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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过《廊桥遗梦》吗？”
郝修平眼睛注视着我，突然问道。
我点了点头。那部片子我看过，由伊斯特·伍德自导自演，是我国1996年引进的大片之一，拍得很好，主要讲述了一个已婚妇女在短短四天中经历的一场情感危机，真实细腻地表现了家庭妇女的复杂情感。许多家庭妇女看完这部影片后潸然泪下，影片公映后，引发了一场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大辩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终还是各执己见，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
我忽然想到，郝修平当时的心理是不是契合了影片中那个女主人公的情况？
郝修平继续说下去。
“不知道你对那个女主人公是怎么评价的。我是一个人去看的，我丈夫没有陪我去，因为这种影片对他没有任何意义。我一边看电影，一边抹眼泪，我把自己看成片中的那个女主人公。对于那个女主人公的选择，我没有想过是对还是错，只是觉得，无论她是离开了她丈夫，还是继续留下来，我都会很理解。我该怎么办？在那两者之间，我始终没有勇气作出一个坚定的选择，而是一直在两边摇摆，希望有一个两全的中间道路。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么激烈的矛盾怎么可以调和呢？可是，我就只能这样了。”
“过了半个月，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拿起了电话。我向他道歉，说自己那天太冲动了，他说没关系，然后提议一起去打保龄球。我们打了一个下午的保龄球，玩得很开心，晚上一起去一家日本餐馆吃饭，最后在他宿舍里，他吻了我，一切都那么自然。我第一次感觉到接吻原来是那么美好的事情，可以毫无保留地、全身心地投入，这是一种生命的、原始而真实的流露。再后来，什么都发生了。”
她低下了头，声音也轻得几乎听不见，但我清楚地发现她原本白净的脸上有了一丝红晕，我知道“什么都发生了”意味着什么。
“他有一辆丰田小汽车，自那以后他便开车带着我到很远的郊外去兜风，去游玩，那里没有认识我们的人，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和他在一起。在更多的接触中，我发现他真是多才多艺，唱歌、跳舞、读书、打球，无论什么事情都能说出一大堆道理来，对什么东西都能感兴趣。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有一次，我们去康西大草原，那天天气特别好，大概是5月份吧，阳光照在身上非常舒服。我躺在草地上，他支起画夹给我画像，一切都跟在梦里一样。”
“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过让我离开丈夫之类的话，我自然也不会主动去提，我也知道自己跟他在一起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隐隐地感觉到一种危险，具体又说不清楚是什么、来自哪里。有一次，我躺在他怀里说：‘我不想对你提出更多的需求，你对我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能常常在一起，比什么都好，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对你也许没有什么，但对我却非常重要。’他便答道：‘我知道，OK！’”
“我已经提为副研究员，是我那个实验室的主任。我们搞的一些科研项目有的属于国家秘密，有严格的保密措施和制度规定。对有些内容就是要守口如瓶，即使是对自己的爱人也不能说。当然，我丈夫也不会问这些，他的专业方向与我不一样，隔行如隔山，说了他也不懂。而我和谢中安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便会问我一些那方面的问题，我不仅一点防备心理都没有，而且还想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便滔滔不绝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他。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造诣似乎也很不错，能时不时在一些关键处提出质疑，在我一些比较得意的地方拍手赞叹。因为他公开的身份是访问学者，所以他提出问题，我们一起切磋也是很正常的，可我哪里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高级情报间谍，他和我在一起原来是为了获取我们所里的一些国家秘密级的技术情报！”
“他隐蔽得很巧妙，也很有耐心。我们每次都只讨论一两个问题，而且都是在我很高兴的时候提出来，问题也是慢慢地从表面问到核心，免得我起疑。我那时正是最快乐的时候，根本没把他往坏处想，只要能和他在一起，我什么都忘了。我自己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他有时向我借阅一些资料，我甚至干脆就送给他了，有些问题我解答后，他说不可能，说我吹牛，我不服气，最后把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实验数据给他看，看到他点头表示相信后，我心里还非常得意。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不知不觉地中了他的圈套，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就这样从我这里一点一滴地向外泄露，而我仍是蒙在鼓中，一无所知。”
“其实，我到现在还有点不敢相信他在骗我，自始至终他都没有露出一点破绽，整个过程就跟真的一样。而且，像第三次约会，还是我主动打电话给他的，如果是他一直主动约我，说不定我就会对他有所防备。难道他是故意引我主动上钩，看准了我肯定会去找他？好多资料都是我主动给他看的，他并没有提出要求，对我的感情好像也不是能够装出来的。为什么呢？我只能说他的骗术太高，表演得太逼真了。或者，我被他迷惑了，昏了头，因为我长期待在实验室里，社会经验实在太少，容易上当受骗？”
“2001年2月份，正是春节期间，他没有回美国，我初四陪他出去玩儿了一天，然后他说想去我的实验室看看。我有点犹豫：一来，按规定，我的实验室由于涉及国家秘密不能随便让人参观；二来，虽然我已经违反规定向他泄露了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但那不可能有别人知道，如果我带他去实验室，说不定碰上人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我经不住他再三恳求，再加上春节时研究所放假，人比较少，所以我就答应了。”
“我当时正在进行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对国防意义重大，属于国家机密，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据我所知，国外也在搞这个项目，但一直没有重大进展，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这个项目的研究，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将近12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2001年11月攻克了最后的技术难关。项目基本上就是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做一些后期的资料汇编整理工作，我们准备在2005年5月份上报有关部门。由于这个项目属于国家机密，所以保密制度很严格，甚至连我们自己所里的有些同事都不知道我在秘密地研究这个课题。因为这个项目的成果确实来之不易，我倾注了很多心血，所以我自己也很为这个成果感到骄傲。”
“我带他去实验室的时候，幸好没有遇上别人。他在我实验室里边参观边称赞，我听了自然很高兴，再加上本来对他就没什么怀疑，所以我开始还保持的一些警惕心理和保密意识就慢慢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先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些很一般的问题，然后慢慢地就问到了我搞的那个课题。我当时很奇怪，问他怎么知道那个项目，他说国外这个项目早就完成了，反问我为什么不知道，还简要说了一下具体的实现方案。其实那个方案我们已经实验过，根本行不通，我就又不服气，昏了头，竟然把已经整理好的准备上报的材料给他看！我当时想，这个项目极其庞杂，各种实验图表，数据实在太多了，他不可能随便看看就记住。可是，我哪里料到，在他西服前面的一个纽扣里竟隐藏了一台微型摄像机，不但那些资料，而且连实验室里的实验设备，实验台的布置设计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场景都被他拍了下来！”
我看着对面郝修平像孩子一样懊丧的神情，忽然间得出一个结论：对一个正常人而言，是否会被骗上当，与他的智商关系不大，而是更取决于他的社会经验。前些年，媒体就报道过一个女研究生在火车站被人拐骗到一个偏僻的边远地区，卖给了一个农民当老婆。当时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说研究生怎么会被别人骗了？我虽然认为这则报道可信，但不免还是有一些纳闷，现在郝修平的故事给了我一个直观的新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