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菊

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描写的“朴实小巧、花冠深红”的雏菊（ Bellis perennis ）真的需要介绍吗？人们用“甜美”“质朴”“谦逊”“谦卑”“温顺”“平凡”这些形容词描述雏菊。伊丽莎白·肯特（Elizabeth Kent）称它为“花中的 知更鸟 ”；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每年迎候它，如同“老友”归来。雏菊原生于欧洲西部、中部和北部，后来逐渐适应美洲、澳大利亚及附近诸岛等世界大多数气候温和的区域。雏菊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地方都能生长，因此，你可以见仁见智地说它是最常见的花朵，或者说它是普通的野草。

雏菊喜群居，也许正是这一习性为它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花语里赢得一席之地：雏菊的花语不多，只有一句：“我与你共情。”如果把大众化的娱乐上升至道德情操的层面，会招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讽刺。他笔下的花朵不是缄默的象征符号，它们都开口说话。尽管如此，卡罗尔依然保留了人们熟知的阶层高低贵贱的联想。当雏菊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里出现时，它的形象不是华兹华斯在诗中描绘的“花朵犹如满天的繁星”，而是一个聒噪的群体。一朵雏菊发出“尖细刺耳”的声音，已然令人不堪忍受，它们竟然有同时说话的坏毛病，让慵懒的卷丹伤透脑筋（它只有“在着实没有值得交谈的对象时”才和雏菊说话）。最后，跋扈的爱丽丝只好弯下腰，威胁道：“再不闭嘴，我就把你们摘下来！”

从另一层意义看，雏菊也有平凡的特性。它在英语中的名字源自“ dægesege ”这个古英语词，即“日之眼”，指的是利·亨特（Leigh Hunt）发现的事实：雏菊在夜间闭上“粉红色的眼帘”，第二天清晨再睁开。

然而，在法国中世纪的诗歌传统里，“小雏菊”（ marguerite ）是典雅的，具有女性的美德，而且美德的重心不在其小巧轻盈，而主要在于它适合成为“伴侣”。“她朝着阳光绽放自己，说明她内心谦和。她谦卑，恭顺有礼，姿态友好，”纪尧姆·德·马肖（Guillaume de Machaut）说道，“我每次用手采摘她时，我都能尽情地欣赏她，让她凑近我的嘴，我的眼睛，我可以亲吻、触碰她，嗅她的芳香，抚摸她，温柔地享受她的优美和甜蜜，然后，我别无他求。”同样“神奇”的是，这可爱的花朵会关闭自己的花瓣，“闭合很紧，什么都无法进入”，“她那金黄色的花心就不会遭到蹂躏和劫掠”。在马肖谈到“珍宝”（treasure） ^[1] 时，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意图充满寓意，但他不知不觉触碰了植物学知识。花瓣的闭合与蹂躏毫无关系。在夜间，雏菊的周围没有真正的授粉媒介，它闭合花瓣只是为了防止宝贵花蜜的蒸发。

1900年，理查德·基尔顿（Richard Kearton）在黎明前走进伦敦附近的一片田野，由此为一个新世纪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来到这片田野，用超越诗歌的方式呈现了雏菊的昼夜节律。基尔顿为雏菊拍摄了两张照片，一张在太阳升起前，另一张在太阳初升之后。今天人们把基尔顿视为自然历史摄影的奠基人之一。 当《睡眠的雏菊》和《清醒的雏菊》这两张照片投射到幻灯屏幕上时，观众“一生都生活在乡村的男人和女人们”为之震惊。基尔顿说，这证明摄影对每个人都有价值，因为乡下人和城里人显然都会错过自己“周围不断发生的”、许多“有趣的变化”。这两张照片不只是影像资料；更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基尔顿用聚焦的俯视镜头拍摄高度密集的花朵，使人想起沃伊齐（C.F.A. Voysey）设计的现代“雏菊”壁纸，或者19世纪90年代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为自己的餐厅创作的二维油画《小雏菊》（ Parterre des marguerites ）。自然与文化再次融为一体。此后，复杂的人工光线走进自然与文化的联系里。D.H.劳伦斯在早期的一首诗里描述，在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昏黄的电灯灯光下，雏菊“唤醒所有罪人”；他把雏菊比作妓女，她们从昏黄的灯光下走出来，面孔苍白，神色不悦。在劳伦斯看来，干扰自然节律绝非好事，无论是花还是人。

雏菊的形状是最简单的，儿童画花朵时通常画成这样的形状。然而，它的轮廓看似简单，结构却极其复杂。花朵中心有一个鲜艳的黄色花盘，从远处看，也许像一个单独的花朵。可是，这个花盘是由几十个高度密集的管状小花朵构成的每一个小花朵都有微小的雌蕊和雄蕊。雏菊最初的植物科名是“ Compositae ”（菊科），这个词指的就是小花朵的这种“集合”（composite）。围绕花盘的不是花瓣，而是一组名为“舌状花”的小花朵，卢梭把它们比作白色的小舌头。雏菊和向日葵都有管状花和舌状花，而菊科的其他一些成员只有这两者中的一种：蒲公英只有舌状花，蓟属植物只有管状花。雏菊的结构特别吸引飞蝇、蜜蜂和蝴蝶，因为当它们采集花盘上的花蜜和花粉时，舌状花便是它们绝佳的停栖之处。在早春时节，其他食物依然匮乏，许多昆虫都依赖草坪上的雏菊来活命。雏菊的根茎到处延伸，草地滚木球场或者网球场的场地管理员总想根除它们，为此煞费苦心。

雏菊用途甚多，人们视之为珍宝。药剂师用雏菊的花朵和叶子制作膏药敷于伤口处，尤其用于敷疗瘀伤（过去，人们有时把雏菊称为“骨草”“治伤草”）。雏菊花朵的形状和习性也意味着它属于像小米草（ Euphrasia ofi cianalis ）这类可用于“治疗眼疾的”花朵类别。这种说法依据16、17世纪时吉安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和威廉·科尔斯（William Coles）等草药医师沿用的“药效形象学说”（doctrine of signatures）。这些草药医师相信，上帝赋予药草以“特定的药效形象，人类可据此识别……它们的用途”。在有些人看来，雏菊贴近地面生长，这一习性就是一种形象。他们相信，雏菊的花朵会抑制生物的生长。因此，人们叮嘱乳养孩子的母亲，不可让她们的婴儿触碰雏菊；如果养狗的人士不想让小狗崽长大，有人就告诉他们，在小狗崽喝的奶里放一些雏菊的花朵。

人们为何常常把雏菊和儿童联想在一起？原因之一是，雏菊小巧玲珑。在约克郡，雏菊的名字是“小孩儿草”。更可信的解释是，雏菊花朵繁盛，无处不在，儿时的游戏随时随地用到它。成年人常常回首往昔的岁月，他们曾在“雏菊遍地的田野”（或者当地的公园）里四处闲逛，享受孩提时代的游戏。当然，他们成年后也会调整游戏规则，以适合成长后的需要。

我们首先想到雏菊白色的舌状花，依稀记得我们会把它们一瓣一瓣地摘下来，卜算是否有人暗恋我们。有人说，我们算出雏菊的花瓣数为奇数的概率很大，因此把奇数定为“是的”这个答案。当然，雏菊舌状花的数目有差异。尽管如此，游戏中总有悬念的成分。有些游戏版本更复杂，还会卜问什么时间（“今年、明年、有时、永远不会”）、什么人（“富人、穷人、乞丐、小偷”或者“勇敢的士兵、忧郁的水手、英俊潇洒的飞行员”）、爱慕我们的程度和方式（“一点点、非常、温情脉脉、热情奔放、疯魔痴狂”）。

还有一项活动全靠雏菊柔韧的花茎。编织一条雏菊花链需要大量的花朵，手指甲还要锐利，在雏菊花茎的中部撕开一个小缝隙，把另外一条花茎从这条缝隙穿过，如此不断重复，最后编成一条长花链，可做项链、手镯或者花冠。理查德·梅比（Richard Mabey）在《不列颠植物百科全书》（ Flora Britannica ）里记载了这项活动的几个版本：在编织威尔士“毛毛虫”花链时，一朵长茎雏菊从其他几朵雏菊的黄色花冠中穿过；在编织爱尔兰或者澳大利亚风格的雏菊花链时，花冠穿过自身的花茎，仿佛花朵是向下生长的。

今天，“雏菊链”这个短语应用广泛，描述任何语境中环形、线形交织的运行机制，比如多座互联的机场，商品买卖计划，电线、电子线路、设备和数据构成的各种系统。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至今依然践行一百多年前开始的传统：在每年5月的毕业典礼上，一群二年级的学生身穿白色礼服，用手托起用雏菊和月桂精心编织、长达150英尺的菊花链。小说家玛丽·麦卡锡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瓦萨学院求学，但是未能获得“手托雏菊花链”的机会。她的同班同学幸灾乐祸地回忆道，麦卡锡长着“一张爱尔兰人的脸”，笑容“扭曲”，头发“绵软”，她“不是手托雏菊花链的料”。这些同学说话刻薄——当然，她们并不赞赏麦卡锡在小说《少女群像》（ The Group ）里所描述的她们的友谊、性生活和职业。然而，这本小说远非带着甜蜜的复仇心理撰写的。倘若雏菊花链这个想法刺激了麦卡锡思考女人们纠结缠绕的生活，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少女群像》本身也激发了随后出现的一长串相似的故事，比如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 Sex and the City ）、《女孩》（ Girls ）等。

在另一项雏菊游戏里，人们把雏菊的花冠排列成一个小船队。观看这个船队在水上漂走，这岂不是世间最快乐的事吗？这自然是1931年上映的电影《科学怪人》 ^[2] 中那个怪人 的视角。当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小女孩邀请这个怪人一起把雏菊抛进湖里时，他喜不自胜。两个纯真的人之间的交流令人感动，但是，怪人扔完花朵却无法分辨孩子和花朵的差异，就把玛丽亚抛进了水里。他懊悔自责，逃进树林深处。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电影审查员对此不寒而栗，最终把弗兰肯斯坦抱起小女孩的这个镜头剪去了。然而，这只会让这部电影更加惊悚，因为当小女孩失去生命的躯体在故事里再次出现时，观众只好猜测可能已经发生的事。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电影片段才得以恢复。

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z）的脑海里孕育“雏菊女孩”这个选举广告时可能一直在想玛丽亚和那个怪人。这则广告发挥了令人难忘的影响力，给予林登·B.约翰逊（Lyndon B.Johnson）一臂之力，使他在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彻底改变了政治选举运动的原则。这是第一则无意提供信息或论据的选举广告，然而，其目的简单明了：利用并主宰观众的情绪，而且是在60秒里做到这一点。广告要产生迅疾效果，必须依赖毫不含糊、容易辨认的形象。一个小女孩掰掉雏菊的花瓣，每个人都知道其中的含义。

冷战时期的“雏菊女孩”面临的威胁比横冲直撞的怪物更可怕。广告片一开始，小女孩一边掰掉雏菊的花瓣，一边缓慢地数数：1，2，3，4，5，7，6，8，9。紧接着我们听见航天地面指挥中心急促的倒数声音。镜头逼近女孩的眼睛，从她眼睛的最深处出现了核弹爆炸的蘑菇云。广告暗示：如果他们选择好战、冲动的戈德华特当总统，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广告没有提到戈德华特的名字，相反，我们听见约翰逊缓慢而庄重地说：“让上帝的儿女在世界上生存，还是走向黑暗，这是生死攸关的赌注！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我们必定死亡。”最后一句源自 W.H.奥登（W.H. Auden）的诗歌《1939年9月1日》。影片末尾另外一个声音让我们明白了广告的真正意图：“11月3日，请投票选举约翰逊做总统。”这个广告影片仅正式播放了一次，但是影片中惊人的图像却在全国的新闻广播节目中翻来覆去地播放。在全民投票中，约翰逊赢得61%的选票；影片中摘雏菊花瓣的三岁小女孩莫妮克·科齐柳斯（Monique Corzilius）后来又给SpaghettiOs品牌的圆圈形意大利面罐头和Kool Pops牌子的果汁冰激凌做了商业广告。

“雏菊女孩”后来成了政治广告史中的一块试金石。近年来，共和党（罗布·阿斯托里诺和迈克·赫卡比）和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都换着花样地使用这种手段。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为了证明好斗、善变的唐纳德·特朗普引发的核威胁和五十年前别无二致，她又找来莫妮克·科齐柳斯。当人们看着三岁的小女孩摘花瓣的影片时，科齐柳斯说：“那是1964年的我。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对核战万分惊恐，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的孩子会再次面对同样的处境。在这次选举中，看到这样的情形可能再次来临，真的让人胆战心惊！”

“雏菊女孩”常常遭遇危险，然而，她频繁遭受的伤害并非来自怪物或炸弹，而是“被夺去童贞”。当然，这种说法适合那些被想象成花朵，尔后，经历从花苞绽放到繁殖、凋谢这一必然过程的所有女孩。当然，花朵毕竟只是花朵。当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在诗中描写铁犁碾过“娇小”花朵的“脆弱的花茎”，他立刻想起“不谙世事的姑娘的厄运”，她的花朵能逃过“铁犁残酷的蹂躏”吗？就这样，花朵的转喻从18世纪末开始根深蒂固。到了20世纪初，作品中花朵的厄运不再间接地体现，而是常以绘画形式惟妙惟肖地呈现，让人真切体会这样的命运。我所能找到的最直接的视觉呈现，是加里·梅尔彻斯（Gari Melchers）的油画《红衣骑士》（ Red Hussar ），其细节淋漓尽致。一个裸体女子想到一个体格健壮的士兵抚摸她的乳房，她不禁打翻了插满雏菊的花瓶：水从桌上流下来，倒下的花朵植株颇高的牛眼雏菊（ Leucanthemum vulgare ）依然挣扎着保持端庄的仪态。

雏菊象征女孩的童贞。然而，雏菊的这一名声也开始摇摇欲坠。《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于1925年问世，它反映了美国爵士时代的愤世嫉俗，尤其动摇了雏菊纯洁的名声。杰伊·盖茨比仰慕的对象仿佛是一朵真正的雏菊，她“眼睛明亮”，一袭白衣，是他梦中的仙女，一个毫无瑕疵的“纯洁的童贞女”。但是，当我们读完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撰写的这个充满性、谎言和欺骗的故事，我们猛然醒悟：黛西·布坎南（Daisy Buchanan）这个名字根本上是反语。她非但不朴实，反而“矫揉造作”；非但不纯真，反而“老于世故”；非但不谦卑内敛，反而热衷于“将安全和骄傲建立在贫穷人水深火热的挣扎之上”。她的话说得像花一样漂亮，可是，她的声音里“满是金钱”。

固定的形象遭到颠覆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新类型的“雏菊女孩”。这个新类型适应新时期用花朵重新创造孩子般的纯真。电影制片人选择雏菊这种花朵，因为他们渴望呈现新的、性自由的自然状态，即低幼化的性行为的自然性。由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改编、G-String公司制作的电影《拔去我的雏菊》（ Pull My Daisy ，1959）在片头曲《疯狂的雏菊》（ The Crazy Daisy ）里清楚地表达了这一倾向。片头曲的歌词源自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共同创作的一首诗，采用女性视角，由安妮塔·埃利斯（Anita Ellis）用漫不经心、轻松自如的方式演唱：“拔去我的雏菊/打翻我的杯子/我所有的门都打开了。”信息很清晰，雏菊女孩不再因害怕失去童贞而颤抖，不逃避性行为，欢快地接受自己的命运。我们在罗杰·瓦迪姆（Roger Vadim）1956年担任编剧的喜剧电影《摘雏菊》（ En ef euillant la marguerite ）里看到佩戴雏菊花朵的“童颜女星”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表演的业余脱衣舞，这部电影让我们看见完全另一个类型的雏菊女孩。此外，另一个版本的雏菊女孩出现在捷克新浪潮运动时期的导演维拉·希蒂洛娃（Vě ra Chytilová）执导的电影《雏菊》（ Sedmikrásky ，1966）里。两个无法无天的年轻姑娘玛丽1号和玛丽2号从遍地雏菊的田野里走出来，一个剧情流畅的故事自此开始。总之，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雏菊这可爱小巧的花朵、万花中的知更鸟经历了很大的改变。它不再谦卑、朴实，它变成了一个性感女郎。

[1] “小雏菊”（ marguerite ）的词义就是“珍珠”（pearl）。

[2] 改编自《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 e4JPYPkVvJNbPfdFYtOpXu4lv+JRmjVbfKvV9VQxc/xhzcgPXxa/s/HfzJh5em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