿下》那样的格律，也即每行诗固定为12字（大多构成5顿），两行一组，押尾韵——所以这种诗的形式称为“双韵体”或“偶句体”。当然，寓言有长有短，长的就多用几组。总之，这做法让寓言既显得规整悦目，看上去井井有条，也增添了诗味，读起来或许更有新奇感和童趣，而且全书自始至终都是同一种格律，让原来在内容上互不关联的寓言有了形式上的联系，不仅构成特色鲜明的有机整体，而且让这个整体更显得和谐有序，就像散漫的人群穿上了统一的服装，就会有某种同一性和归属感。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少儿，因此对拉封丹原作进行了“少儿化处理”，删除的寓言既是那些本不是为少儿所写，少儿也不感兴趣的，也包括一些内容平淡或者与伊索寓言过于接近而缺乏新鲜感的；同时也削减原作中纷繁的枝枝节节和议论，让读者直接接触到寓言的最实质部分，而这些经过去繁存精改写的寓言既准确传达了原作意趣，增添了诗趣，也更符合少儿的阅读习惯。

本书中收录的每篇寓言都比较精简，篇幅也绝不令人生畏（可以想象，如果书中诗的形式改为6字行或7字行，那么书的厚度将增加一倍），但我相信，这里并没有漏掉原作中能引起我国小读者兴趣的寓言，不但如此，我还认为，删除了原作中与寓言本身无关的文字后，较为简洁的故事也许更容易让儿童和少年读者感到亲切。

遗憾的是，想到用“双韵体”做《拉封丹寓言》时，我的眼睛已不能看书，看电脑屏幕更是困难，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工作了。但有了这想法就很难放弃，再说，把拉封丹寓言全做成同一种格律的诗，这样的事也未必有别人肯尝试，至少迄今为止，虽经常看到外国著名格律诗被译成了自由诗或分行散文，却未见相反的做法。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做法更有意义，也更有趣。

总之我觉得，把拉封丹寓言简化成适合少儿阅读的格律诗的事值得做，至少这可在众多汉译本中增添一个新品种。而决定做了，总能想出办法，就是妻子张人丽把原来的汉译读出来并录音，我反复听后，根据原意做成“双韵体”诗行，由她输入电脑。当然，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老伴不熟悉汉语拼音和电脑键盘，我俩的合作效率不高，还比较容易出错，也不方便时时改动。这里我要感谢诗歌翻译家谷羽先生，他在百忙之中通读了拙稿，不但给予鼓励和支持，还帮我减少了缺点和错误。

黄杲炘
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