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的动物帝国：生态现代性的起源和动物园的诞生

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

将政治引入生活

1822年，宇田川榕庵（Udagawa Yōan，1798—1846）完成了他的《植学启原》（ Botanika kyō ）这一堪称革命性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翻译，生态现代性开始在日本加速发展起来。正是在那本小册子中，宇田川榕庵，这位在24岁就业已成名的西方医学和科学文本的翻译家，提出了“animal”（动物）沿用至今的日语译名。他选择使用的词汇是dōbutsu（動物），这个词的含义为：一种会移动的或有生命的东西，这个词将所指与存活、呼吸和生命力相联系。这些观念和拉丁语的 anima 及佛教对人与动物的亲缘关系的认知拥有共同的基本要素。 ^[1] 这标志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小心地介入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文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本土的。这也暗示着他的雄图大志。从《植学启原》开始，他又推出了一系列原创或翻译作品，这位本草学——一门以“药物学”（ materia medica ）为基础的学科，但是最好翻译为“自然志”（natural history）——的从业者，致力于革新日本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分类和文化定义。 ^[2] 他声称，日本专业人士从德川时代早期即开始使用的中式命名法缺乏精确性。它早就被西方学者如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约翰·雷（John Ray）和卡尔·林奈的作品所取代。在以一种旧式百科全书式的风格列举完16种不同类别的生物之后，他写道，“人、狮子、狗、野鸡”以及所有其他“能移动的事物”，今后都可以命名为“动物”。宇田川指出，有必要将传统命名的令人困惑的丰富内容，统一归纳到林奈的两个分类领域中来：动物界（dōbutsu）和植物界（shokubutsu）。 ^[3]

宇田川在他的使命中注入了一种宗教情感。《植学启原》以一种佛教箴言集的形式写就。许多段落以“如是我闻”（nyoze gamon）这个句子开始，这是宇田川在标题中提及佛经的典型模式。在19世纪的日本，这个句子通常被认为是对阿难讲述内容的肯定，阿难是随侍佛陀时间最长的弟子，据说拥有完美的记忆力。在本土寺庙和地方学校中，德川时代（1600—1868）的孩子们被教导说，在佛陀涅槃后，是阿难凭记忆逐字逐句背出了佛陀生前的布道内容，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内容才得以在寺院共同体中流传下来。 但是从《植学启原》这本书里，读者们接触到的不是佛陀的教诲，而是外国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万神殿。这本经典始于被称为“大贤（者）”的西方学者的冗长罗列，而宇田川则扮演着阿难的角色，是正确教诲的忠实报道者。

即使对日本的科学史学家来说，《植学启原》也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为什么一个如此野心勃勃、充满新想法的人，在命名法著述的遣词造句上居然采用了宗教文本的语言？宇田川是唯一用这种方式写作的人吗？历史学家西村三郎（Nishmura Saburō）指出，宇田川并不是孤例。另外一个翻译家兼兰学（对西方科学和医药学的研究）研究者吉雄南子（Yoshi Nankō，1787—1843）也出过一本随笔集，一本介绍西方天文学的影响深远的著作，而且也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以“经”的形式写成。西村侧重于从经济和专业化动机进行分析，推测宇田川和吉雄可能希望看到西方分类学的原则能够像儒家经典或佛教教义那样，为信徒广为传播，而这些信徒们又是通过与“圣人”建立联系来获取声望。 在我看来，《植学启原》所要表达的，除了上述意义外还有更多内容。采用佛经形式的做法首要表明了一种社会学和宇宙学的意图。

如同所有的宗教文本一样，《植学启原》关注的是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联系。这本精炼的著述声称在它的读者与自然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新的区别。当它将林奈的“界”的存在当作一个独立于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客观分类时，这部作品就赋予了种种更宽泛的态度转变词典编纂的形式（西村称之为“新的分类学”）。宇田川要颂扬的不是自然世界的创造力、疗愈力或道德自洽——如同德川时代早期的佛学理论家等人颂扬的，而是他在其丰富形式下觉察到的理性秩序。这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转变。宇田川提出有关自然的知识自有其价值，同时也在主张一个脱离（或是先于）人类关注而存在的自然的可能性。在如此行事的过程中，这位年轻的理论家也推动了一种转变的加速，在整个德川时代，这种转变都在积蓄力量，以摆脱看待世界的生命和存在的传统方式。 宇田川往人与自然之间新出现的缺口里敲进了一个智识的楔子——动物的观念。从这种角度来看，这本小册子标志着一种与基础连续性和传统认识论的决裂。它表明，在微观世界的层面，这种对待动物（推而广之到人）的态度的复杂转变过程，在1853年佩里到来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只不过是通过介入现有的哲学和实践（包括更古老的欧洲理论的迭代）才得以显现出来。

即便这本书把人类（hito）放在了动物序列之首，它仍基于人具有理智的假设区分了人与其他动物。在其他分类模式中会削弱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的特质——比如活力和知觉，在这本书中便成为“特性”，这是一个为了理性地追求更好模式的描述。 ^[4] 宇田川援引了佛教对跨物种的相似性（而非同一性）的认识，以及视开发自然资源为一种道德责任的现代早期新儒学伦理，来勾勒人与其他生物间更为久远的联系。在这个领域后来出现的作品指出，尽管人类确实与动物有共同的生理特质，但是只有人类将这些特质转换成了理性沉思的对象。 ^[5]

于是，人类的推理能力便成为生态现代性的双重运动的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宇田川的理论推进了人与动物在分类学意义上的分离。因为各种各样的生物被同质化为“动物”而成为可能的客观化，在1853年后呈现出人们始料不及的政治重要性，当时日本正全力拥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19世纪风行的二元世界观中，“野蛮”（savagery）成为“文明”（civilization）的反义词。另一方面，宇田川的小册子也在人类当中内化了上述的二元论。这是典型的自相矛盾。人类和其他动物都具有存活、呼吸和生命力这些存活的明确特征，但是这种一致性在日本对文明和自治的追求中不得不被否定掉。差异化具有重要的政治评判意义，但在生物学意义上又是不可能成立的，因而它也就成为一个永远没法完成的、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循环，而非一个能够指向结论的线性过程。这种张力，和那些圈养珍稀动物所呈现的纯粹景观一样，为动物园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6]

如同欧洲的情形一样，在日本，并非某个发现独自导出了这种认识自然的新方式。宇田川无疑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但是正如费德里科·马尔孔指出的，兰学和自然志的实践者都无一例外地卷入纵贯整个德川时代的专业化进程，他们在界定学科边界的同时也将自身和业余爱好者区别开来。与后来出自伊藤圭介（Itō Keisuke，1803—1901）、田中芳男（Tanaka Yoshio，1838—1916）以及一小群致力于西方书籍研究和翻译——表现为研究“野蛮人”的图书的亚学科（蕃书调所，由幕府于1856年创立）——的学者的作品一道，宇田川的小册子为这些变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连贯性，特别是在语言形式上。正如芭芭拉·安布罗斯所揭示的，在《植学启原》出现之前，这些被归类为“动物”的生物，要么是被单独命名（使用当今分类学者称之为“通用名”的名字），要么是被归置进一个变动范围很大的中观层面的分类，这些分类又往往与深植于佛教观念中的畜生道、有关存在与感知的宗教哲学（生物，ikimono、kigyō）以及神性或兽性的精神理念（化物，misaki、momo no ke、bakemono）相关。 宇田川的“动物”命名了一种深深渗透整个19世纪学术圈的大一统理念。它也使得在分类学意义上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想象成为可能，这种想象与作用于其他现代国家的想象类似。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动物”成为官方话语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由国家政策所驱动，潮水般涌入这个国家的西方教材和思想观念提供了相应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个术语更得益于宽泛的社会实用性，在19世纪80年代得到广泛运用。这是一个经典的“黏性概念”（sticky idea）：新奇、具体且好用，乍看起来既简单又深奥。读者们从杂志和报纸上看到它，学生们从学校课本上学到它，技术专家们出于以动物资源、人类和机械化作业为目标的“殖产兴业”的考虑也使用了它。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动物”通常被认为是居于一个涵盖广泛的“自然”（最常见的写法是shizen或tennen）概念之下，这个概念的命名和其思想的巩固也遵循着许多同样的路径或动力。 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动物”和“自然”的概念关系直到今日仍然未变。到1912年的明治末期，这种由《植学启原》初步勾勒出轮廓的世界观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为常识。就此而言，宇田川这本内容混杂的小册子——主要是一部科学经典——成为自然与文化（或说非人与人）的根本区分在日本发展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如布鲁诺·拉图尔这类科学史学家甚至视其为日本现代性的发端。

东京上野动物园就建立在上述发端之时。它是一个为了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分开而有意建构的机制，一种通过活的动物的教谕式展览，以帮助发明某种特定种类的人——好奇、驯服、有创造力和“文明”——为首要目标的人类学机器。作为上野公园内日本新的国家博物馆复合体的组成部分，上野动物园于1882年正式开张。它将宇田川笔下的动物王国呈现为一个包含奇观和差异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动物园推动普及了这一观念，即日本民众与关在栅栏另一侧的动物不是一类，那些动物所代表的自然与他们是截然的客我关系。

“动物园”（dōbutsuen或animal park）——这种新机构被如此命名，通过精心布置的展览，将宇田川抽象的“动物”理念运用到一种真实的、可观察的，同时也毫无疑问存在的事物身上：活的、呼吸的、会移动的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动物园推动生成了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自然秩序，这种秩序外在于（或优先于）动物园再现自然的努力本身，因而也就与政治的、文化的和历史时间的（与进化的或地理学意义相对的）日常现实脱离开来。它由此推动了以意味着教化或吸引力的展览形式出现的自然世界观的形成，这种世界观能够有效服务于诸多政治和社会目标。本章关注的就是这种转换本身、转换的暗含之义，以及上野动物园的发明。它引导着我们从日本第一座由国家主导的博物馆和动物园开始，穿过上野帝国动物园，以及那些激发它出现的欧洲和美洲的动物园，再来到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包含社会进化的政治化世界，其中动物的形象成为一种无可回避的提醒物，提醒日本将“文明”世界与自然世界分隔开来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整体而言，它也显示了生态现代性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以及相应地，这种转变是如何在一个“文明开化”的时代改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明治日本的动物分类

据一位游客所言，日本首家博物馆最受欢迎的展览既不是优雅的佛像展，也不是精美的瓷器展，相反，是一头会跳舞的北海道熊和它的两位阿伊努主人的展览。这两位来自北海道北方岛屿的大胡子原住民，和他们的动物伙伴一并来到东京，参与日本首度由国家主导的自然与文化遗产调查。该调查在明治维新三年后就全面铺开。这个三角组合在游览路线尽头的一座小建筑中表演（他们也可能就在那里生活）。该游览路线引导着参观者们在山下博物馆这个坐落在皇宫边缘地带，由展厅、仓库、办公区、动物围栏、花园和温室组成的大型复合体中穿行。这座博物馆里有日本第一所国营动物园（menagerie或dōbutsukan）——山下动物堂（Yamashita Animal Hall）。在这座木头搭建的大型建筑里，生活着从獾、熊、狗到睡鼠的70多种动物。博物馆所在的这块土地原本属于维新运动中坚之一的萨摩藩。1881年博物馆关闭之后，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建成了鹿鸣馆（Rokumeikan），也称“鹿鸣阁”（Deer-Cry Pavilion），一家由政府经营的宾馆和外交俱乐部。在那里，经常会有人们熟知的日本领导人随着西式外交礼仪用曲的旋律翩翩起舞。

山下博物馆成为日本第一家被称为“博物馆”（hakubutsukan）的机构。这个称呼凸显了居于明治时代的科学和展览文化——表现为处在日本生态现代性核心地带的诸多机构——与宇田川所实践的自然志之间的强烈关联。学者们通常把兰学研究当作日本科学现代化的开始，因为它与西方存在着清楚的联系（在德川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荷兰是唯一一个获准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但是兰学研究的发展脱胎于本草学更宽泛的学科边界，后者又是在德川时代早期从中国的本草学研究那里得名。在德川时代的想象中，中国领先于西方，于是乎本草学也就在各方面领先于（和反映着）兰学。然而，到19世纪中叶，本草学在术语上受到它自身的学科开放性的困扰。本草学（自然志）的医学方面内容最先被整合到兰学研究中来，而后，随着明治维新后的医学向西医和“汉方”分道扬镳，本草学（自然志）开始被认为是“博物学”（hakubutsugaku），意即“对神秘事物的研究”（study of myriad history）。而“博物学”这个词隐含着一种对于物质世界的整体兴趣，而非对药物学的专一研究。“博物馆”（神秘事物之殿堂）一词就得名于这种博物学。 ^[7]

博物馆远不止是一个展览橱窗。它是一个认识论的工作室，一个通过区分工艺品和动物来发明和验证种种分类的地方。山下的工作人员有意识地参与了服务国家的分类学革新进程。来自每一个新设立的县的特产被成对运到东京（刚从江户改名而来）。每一种物品的其中之一要准备送去维也纳的世界博览会（1873年5月到11月期间举办）参展，另一个则供国内展出。这些物品被运到之后由专业技术人员归类、贴标签，以备展览。而这些技术人员自己也刚刚被重新归类，被一纸政府命令从德川时代日本的身分制——这种制度将统治阶层的武士与基于出生和职业划分的农民、工匠、商人以及贱民区分开来——的成员摇身变为帝国国民。理论上，每一个国民在天皇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解放终归会有代价。个体被置于帝国的法律之下，与此同时，基于身份的体制被根除，等级制借助过去的时态重新出现：武士成为“前武士”，贱民成为“前贱民”，诸如此类。 ^[8] 对人和动物都同样如此，这种对人和动物进行系统的现代分类的革命更像是一种权力的操演——让人和事物都拥抱变化，仿佛它就是“文明”理念的变现。

维也纳博览会也标志着明治时期的国家官员在国际展览会和博览会的竞争世界中的首次亮相，而田中芳男高估了展会中自然历史的份额。田中的分类热情为宇田川所激发，他成为将“动物学”（dōbutsugaku，即dōbutsu的研究）这个现代术语用作出版物名称的第一人。基于对荷兰和德国文本的仔细研读，田中指出，动物学（就在博物馆开放时得到确认）一直内嵌在其他新词中，其中众所周知的莫过于hachūrui，它一直被认为是“爬行动物”的公认术语。“在我们的语言中少有词语来指代这些事物，”田中在前言中写道，“于是我不得不为它们创造些新词出来。”但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为dōbutsugaku这个词所描述的海龟、鳄鱼或绝大多数的其他生物。他以一种林奈式的逻辑思辨谈到新儒学的“正名”实践，指出这种实践从来就没有准确地命名过动物。只有正确的名字才能带来正确的知识，田中在后来为教育工作者而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声称：只有正确的自然世界知识才会有助于捍卫日本作为“文明国家”的地位。

山下博物馆是一个有开放限制的机构，会在举办现代国家新兴的官方博览会、以盈利为目的“见世物”或物产会时暂停开放。这些项目在德川时代曾非常普遍。如同后来相继成立的国家博物馆和动物园一样，山下博物馆也试图援引这些文化先例，再根据日渐浮现的现代性逻辑去校正和规范它们，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现代性逻辑本身就具有景观意义。 ^[9] 出于对席卷全国的变化的好奇，以及在戊辰战争（1868—1869）之后对转移注意力的追求，人们乐于将江户时代无所事事的习惯投入新的用途。 1873年4月，博物馆短暂开放了两个月，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这里。当他们来到展览现场时，会看到由好几百种物品精心组成的大手笔收藏，每一种物品都为田中和他的同事分类并标注。人群络绎不绝地穿过花园，走进展览大厅，再来到最后的动物围栏，在那里，阿伊努人和他们的熊正在表演，官员们不得不延长了开放时间。在这一年，山下博物馆在日期尾数为“1”或“6”的日子开放（显然，这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是根据新颁行的格里高利历来定的，而历法本身就是博物馆内一个小型展览的主题）。

从一开始，山下博物馆就成为一个博物馆和动物园杂糅的机构，一个横亘在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被人们提炼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定义，并通过展览表现出来。就在田中和他的同事们着手工作的时候，动物和自然被从人类与文明的含义中清除出去。在山下博物馆，分类既是一个理论操演的过程，又是一个实物处置的过程。当技术人员处理那些特殊对象——动物及其他——的时候，他们也完善了在人类手工制作的产品（jinkō，人工）与天然的事物（tenzō，天造）之间发挥作用的区分。山下博物馆体现了人与非人的根本分野。长远来看，这种从西方文本和现代早期自然历史理论中汲取权威性的分野，发展成为一种规范性的分裂，一个形塑着整个日本展览复合体的主要隐喻。短期来看，这种分裂的最清楚证据在于田中所管理的“天产部”（Tensanbu）这个独立部门的出现。中期来看，它则影响着上野公园展览复合体的布局，在那里，博物馆的人造世界与动物园引进的自然被割裂。在这个机构的布局中，自然是为文化服务的。田中的同事町田久成（Machida Hisanari，1838—1897）指导着山下博物馆历史、艺术以及文化器物的处理。在1882年国家博物馆正式开放时，他成为该馆的首任馆长（也是田中的上司）。

山下博物馆展览中的自然景观远非自然造就，而是人类劳动以及时不时出现的分类混淆的结果。“事物不会自行归类，”町田在1878年不无沮丧地写道，“很多事物就实际而言很难分类。”“天产”尤其如此，他接着说，看起来类与类之间的区别“就取决于用途”。他的苦恼情有可原，毕竟一个人在处理蚕或纯种马这些事物的时候，怎么可能将自然与文化割裂开呢？正如田中和町田所认识到的，马这样的家畜已经为人类驯养了很长的时间，对于明治工业化来说不可或缺的蚕，其繁殖和喂养就完全依赖于人类。那这些事物应该算作人工还是天造？山下博物馆对这两个例子给出的答案都是“自然造就”，但是怎么放置又充满了争议和质疑。正是通过这类争议，自然理念的本身才在博物馆得到天然化。尽管单个物种和器物的分类和命名会持续引发人们的愕然和论战，但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停下来质疑区分的事实本身。于是乎，认为人类和自然是分开的这种假设已在19世纪70年代的山下博物馆被规范化为标准，同时，如同斯蒂芬·田中（Stefan Tanaka）所揭示的，这种假设在19世纪已遍及日本列岛。

区别也暗示着等级划分，当参观者穿行在博物馆时，他们通过事物的正式展陈顺序就已然分辨出各种类别的高下。这里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古物馆（Kobutsukan），一个包含20多个展览区域的杂乱无章的木头建筑，每一个展览区域都致力于讲述人类历史或文化的某些方面。该建筑最早的导览手册以英语列出“艺术、历史、教育、宗教与军队（军事装备）”五个部分。 古物馆有将近1 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比山下博物馆其他所有内部空间加起来都还要大。将人们引向大厅优雅入口的花园被分成11个独立的植物花坛，每一个花坛都种满了精选出来的植物样本，这些样本根据用途被定义为：“食用”“药用”以及“欣赏”。在山下博物馆，就连草坪也都在执行着分类任务。

当游客走出古物馆的时候，他们也就步出了日本先前文化成就的纪念碑，进入一个新的自然历史的建筑化呈现中。专注于生物研究的宇田川，在《植学启原》里设定了一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分支结构，山下博物馆里的陈设也回应着林奈1735年在公认的典范之作《自然系统》（ Systema Nature ）中提出的三分模式，这种模式影响了一大批西方和日本的分类学家，包括宇田川本人后来的作品也是如此。田中将山下博物馆的天产物划分为三个领域：动物、植物和矿物。植物根据其实用性再作进一步划分；动物则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普通的和科学的。每一个展览都在积极宣扬分类的努力。山下博物馆没有刻意掩盖这种分类体系源自人类的性质（在后来的机构中，这些现代生活的分类规范得到了更全面的自然化），相反，它将分类行为本身呈现为一个展览关注的对象，一个新时代的象征。

山下博物馆的第二个展厅展出无生命动物类，以强调动物世界的多样性，并展示这种新的命名法的效用。这里充斥着的大量物品让人回想起欧洲的珍奇柜或德川时代的展览，这里保存有一些剥制动物的标本，从孔雀到豪猪，从骨架到头盖骨，泡制着海洋生物的罐子，老虎的皮，各种各样的牙齿，以及由田中收集的蝴蝶等昆虫标本。田中把每一个标本都用大头针按序列订在玻璃下，旁边是标签，标签上有对应的拉丁双名、常用名以及分类说明。历史学家上野益三（Ueno Masuzō）评价该展览为日本第一个“真正现代”的自然历史展览。这些蝴蝶最后还被送到维也纳世博会，在那里引起了相当轰动的反应。 ^[10]

动物类之后是植物类。参观者顺着游览路线，穿过动物标本展，之后就会来到两座专门展出植物的建筑。第一座放满药用植物和装饰植物的标本，这些植物中很多都是在对外贸易扩张期新进口到日本的。植物学文献也和从这个国家丰富的本草学印刷品中挑出来的精品一并展出。第二座建筑则用于农业和林业展示。这里的植物风格迥异，构成了一个出自德川时代的统计调查实践的具象世界。在这些统计调查成果的运用上，最有名的当属田中的老师伊藤圭介，他在德川时代后期致力于将本草学应用于发展本土经济的努力。而这预示着“自然资源”的现代话语。 人们将有关大米种植、造林术和外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内容和有关肥料、种子储备的标记系统一并展出。该展览聚焦于物质财富和自然产品在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在此之后，就是山下博物馆前半部分建筑群中的最后一座——矿物厅，玻璃柜中放有铜、金、煤和银等矿石，并附有对它们品质和用途的说明。尽管来自这些展览的记录支离破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农业厅、林业厅，还是在矿物厅，富足和希望都是支配性的主题。困扰着20世纪日本的资源稀缺的幽灵似乎在山下博物馆富饶的宇宙中不曾出现。

从规则式的前花园开始，篱笆墙隔开了活生生的自然，将博物馆的占地一分为二。当参观者们退出矿物厅，走进后花园的时候，他们也就步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必须依靠视觉和嗅觉去体验。动物厅占据着博物馆的后半部分。在这里，游览路线不是直接将参观者带进动物厅，而是先将他们引导进由三个狭长大厅组成的一组建筑，这里展出的是国内外的高新科学技术。这些展览延续了矿物厅铁、铜和煤等矿物展览的逻辑，当然，它们也高度彰显了动物饲养与19世纪政治经济的重要关联性。在日本早期现代和早期工业化时期的经济中，动物被视为活的机器，能够将储藏在植物中的太阳热量转化为对人有用的劳力或食物热量。田中在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里谈到“有用的动物”，这些作品大多出版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其逻辑也反映在动物厅本身。这片土地最后面的部分是用来进行驯化实验的饲养围栏，这来自田中1867年访问巴黎世博会时受到的启发。

山下博物馆动物厅展出的动物品种记载含糊，而且不同时期的记载有不同说法。但是据历史学家佐佐木时雄估计，在1875年，应该有多达33种动物分布在公园各处展出。其中既有从中国进口的一小群水牛，也有五英尺长的日本大蝾螈。这些在当时广受欧洲收藏家追捧的大蝾螈，和佐野常民（Sano Tsunetami，1823—1902）从法国带回的兔子共享着一个展览空间。佐野是维新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最亲密的同事，也是早期展览政策最主要的倡导者。佐野接受过绪方洪庵（Oguta Kōan，1810—1863）的兰学研究训练，自1867年参观巴黎世博会回来之后他就开始提倡创建国家动物园、植物园和博物馆。很大程度上如同都去过世博会的田中和町田一样，佐野回国后就坚信，恰当的展览能够吸引西方帝国主义的注意并促进国内的统一。他捐出的这只兔子（明治早期的日本有着对宠物兔的古怪狂热），与满满一板条箱的睡鼠、一只友好的纽芬兰犬，还有日本第一只活的帝国战利品——小型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共同展出。这只豹猫是帝国军队在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时得到的。 ^[11]

即便是在这样一种展览奇观中，阿伊努人和他们的熊表现得也相当抢眼。这头好玩且肥硕的熊在受到游客的食品款待时会“跳舞”。阿依努人似乎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坐落在一个小池塘旁边的熊屋，成为孩子们在整个参观中特别喜欢的地方。在那个小池塘里很可能还有只会表演的海豹，它也来自北海道。尽管如此，这对町田和他那些博物局文化事务部门的下属没有什么吸引力可言。肩负着再造民族艺术传统的使命，町田的团队不客气地称这种表演为“见世物”，不过是唤起过气的德川时代旧时光的把戏而已。阶层和审美因而在这种评价中扭结为一体，被先前的武士阶层灌输给绝大多数的平民大众。武士的认同是通过与城市平民、乡村农民特别是贱民的区别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贱民承受着歧视，部分是因为他们的职业基本上是屠夫和处理动物尸体（这被视为污染的源头）的制革工人。在町田和他的团队看来，面向平民大众，并受世纪中期在日本巡回演出的西方马戏团的启发而出现的活体动物展，无疑是“文明”的具体呈现。这种偏见，将阶级的色彩引入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也影响着山下博物馆之后的机构设计，我们今天在上野还可以参观到这些机构。事实上，山下博物馆一直就被视为向一个更持久也更壮观的结构体迈出的重要一步。

展览复合体中的动物

国家博物馆复合体于1882年3月20日在上野公园正式开张的时候，动物和艺术已经被明确分开。动物园——先前博物馆的第二展厅——位于上野公园的边缘，一处可以俯瞰不忍池的树木繁茂的山谷，选择这里是因为它最接近淡水资源。博物馆则与之相反，占据着公园的主要部分。它占有公园内人们能够找到的最长的观光线路的起点。博物馆的落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明治政权挪用了一个纪念德川的场所来安置它的新展览复合体。幕府将军三大家庙之一的宽永寺就坐落在上野山上。这一带还有15位幕府将军中的6位的坟墓，以及供奉德川家康——江户幕府开府将军的东照宫神社。上野山也是1868年幕府拥护者（传说中的彰义队）与叛乱分子进行血腥革新战争的场所。这场战斗结束五年之后，这一大片充满政治意味的土地作为“公园”（kōen，或称“公众花园”，另一个新造词汇）向公众开放。至此，帝国的启蒙便以博物馆和新奇的动物园的形式，被绘制在早期现代的宗教传统和封建效忠景观的至高点上。 ^[12]

作为一个号召全民为国服务的新空间，上野公园成为展现人们与政府、日本及世界的新联系的舞台。如同托马斯·R. H.黑文斯（Thomas R. H. Havens）所揭示的，上野公园自1873年开放以来，就成为颂扬明治政权景观的最首要的场所之一。当熙熙攘攘的人群填满公园的中心大道，当人们在寺庙间溜达，享受着公园的文化设施时，他们实际上是被引导着将这种无所事事的愉悦和好奇心的满足归功于新政府的慷慨馈赠。国家批准的游行等官方活动填满了这个区域的正式日程，官方还设立了一个警察局来保证人们行为得体。官员们催促着大众去参观这一区域，不仅要去见证国家赞助的“文明”的累累硕果，也要领会这些人群本身的景观含义，即来自首都不同阶层的大量民众在一个被旧政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区有序参与政府许可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感知这种共享体验，这些城市人口才慢慢转变成具有自我意识的国家“公众”。 ^[13]

动物园和博物馆的建设都着眼于塑造大众的思想和行为。然而，这两个机构在一些关键方式上又有所区别。博物馆如同之前的山下古物馆，追求通过将列岛人类既往的多元文化呈现为一种国家叙事，捍卫这个国家的文化起源；与之相反，动物园则是征用动物和自然来服务于日本的民族国家以及这个民族国家对文明的宣示。在执行这些功能的时候，两个机构都强调国内和国际受众并重。向内，这个国家碎片化的政治风景被编织进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它们发挥着教谕景观的作用，沟通信息，呼吁社会文化权力的再分配。向外，它们则成为展示日本自诩与西方相匹敌的文化的场馆。

上野公园展览复合体被规划为日本回应西方制度现代性之举的组成部分。佐野、田中和杰出的启蒙提倡者福泽谕吉等旅行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访问了欧洲和北美，也游览了风靡于19世纪西方都市的动物园、博物馆、植物园和展会等。这些欧洲文化的教谕景观有可能是西方商业创造力和国家力量的关键来源之一，这些日本观察者很快就清楚地知晓这一点。这些机构——其核心被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称为现代“展览复合体”，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整套设置。如福泽就在他广受欢迎的书籍《西洋事情》系列中，将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与展会、动物博物馆和医药博物馆这类相关机构相提并论。 ^[14]

福泽最早发明了“动物园”（dōbutsuen）这个术语。他在《西洋事情》中如此介绍道：

［在西方］有种地方被称为“动物园”。活的动物、鱼和昆虫被保存在动物园里。狮子、犀牛、大象、老虎、豹子、黑熊、棕熊、狐狸、獾、猴子、兔子、鸵鸟、老鹰、隼、鹅、燕子、麻雀、蛇、蟾蜍，所有这些稀有但又让人震撼的生物都被保存在那里。人们根据它们的不同特点提供食物，并将温度调整到一个能保持它们鲜活的范围。鱼被保存在玻璃柜里，有足够的淡水作为补给。

福泽是在19世纪中叶周游世界的第一拨日本人之一。作为佩里事件后德川幕府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的成员，他得以在1860年前往美国，在1862年前往欧洲，《西洋事情》就是基于他的旅行经历写成的。在19世纪60年代晚期，这套10卷本丛书得到出版并成为最热卖的书。也许把这些书称作旅行见闻和百科全书更合适，它们提供了有关西方和“文明”事物的梗概。从医院到贫民窟，从学校到收容所，福泽描述了反映西方现代性的许多关键机构，以及他为这些常见机构新发明的术语。就动物园这个例子而言，他没有简单效仿其他早期旅行家使用一个更熟悉的术语来命名动物的惯用做法，如kinjū这个词，这个词我们今天有可能会翻译成“生物”或“禽兽”。相反，他选择使用宇田川的外来词dōbutsu来识别这个机构。在《西洋事情》出版之前，这个词仍是一个只有福泽这样的专家才掌握的本草学术语，因为他赴美之前受过兰学的训练，而更广泛的读者大众则对这个术语一无所知。如同它所命名的机构一样，dōbutsuen这个术语本身也传递出某种新奇的专业知识的意味。 ^[15]

正如福泽注意到的，这种展览非常见动物或物体的理念对19世纪的日本人而言并不陌生，但是日本的旅行者们很快就意识到海外的展览复合体不同于他们熟悉的国内原有的各种展陈实践。首先，欧洲政府和上层阶级将资金投入这些公众机构，其目的就是要吸引受众游移的目光。这些展览的规模和细节把人们能够在东京看到的东西远远甩在后面。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为服务日益增长的大众福祉，大量文化和科学财富从私人拥有的领域——以珍奇柜为典型，但也包括杂耍和类似事物——转向了由国家管理的公共机构。这些公共机构依赖于使用新的组织技巧和展览技巧，而这些技巧意在传达的并非一个完整的微缩世界，而是展览背后更宏大的真实的感受。在福泽和其他日本游客看来，这些机构因而成为一个抽象且独一无二的“文明”的索引。上野公园展览复合体的建设就是挪用这种文明的尝试。 ^[16]

动物园在展览复合体中占据着一个奇怪的位置。正如贝内特注意到的，类似的机构整体上都有将躯体和物体移入一个日益公众化的剧场的特征，通过再现这些躯体和物体所从属的东西，这些机构成为向全社会传播权力信息的工具。而动物园的特殊动力学则对此进行了翻转：它在展览行为中实施了禁锢，而这又使得它与另外一种现代机构结盟：监狱。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方，动物园和监狱的发展基本都起步于同一时间段，都有着相似的展陈控制。这两种机构彼此相似，不是将对象转移进公众的视线，而是将它们包围起来。正如米歇尔·福柯雄辩地指出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规训视角逐渐被隐藏起来，藏在监狱固若金汤的围墙后面。在它的大门内，犯人们处于持续的监视之下，如同动物园里随时被游客观察的动物一样。 ^[17]

如同其他所有的现代动物园一样，上野动物园既拥有展览复合体的要素，也拥有“监狱群岛”（carceral archipelago）的要素。它不安地处在二者之间，这种情境有助于解释那种经常会伴随着动物园参观行为而涌现出的古怪悲伤感。19世纪的动物园是围绕人与动物的简单区别而建造出来的一个运用规训技术的剧场，其间规训通常以游戏或教育的形式出现。正如渡边守雄指出的，现代监狱和动物园都受益于欧洲皇家动物园的技术进步。 在这些动物园中，美泉宫和凡尔赛宫最为典型，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座位被放在自然世界再现的中心位置，为层层的动物围栏所环绕，这些围栏看上去就像是从皇室中心向外辐射开来。理论上，这些被关在围栏中的失去自由的动物对统治者来说随时可见。皇室用餐或娱乐的时候，他们在自然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便因为这种他们悠然享受的风景而得到象征性的确认。福柯注意到了与此类似的动力：“全景敞视监狱就是一座皇家动物园，只不过动物被人类所替代，个体为特定的群组所替代，而国王则为这鬼鬼祟祟的权力机器所替代。”

人们也会指出，动物园其实就是一座监狱，在这里，犯人被动物所替代。罪犯的分类变成了生物学的命名分类。而鬼鬼祟祟的权力机器进行的规训凝视则变成观光客渴望的眼神。在动物园中，观光客的凝视如同统治者的凝视，这些假冒的“君王”或孩子气的“皇帝”能够像他们扮演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一样随意提出要求。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动物园管理者们都听惯了游客抱怨不能随时看到特定的动物，而也许这些动物天生就喜欢隐藏自己。但许多前往动物园的人都带着这样的想法，门票钱买的就是自己在闲暇时间看到每一种动物的权利。

在19世纪的动物园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围绕着动物和文明的定义之轴轮番操演。在栅栏的一边，这种机构成为前现代政权行使惩戒权的明证，君主（或幕府将军，或封建领主）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也被藤谷隆称为允许臣民活着的权力。福柯将其称为“统治权力”（sovereign power）。然而，在动物园，是动物而不是人类臣民，赤裸地向这种统治权力臣服，统治权力通常只在极少情况下被行使。如同处在专制主义之下的人类臣民一样，在动物园里公开动用杀死动物的权力，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方都属于例外状态。为冗余动物执行幕后的安乐死是动物繁殖的常规操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只有在诸如动物逃逸或攻击饲养员这类紧急情况下，人们才会公开杀死动物。人们总是把动物园与生命保护联系在一起，在绝大多数动物园，照护行为本身就是精心设计的表演（如公开喂食等），但是很显然，这类照护行为相当于赠送一个礼物或尽一种义务，二者在极端情况下都能够被撤回。 ^[18] 这个机构是，也始终是权力的如实演示。

在栅栏的“文明”这一边，生命得到更为精心的养育。19世纪的动物园让动物世界匍匐在参观者脚下，它们也操演着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动物园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至少是暂时参与统治权游戏的机会。通过游戏行为本身，宇田川所称的dōbutsu的双重运动——最开始是外在于人的，而后又内化于心，拥有了一种新的政治意义。通过展出动物，动物园成为一个被福柯称为“生命权力”的表达机制，一种积极的规训形式而非消极的惩罚。在生命政治的领域里，权力是首要并且富有成效的，无论是在行为上、在规训上，还是在动物园的理念模式上。动物园将权力转化为某种内在于人类主体因而也定义着人类主体的东西。按福柯的思路，诞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这种政治形式，对任一既定社会都标志着“现代性的开端”，但是，注意到这点也很重要，即“统治权力”和“生命权力”在现代社会里是共存并相互重叠的。

动物园邀请参观者去观看兽性的发端，而无须涉足其中。在观看动物的过程中，参观者被引导着将生成于展览复合体内部，并能有效地转化为自我认知和自我约束的态度内化于心。和博物馆高度类似，动物园也要求参观者认同权力，并视权力为他们所拥有的、政府和上层精英出于全民整体利益的考虑而管理和传导的力量。这就是动物园工作的不可思议之处：服从于展览的内在规训的不仅仅是动物。我们穿行在动物园的不同空间，我们也监控着自己和他人，我们被要求视展览所呈现的世界观为一种自然的表达，而非一种规范社会和形塑我们自我意识的努力。 ^[19] 这也就是古贺忠道——上野动物园1933年至1962年间的园长，称动物园为“一种制造文明的人和动物的机制”时所想要表达的。

19世纪的日本人初次目睹圈养动物时，很难不感受到随之而来的巨大兴奋感。受政府赞助的岩仓使团的精英成员，在1871年到1873年间受命出访西欧和美国。他们沉迷于现代欧洲动物园精心打造的动物景观，很显然，他们很享受这种错觉引发的快感，即这些异国动物就是为了取悦他们才被囚禁在那里的。久米邦武（Kume Kunitake，1839—1931）是使团领队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1825—1883）的特别助理，他在使团旅行的正式报道中，记录了不计其数的对动物园等展览复合体内容的造访之旅。 其中，有关他们前往伦敦摄政公园的记述尤为生动。摄政公园于1847年向公众开放，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上野动物园的参照模本之一：

在公园里，游览小径蜿蜒在小山、林木和湖泊间。树木和灌木丛的葱葱绿意和碎石小径的明亮洁净相得益彰。林木葱郁的小山看上去相当迷人。每一步风景都让人驻足；每一处转弯之后，风景都让人耳目为之一新。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无法看全所有的事物。在这些景观的中央，围栏被做成不同的建筑样式，保存着满世界找来的或是从自然中设法抓来的鸟儿等动物。那里有温和的野兽，如大象和骆驼，也有凶猛的野兽，如熊、狼和豺。树木不时因狮子、老虎和美洲豹的咆哮而瑟瑟发抖，而空气也因为鹰、隼的长啸而战栗。 ^[20]

在久米对动物园的溢美之词后面，是一长串他们看到的异国动物的名单。这些文字流露了他难抑的兴奋以及力图提供一份在访问期间所观察生物的完整清单的愿望，也许是受到了动物园自诩百科全书式地再现了自然的激发。久米的情感喷薄而出，赞美之词像极了现代旅游业的广告语：“还有这么多的东西要看，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天已经黑了。” 毫无疑问，他们都沉迷于景观之中。

久米的报道传递出的对摄政公园的印象是伊甸园似的。描述完那些温和地待在围栏中的蹦跳的袋鼠和嬉戏的孔雀之后，久米发现：“在热带温室里，人们利用蒸汽的热量来保持春天般的湿润。鹦鹉在喋喋不休，猴子在欢乐打闹。空气中带有几丝花儿的芬芳。毛色鲜亮的小鸟儿在笼子里掠过，啾啁不停。”久米心目中的动物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将技术号令凌驾于整体自然之上，即使四季也不例外。当久米报道动物园里收藏的大量热带鸟类的时候，他不仅仅为鸟类标本的美丽毛色所吸引，更是为那些用来保存它们的诸多技术所震惊。“如果这些鸟儿没有被安置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的话，即使不死，它们也会日渐衰弱，最终失去观赏价值。因此，单凭这一点也能看出，在这个国家，一门科学的动物养护技术进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很显然，这种体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无害的好奇，尽管好奇毫无疑问是动物园想要引出的主观性的最重要方面。久米将从动物园那里感受到的愉悦与更具体的关怀联系起来。在19世纪，动物园成为国家力量公认的尺度和标准。动物园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体现一个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以及这个国家将普罗大众塑造为有创造性的、自主自立的市民的能力。动物园成为进步和声望的衡量标准。久米和他的西方同行一样，视这种联系为不证自明的。他对摄政公园和英国大加赞赏：“我们在欧洲没有看到哪个动物园的丰富性足以和摄政公园动物园相匹敌。”同时，他也认为荷兰动物园多少有些不相上下。最终，荷兰动物园还是被评判为稍逊一筹，原因在于一来它缺乏风景，二来它的代表物种数量和伦敦收藏的没法相提并论。荷兰动物园提供的自然索引的权威性不足。而且，通常很少有哪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动物园会忽略掉自己国家的动物。由此，久米反复强调，要判断一个国家管理其自然资源的能力，完全可以基于它的动物园的状态。

这些现代动物园和日本的杂耍以及自然历史展览有共通之处，久米和他的同伴们都相当清楚这一点。然而，动物园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效用上都远远优于日本现有的动物展览。有关动物园最早的讨论记录出现在使团抵达他们旅行的第一站旧金山时。相关记述通过聚焦于这种相遇的美好视觉体验，高度彰显了动物园教谕式展览的新功能，以及能够被感知到的对于国家的好处：

在西方，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植物园和动物园。在日本，尽管也有动物园和公园，人们在那里可以看看动物或鸟类，但是其规模根本没法和西方的相提并论。这些动物园也许看上去和西方的动物园多少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其设置初衷相去甚远。在西方，动物园意在吸引人们的眼睛和耳朵，让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身、为了区别而看，目的是推进工业化、推动知识和学问的传播。这类项目尽管花费巨大，但是人们无须为此担心，因为最终其利益相当可观。

正如人们所认识的，动物园能够有效吸引观光客的凝视，磨锐他们的洞察力亦即他们作为产业工人的能力。植物园和动物园“推进物质科学的发展，并且鼓励农业、工业和商业新进步的发现”，因而“能作为服务国家财富增长的手段”。 这种对实际效用的追求并不像德川时代某些道学家认为的那样颓废或奢华。在一个帝国时代，这种追求无疑是国家成长的动力来源，也是民族独立的保证。

久米和其他官员都视展览为一种统治的工具。他声称，博物馆和博览会让欧洲在一个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彻头彻尾的变革”，这种理解预示着它们在日本的运用也会带来好兆头。“从1800年始，欧洲拥有了它当前的财富，”他写道，“但是，只是在最近40年，欧洲才达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了不起的繁荣程度。”英国的工业发展尤其迅速，久米指出，这很大程度上源自“女王的顾问阿尔伯特亲王的努力”，亲王赞助了“1851年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伟大展览”。在久米看来，海德公园展览 直接引发了英国制造业的一场革命。“英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了他们产品设计的贫乏。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们将模仿法国的不可取的做法抛到脑后，转而开始寻求自己国家的特色表达。体现这种思维的英国产品，在1855年法国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博览会上表现相当突出，从那以后，英国从法国进口的工业产品的数量开始减少。这种变化完全归功于那次展览的影响。” 他继而认为，世界博览会的成功直接导致了公共博物馆和相关机构在全欧洲的成立。经由展览所引发的国际竞争，更是直接催生了工业革命。“因而，也就在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内，全欧洲的工业制品就达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高度。”似乎展览只需简单地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服务国家上，就能够提高效率，让一个国家在进步的轨道上开足马力前进。

上野动物园

上野动物园的成立，始于明治时期国家试图将先行者们在欧洲发现的新观看方式制度化的努力。用佐野常民——将“dōbutsuen”这个词用在明治时期的政府文献中（1875年的一份指导文件）的第一人——的话来说，日本展览复合体的目标在于“通过眼睛的教育来发展人们的知识和技能”。不过，在佐野和绝大多数其他官员眼里，博物馆，而非展会或动物园，经由他所称的“凝视之力”，能充当起“殖产兴业”努力的理想载体。动物园并非与此全然无关，只是它更多扮演的是一种辅助的角色。佐野还憧憬了一个“围绕着博物馆的巨大、质朴、美丽的公园”，这类公园就包含植物园和动物园。这种想象的机构的向心性分布影响着未来上野公园展览复合体的外形设计。佐野在预算资金申请中声称，这些机构不仅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健康的娱乐，还能够影响参观者的视野，通过培养他们的“辨别力”来帮助他们理解一个全新的学问和知识领域。 ^[21]

规划之初，动物园的建设被置于内务省博物局的管理之下。除了负责山下博物馆的日常管理外，该局还负责上野公园展览复合体的建造工作。1881年，就在展览复合体开放前一年，管理权出乎意料地转移到新成立的农商务省，这个决定反映出一种信念，即展览实践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商业造诣以及管理自然资源的能力。动物园的管理被归到该省的自然历史部门。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1886年，在岩仓具视的催促下，整个展览复合体的管理都被转移到宫内省，以此应对即将实施的宪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国家博物馆和上野动物园在1882年开放，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成为它们的第一个正式主顾。睦仁在那里的首次亮相并非他在这些市政机构提供的大舞台上的唯一露面。公众在参观动物园时会被暂时假定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凝视权，但同时他们也被督促着去相信这种游戏是为天皇所赞许的。1889年，上野动物园被正式重新命名为上野帝国动物园，皇室和动物园便被绑定在了一起。也就在同一年，经宪法授权的新国家立法机关正式成立。这个复合体始终保持在天皇的直接控制之下，直到1924年上野动物园连同上野公园本身一道被移交给东京市的公园事务部门。该举动据说是为了纪念皇太子、未来的昭和天皇裕仁（1901—1989）的新婚。

上野动物园的财政也是一桩复杂事务，尽管早些年间的记录已多有遗失，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动物园这个机构发展成了博物馆的摇钱树。尽管动物和艺术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展览部门，但是动物园始终处在博物馆的管理之下，而且动物在吸引成千上万的付费游客这件事上比起历史和艺术更加有力。路边杂耍和其他私人娱乐（与诸如公开裸体和犯罪举止一道）受到注重形象的明治政府的审查和控制。明治政府在1876年推出它的第一个《违式诖违条例》（ Ishiki kaii jōrei ）。动物园有可能受益于这种新变化。无论如何，考虑到现代早期路边杂耍的受欢迎程度，动物园能够吸引成群结队的人是不足为奇的。博物馆门票和动物园门票是分开销售的。在1882年，动物园的门票被定为1日元（周二到周六）和2日元（周日）。博物馆的门票明显要贵些，工作日是3日元，周六是2日元，周日是5日元。这些机构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太阳历对于工作周时间设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休闲时间”的划定是如何被体现到日常生活概念中来的。

两种票价的差别得到微调，这是因为管理者注意到了两个事实：首先，与一些官员的担心相反，看起来更穷困一些的参观者在造访博物馆时并没有出现失当行为。他们的行为可以说是和环境高度相称的。这些参观者举止得当，表现得并非在看路边杂耍或马戏表演，而是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博物馆里游览。其次，游客们在观看这个国家的历史珍宝的同时也愿意付同样多的钱去看外来动物。到了1902年，也就是上野动物园首度向公众开放的20年后，门票价格调整为动物园4日元、博物馆5日元。从较早的时期开始，儿童票就比成人票便宜，学生票从1887年开始也有了折扣，士兵们从1905年开始可以免费入园，这是对他们在日俄战争中的付出的回报。 这类政策在绝大多数现代社会（当然也包括日本）看上去再自然不过，但是它们也最好被解读为形式精妙的社会工程，它们本就是这么被规划的。

门票收入被视为维持博物馆财政稳定的关键要素。在保守的宫内省的管理之下，博物馆只能在保持资本再投入最小化的情况下努力提升动物园的人气。相对而言，博物馆缺乏对动物园的投入，整体又无力支撑自然历史展览，这种状况推动了19世纪80年代晚期人们为了将动物园独立出来而将自然历史部门转到文部省的努力。但是，这些提议在1889年被刚成为博物馆总负责人不久的九鬼隆一（Kuki Ryūichi，1852—1931）平息下来。在九鬼心目中，机构优先级是相当清楚的。“博物馆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动物园。来自博物馆所有部门的年度收入……差不多将近7 600日元，而动物园就超过4 000多日元，占博物馆整体收入的半数以上。动物园于我们的财政而言是一大助益。” 九鬼提出，移走动物园会严重损害博物馆的利益，从而削弱宫内省管理之下的一系列机构。动物园只能待在它该在的地方。

从一开始，上野动物园就吸引了比博物馆更多的付费游客。单就开放头一年看，二者的参观人数相差近3万人：博物馆吸引了174 444人，动物园则是205 504人。在第二年里，差距继续翻番：博物馆123 672人，动物园184 992人。到了1885年，差距再度翻番，当时动物园吹嘘它的游客比它更沉静的姊妹机构多出10万人（195 587对92 471）。在1888年，受动物园首次大象展出的刺激，动物园的参观人数突破了35万人。10年之后，受动物园展览“活的动物战利品”（参见第二章）的新角色的驱使，动物园的参观人数首次突破了100万人。这些动物战利品获取自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其中包括骡子、大型猫科动物、马、狗和骆驼等。最终，以两头长颈鹿的到来为标志，动物园的参观人数在1907年达到峰值。这对长颈鹿被称为Fanji和Grey，它们的到来是该物种在上野动物园的首次亮相。它们到来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内，大量人群涌进动物园。

随着参观人数的急剧上升，官员们也认识到动物园会是一个有用的社会工具，一种与市民大众沟通交流并建立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正是市民大众在一年或更早之前在日比谷公园发起过反对政府的暴动。正如安德鲁·戈登所说，日比谷的大众暴动不是左派革命，而是为了抗议终结日俄战争的《朴茨茅斯条约》。在个体为国家的战争努力作出多年牺牲之后，日本成为第一个打败欧洲“强权”国家之一的非西方国家。人们涌向先前的山下博物馆附近的街头，不是抗议政府宣称在亚洲的军事优势的活动，而是敦促国际上更多地承认日本的国家实力，要求政府认可民众为民族所作的牺牲。动物园作为战利品橱窗的角色因而变得对官员特别有吸引力。

石川千代松和展览的进化

生态现代性的政治主张在石川千代松（Ishikawa Chiyomatsu，1861—1935）的作品中以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布局整合起来。石川是国家博物馆自然历史部1900年到1907年间的负责人，正是他将Fanji和Grey带到了上野动物园。1907年，新建的长颈鹿馆加热系统因通风不良而产生烟雾，将这两头非洲反刍动物毒死，石川也就在这起非常规死亡事件引发的流言蜚语中引咎辞职。这位追随着田中芳男的脚步进入博物馆管理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也是最后一位受过完整本草学规程训练的动物园园长。石川在离开上野动物园时，还是国际公认的进化生物学家，并在东京帝国大学执掌教席。正是石川，而非别人，将上野动物园的动物征用到19世纪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讨论中来，从而将宇田川《植学启原》的逻辑放大为一个以孩子和成年人为目标的社会改良和大众动员项目。离职之前，他已在动物园断断续续工作长达17年之久。

石川是一位典型的大众科学家，他的时间主要用于实验室科学研究、动物园管理，以及撰写一系列涉猎广泛的科普书籍和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多以儿童和青少年为受众。石川于1861年出生于江户幕府将军的一个家臣家中，后来进入开成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深造，加藤弘之（Katō Hiroyuki，1836—1916）是他的导师之一，加藤是东京帝国大学法理文学部的创始人，也是后来社会进化大论战的重要参与者。石川素来喜欢动物，在开成求学期间就致力于学习英语和本草学。内战期间他一度离开江户，之后重返这个已被重新命名为东京的城市，在新的大学（成立于1877年）和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S.莫尔斯（Edward S.Morse，1838—1925）以及查尔斯·O.惠特曼（Charles O. Whitman，1842—1910）一起做研究。他也和箕作佳吉（Mitsukuri Kakichi，1858—1909）一起工作。箕作佳吉是东京大学的第一位动物学教授，也是伊藤圭介和田中芳男的导师，后来成为植物学教授和东京大学小石川植物园的园长。

石川所受的训练不限于日本。他也是深具影响力的进化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韦斯曼（August Weismann，1834—1914）的学生，在1885—1889年跟从韦斯曼学习。作为韦斯曼早熟的学生（据说也是韦斯曼最喜欢的一个），石川在弗莱堡注册入学时，就已经在日本声名鹊起。石川在翻阅他父亲收藏的本草学经典的过程中成长，188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用日语写成的自然选择法入门书《动物进化》（ Dōbutsu shinkaron ），该书基于莫尔斯1877年在大学的讲座内容写成，成为日本科学史重要的分水岭。该书体量不大，只有9个章节，包罗了这一领域所有的重大主题。但是，正如石川后来指出的，它改变了日本科学探究的进程，放大了宇田川几十年前的《植学启原》一书背后的思想并且巩固了伊藤对“生物学”（seibutsugaku）和“科学”（kagaku）新领域的先驱性贡献。 ^[22]

直到近年，科学史学家们才倾向于将现代生物学在日本的出现视作一场革命，有点接近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概念，一种在两个没法相提并论的系统间的转换，但是生态现代性内在的延续性没法证明这一点。我们仔细阅读从宇田川到伊藤、田中再到石川的文本，会发现有一点很清楚，即生态现代性尽管让人焦虑不安而且时不时被热议，但却是通过一系列改写或翻译作品浮现出来的。尽管这些文本的完成时间相差大半个世纪，诸如石川和宇田川这样的学者将其观点当作一种革命性的构建，但是这种构建本身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捍卫职业区分的更宽泛努力。业余人士和专家之间从而划出了一道分界线，好将“文明”和现代科学与既往传统分离，很大程度上，就如同田中和石川努力在展览复合体中将人与动物分离开一样。这类专业化的传说之举，得到历史学家令人信服的回应。到1935年石川的学生出版他的作品全集的时候，生物学家们转向《动物进化》或石川更有影响力的续作——1891年出版的《进化新论》（ Shinka shinron ，1897年修订），将其作为基础文献，而不是一头扎进那些晦涩难懂的本草学文献中去。 ^[23]

由莫尔斯表述——在来到日本之前，莫尔斯曾在哈佛大学路易斯·阿加西的手下工作——再由石川撰写成形的《动物进化》一书提供了进化论在全球扩展的生动写照（显而易见，这本书不只是直接的翻译，里面很多观点无疑是石川本人的）。它揭示了现代生物学的基本理念如何传入日本，继而呈现出直接的政治重要性。莫尔斯在讲座中涉猎广泛，他演讲的话题从犬类繁殖技术的发展延伸到林奈命名法中纲和目的关系。但是在《动物进化》里表现得最强烈的不是对动物的新理解，而是对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新感知，这是一种不详的展望。莫尔斯天生有戏剧性的本事（至少石川的翻译表明）。莫尔斯后来回忆，1877年10月6日，他向好几百名学生和教职工完成他的第一场讲座之后，迎来的是“不安的掌声”。当时这场讲座以令人不快的高潮内容告终：

如果我锁紧这间演讲厅的大门，几天内在座那些身体更虚弱一些的听众就会出现在死亡名单里。而那些身体状况良好的人也许会在撑上一周或两周甚至三周后死去。现在，如果这个世界的门也如这间大厅的门一样被关上，那么，一旦不再有足够的食物供给［所有人］时，虚弱者就会被杀死，而强壮的则会留下来，因为他们有能力弄到吃的。如果这种情形持续好几年，在这些年里，人和动物彼此为食，那么将来的人类就会完全不同于我们当下的人类。一种恐怖的人类就此诞生了。

莫尔斯的讲座指出了自然选择机制和人类无休止竞争资源之间的联系，而这导致人类的天性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他在第二场讲座结尾时强调，“认为人类自身由于某种不明原因不会变化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莫尔斯继续说，将矛头对准了听众中的西方传教士：“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是他们实际上只是占据了阶梯的最高位置而已。”在最后的总结中，他认为人“无非是一种能读书会推理的动物而已”。 作为对宇田川《植学启原》的回应，被当作文明基石的智识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的必要条件。而一个文明的人类，也无非是“有智识的动物”而已，而且总是面临退化到兽性生物的威胁。这种退化甚至能够发生在一种相对的状态中，即一个民族或种族停滞不前而其他民族或种族在大踏步前进。

《动物进化》没有忽略政府和社会，它们是通过竞争筛选出来的令人向往的“特质”。莫尔斯将对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Descent of Man ，1881年译成日语）的讨论引入一种斯宾塞式的逻辑思辨中，从对个体的研究转向对整体社会的研究。他指出，战争也是发展的驱动力。“具备在战争中有用的特质的种族（shuzoku）更容易活下来。”在他看来，这些特质包括共享的宗教或政府。技术当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很显然，拥有制作金属武器能力的族群会打败那些只能以弓箭来战斗的族群。因此在古代，当不同的种族在战场上狭路相逢的时候，往往是先进种族活下来，而落后的种族被摧毁。这就是物竞天择。”从种族的层面看来，战争就是物竞天择的发动机，对莫尔斯来说，这种战争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还发挥着其他的功能。尤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部非洲和太平洋群岛的“野蛮人种”。这些与世隔绝的族群第一次暴露在外来竞争之下，饱尝社会进化的过程之苦。莫尔斯也不是全然冷酷无情的。他注意到了这种遭遇的不幸意味，但是更重要，也更有说服力的是，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在莫尔斯的讲座里，社会进化俨然具有自然法则的地位。

这本书因而成为有关种族、科学和公共政策，以及生命政治的日本式讨论的正式入门。它表明了日本人在那个看似由生物学左右着帝国未来的时代所特有的焦虑。在最后的讲座中，莫尔斯反复强调：“生活在非洲的原始人皮肤黝黑、头颅狭长（‘大猩猩’和‘黑猩猩’），和现在生活在那里的黑人类似。而生活在亚洲的原始人（红色人种）有着棕色或黄色的皮肤，头颅短小如同马来人种。这就足以说明非洲人更接近大猩猩或黑猩猩，而马来人种更接近‘红色人种’。” ^[24] 在这种世界观中，日本的位置何在呢？日本人无疑在莫尔斯的仿生学猜想中被漏掉了，但是，此前莫尔斯喜欢引用并着墨甚多的美国颅相学家塞缪尔·乔治·莫顿（Samuel George Morton，1799—1855），提出了“蒙古人种”（Mongolians）的概念，其中就包括日本人在内。这个概念首度出现在莫顿1839年的作品《美洲人的头盖骨》（ Crania Americana ）中：

这个人种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以灰黄色或橄榄色的皮肤为明显特征，这些皮肤紧覆于面部骨头之上；他们有着长而直的黑色头发和瘦削的下巴。鼻子宽且短，眼睛小而黑，倾斜成一定的角度，上眼睑呈狭长的拱形，颧骨宽而平……在他们的智力特征方面，蒙古人种富于机巧，擅长模仿，拥有高度脆弱的农耕文化（即学问）……所以他们无论感知还是行动都非常多面全能，曾经被与猴子相提并论，因为这些猴子的注意力能够持续地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 ^[25]

在这些表述中，文化与科学交织为一体，搅乱了自然和社会的分野，尽管它再三宣称自己使用的是客观的科学话语。

比戈的日本

《动物进化》的种族化逻辑有助于解释明治时代政治圈对展览的重视程度。佐野、田中、町田和其他领导人一样，相信展览有助于日本的低社会阶层学会看穿笼罩自身的“无知之雾”（fog ofignorance，久米的原话），而这种能力一旦被灌输下去后，就能够直接传递给下一代。这是一种有着声望卓著的科学依据作为强大支撑的理念。莫尔斯在一篇关于拉马克后天获得性性状遗传理论的神经学导读中（1801年），指出“大脑”如同肌肉一样，“能够通过［智力的］劳动而得以改良”，由此这种变化就能够一代代传递下去。 ^[26] 事实上，莫尔斯主张，正是作为一个实体器官的大脑的发展，才将文明人与野蛮人区分开来。这种个体的进步能够通过自然选择机制来改良下一代人的看法在明治日本大行其道。这种看法在进化进程（曾被萧伯纳描述为“创世进化”）中考虑到了更大的能动性，而且它还开放了这种可能，即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非凡的共通的努力，有效地加速自然选择进程。只要人们接受拉马克主义或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在这点上可视为拉马克主义的衍生物），教育和展览就能够通过影响社会进化机制来确保国家或种族的未来安全。 ^[27]

这类情绪并不只局限于大学讲堂，它们充斥于林林总总的书籍页面并最终传达给消费者。它们渗透于明治时期的识字群体中，无论是在动物园外还是在动物园内。如果说有一张图像能概括这种日式推理背后科学与大众文化间交互反馈的文化现象的话，那一定是法国讽刺画家乔治·比戈（Georges Bigot，1860—1927）的一幅讽刺漫画。比戈在巴黎美术学院就读期间曾拜入东方主义代表画家杰罗姆门下学习，并于1883—1899年间在横滨生活。在横滨他出版了流行讽刺漫画杂志《鸟羽绘》（ Toba-e ）。我们所要讨论的这幅漫画发表于1888年，即《走向世界的先生和夫人》（ Monsiuer et Madame vont dans le Monde ）：先生和夫人正准备外出参加晚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步入社会”。他们在镜前精心打扮的一幕被精确捕捉到。图片左上角的日文“名磨行”（对于绝大多数外国读者来说想必不好辨认），给他们打上“笨拙”或“厚颜无耻”的标签。图中的女人脸型狭长，长长的羽毛头饰使她看起来比男性伙伴要高，穿着一条有繁复裙撑的西式风格裙子。男人双手叉腰胳膊向外，看上去相当自信而且对自己的形象沾沾自喜，他的眉毛上挑，也许正在微笑。

这幅漫画的寓意，如同莫尔斯的讲座一样，既露骨又复杂。乍看之下，镜子似乎只是简单地揭露了当时情境的“真实”。镜子里的镜像抹去了文明的夸饰，交叉线的阴影擦除了雨伞、外来剪裁风格的西服和束腰的紧身衣，将这对夫妇的形象展示为动物，从而将他们内在的粗野暴露无遗。 然而，当我们从看到镜像时最初的惊讶抽身出来，返回这对夫妇本身时，另一层意义便昭然若揭。在漫画所描述的野蛮与文明之间，根本就没有分岔点。作为莫尔斯理论的演绎，男人看上去仅仅是有打扮能力的动物。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因而被潜在地混淆了，由此制造出一种驱动这幅画面的紧张感。通过使用这个时代的专用术语，比戈将这对夫妇描绘为要么“野蛮”，要么“半开化”。他的读者们（日本人或其他人）也能明了这种种描绘笔触背后暗含的假设。如同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指出的，许多日本杰出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福泽谕吉）深信，日本衰败的危险来自这种还远远没有实现全然启蒙的“半开化”含糊状态。 ^[28]

很显然，这幅讽刺漫画的简单逻辑与大学讲座的类似。比如图中的男人，确实拥有猿类的一些特征，他那上过蜡的小胡子凸显了他前突的牙齿和上颌骨，而他退缩的额骨难免让人回想起莫尔斯提及的非洲大猩猩。这一物种在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托马斯·S.萨维奇（Thomas S. Savage，1804—1880）引入西方科学中并讽刺性地命名，成为相当具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退缩的额骨通常为19世纪诸如莫顿这样的颅相学家解读为具有犯罪倾向或缺乏创造力。

有人会认为，画面中的男人和女人都不可能像我们那样看到镜子中的猿猴形象，所以这是针对他们的笑话。不夸张地说，他们就是在模仿文明，汲汲于莫顿所引述的这种模仿行为之中。通过模仿，他们强调了自居真正文明的宣称，这种文明被想象为在别处某个地方，也许和观看者融为一体，也许在理想化的西方。比戈对镜子的运用也有助于他的读者一瞥这对夫妇的自我愚弄行为。对杂志的读者来说，这位先生和夫人被镜像“欺骗”，不仅仅标明了这对夫妇的自我认知和他们天然本性的不同，还标明了读者自己和这对滑稽夫妇之间更关键的区别。只有人类才能够看穿假象， ^[29] 这种信念在19世纪广为人们接受。通过观看这个动作，观察者被区分开来，有人也会认为，这种区分行为本身是以拥有智识为前提的。

只有我们更仔细地观看时，这幅讽刺漫画的复杂含义才体现出来——难道它就不能被终极解读为对科学种族主义的一种讽刺性抵制？毕竟，比戈的读者大多是日本人，有能力读懂“名磨行”，他们也和这个法国人一样，站到那里并且洞察镜中幻象。比戈不是一个简单的偏执狂，他对日本的态度，如同其他许多西方定居者一样，众所周知地摇摆不定。他与一个日本妇人有过短暂的婚姻，作为父亲，很让他们的儿子们感到骄傲。他也和日本激进政治理论家如中江兆民（Nakae Chōmin，1847—1901）及其他知识分子交好。他抨击的目标多数情况下是日本精英阶层和政府官员——那些“拙于应酬”的社会贤达和夫人——而非整体的日本。事实上，同时代的日本讽刺杂志如《团团珍闻》（ Marumaru chinbun ）就利用灵长类动物来讽刺政治家们。正如大贯惠美子所指出的，几个世纪以来，猴子一直被用作日本人揽镜自照的文化对象。在明治时代，发生变化的是这种讽刺的意义本身，而非将动物用作隐喻这种形式。在动物园和一个更宽泛的文化中，一种有关动物和文明的新的并置涌现出来，其中诸如存活、呼吸和生命力等人与动物共有的生物需求都威胁着要把日本人划入野蛮人的范畴里去，屈从于西方帝国主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 ^[30]

小结

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没有哪个理论家——达尔文、拉马克、斯宾塞或其他人——能够主导社会进化理论。明治时代的科学家及知识分子如石川和加藤弘之都是精通多国语言、如饥似渴的阅读者。正如莫尔斯后来回忆的，他们经常和波士顿、伦敦和柏林的同行一样，在同一个时间阅读着同样的文本。学生和教职工们一并潜心研读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查尔斯·林奈（Charles Lyell）、赫伯特·斯宾塞、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以及石川的老师韦斯曼的原著或翻译作品。1902年，丸善株式会社对近80年来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和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达尔文《物种起源》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西方典籍，没有之一；歌德的《浮士德》位居第二；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 A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 ）位居第三；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位居第十。

尽管莫顿的主张有刻板化倾向，但是他的学术观点既没有被简单地效仿也没有被不假思索地搁置一边，相反，它们得到反复讨论，如石川和其他专业动物学家如丘浅次郎（Oka Asajirō，1868—1944）之间的讨论那样。丘浅次郎曾经和韦斯曼共事，一起做过物理学实验来验证理论的有效性。专业化带来了职业的区分。兽医职业的出现是19世纪中叶的一种人为制造——最早的兽医训练，也是生物学家的训练，起步于1876年。作为日本第一个自然科学学会，东京生物学学会由莫尔斯于1878年发起成立。学会很快就成为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论战的舞台，当然还有斯宾塞广为人知的“适者生存”理念。这些论战也相应反映在加藤、石川、丘浅和其他人的专著里，还有部分集中在1888年开始出版的《动物学杂志》（ Dōbutsugaku zasshi ）这类专业杂志中。

石川追随着韦斯曼，一度是一名激进的达尔文主义者，而与此同时，许多日本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是他的老朋友加藤弘之，则更倾向于斯宾塞或拉马克的温和选择论。在1891年出版的《进化新论》一书中，石川站在了更坚定的达尔文主义立场上，声称选择只能通过有益的先天特质的繁衍扩散来发生，而不是通过拉马克或斯宾塞的追随者所认为的后天获得性性状的遗传来进行。对于石川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在一个既定的族群内部，进化无非就是生、死和人口再生产。在他看来，其他任何事情都是雄心勃勃的“迷信”。

尽管如此，加藤、石川和其他知识分子还是就进化理论更宽泛的含义达成了一致。石川将他的《进化新论》献给了加藤，他有关细胞的描写——细胞被认为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生命构成的最小单元——影响了比他年长的加藤，加藤又转而将这个概念运用于1912年出版的《自然和伦理》（ Shizen to rinri ）一书。对这两个人来说，也是对那个时代许多其他的政策制定者、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来说，民族国家而非个体才是关键的进化单位。正如石川所写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挑战在于以适当的进化知识“开启民智”，从而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他们在“自然进程”（natural process）中的角色。对石川而言，动物园，连同学校还有展览复合体的其他组成部分，都是努力开展进化教育的理想场所。

正是这种大众教育的紧迫性将Fanji和Grey这对运气不佳的长颈鹿带到了东京。石川在《生物的历史》（ Seibutsu no rekishi ）前言里写道：“拉马克理论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长颈鹿的脖子，他认为长颈鹿是因为要去够金合欢树的树叶，脖颈才那么长。”尽管在学术话语中他是达尔文主义热烈的拥趸，然而，石川并不准备将Fanji和Grey征用到与拉马克主义的派别之争中。他视它们为社会进化的工具本身。“大众教育，”他在《生物的历史》的结语中写道，“将是驱动我们民族进化的动力之源。唯一能够将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的正是教育。”这是一个“对日本人来说特别重要”的观点，因为他们不得不加速社会变化，如果他们希望追赶上更为先进的西方列强的话。

石川在生命政治学层面革新了宇田川的《植学启原》，他声称，人类文明就是一场依赖保持理性的生物能力来进行的或赢或输的生存竞争。然而，在这个“文明的时代”，求知的能力不得不通过民族国家的普罗大众来整体呈现，而不是简单地靠个体自发行动。 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大规模灌输自然选择的诸多好处的细节性知识，而在于自然地假设个体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通过使用工蜂或战蚁的类比来将专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与其他的劳动大众区别开，石川强调，“普罗大众”必须“自我意识到”他们应该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和国家的需要。也正是以此为发端，教育和展览变得非常重要，生态现代性开始从专家学者论战的领域侵入大众政策的领域。

与石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一致的动物园展览，努力为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重新定义文明的本质。生态现代性原初的脉动是智识性的和专业化的。宇田川和其他的自然历史专家们希望更深入地理解自然世界，好将他们自身与那些业余人士区别开来。佩里的到来将权力和地缘政治学投射到这种还未成气候的区别之上。日本向西方文化的“开放”给“动物”问题带来了一种民族紧促感。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西方文化主要是通过展览来得到定义。它也将那些论战——诸如伊藤、町田、田中和宇田川等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多少也是政治边缘人物的论战，放大到有关国家政策的讨论中来。成为关键引爆点的，是这种生产出动物园的机制的放大，而不是《植学启原》代表的静悄悄的知识变革。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宣言并没有改变这个国家，但是，正如茱莉亚·安德尼·托马斯所揭示的，当他们再认识和再梳理“自然”的观念时，他们确实重新定义了思想和行动可能的水平线。诸如町田、佐野和田中这样的机构创建者，以及像石川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使得动物（dōbutsu）的概念以及对自然（shizen）的包容性看法成为大众熟识的东西，远非晦涩艰深的专业术语。

宇田川的新术语没有被雪藏。这个概念得到了普及推广和提炼，被广泛运用于儿童读物、学校课程、报刊文章和大量的公共机构中。在这些地方，这个概念连同物质层面的进步有力地改变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态度。到1907年石川离开动物园管理岗位的时候，对绝大多数日本城市居民而言，用以描述自然的话题再也不是曾经的路边杂耍，不是自然历史手册，甚至不是日本内陆地带的山峦沼泽，而是动物园这种机构的“文明”空间。而这种机构在40年前乃至更早的时间里籍籍无名。但是，用斯蒂芬·田中恰如其分的话来说，到1912年明治时代结束之际，这种“具象化的自然”以及为社会进化所要求的内在疏离，变得如此无处不在，以至于动物和未被驯化的自然被再度想象为寻找一种失落的、更纯粹的人性的核心所在。相应地，由国家经营动物园的展览文化，使用这种逻辑去重新定义生态现代性的地理维度，将未被驯化的野外动物形象向外投射到日本日渐扩张的帝国，而不是像农业民族主义者和其他人倾向于做的那样，投射到日本国内的乡村。然而，动物园也表明，在帝国的边缘地带依然能够发现还不曾被文明征服的纯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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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如芭芭拉·安布罗斯注意到的，“动物”这一角色出现在几个世纪之前的日本和上千年前的中国。它们出现在中国的《周礼》，以及公元2世纪日本平安时代的诗歌总集中，最有名的就是藤原仲实（Fujiwara no Nakazane，1056—1118）编的《绮语抄》和《伊吕：波字类抄》（12世纪中期）。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术语在1822年被赋予新的重要性。参见芭芭拉·安布罗斯的《争议之骨》。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宇田川知道这些先例的存在，他清楚表明了他写《植学启原》的意图在于找到一个与西方“动物”概念相对应的日语表达。也可参见胡司德（Roel Sterckx）的《早期中国的动物与守护神》（ 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特别是第16—19页。以及詹姆斯·巴塞罗缪（James Bartholomew）的《日本科学的形成：建构一种研究传统》（ The 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 Building a Research Tradition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有关佛教与动物的联系，参见平林章仁（Hirabayashi Akihito）「仏教が教えた動物観」，收入中村生雄（Nakamura Ikuo）、三浦佑之（Miura Sukeyuki）編『人と動物の日本史：歴史のなかの動物た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第102—125頁。

[2] 感谢费德里科·马尔孔向我推荐了宇田川榕庵的著作。宇田川在他1835年的《植学启原》和1840年的《舍密开宗》中扩展了经书的形式，而《舍密开宗》这本书则奠定了现代化学使用的绝大多数术语。对于这些议题的经典回顾，参见西村三郎『文明のなかの博物学：西欧と日本』上下，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99。也可参见托戈冢原（Togo Tsukahara）的《西方化学概念在日本的引入》（ Affinity and shinwa ryoku: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hemic al Concepts in Japan ），阿姆斯特丹：J. C.希本（J. C. Gieben），1993年。《植学启原》曾再版，见上野益三（Ueno Masuzō）、矢部一郎（Yabe Ichirō）編『植学啓原』，東京：恒和出版，1980。

[3] 西村三郎：『文明のなかの博物学』，第483—486頁。宇田川榕庵最终还是将“真菌类”（fungi， kin ）添加到他的分类目录中。宇田川全本的《植学启原》可以在网上查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2012年6月28日查询，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bunko08/bunko08_a0208/bunko08_a0208，html。也可参见上野益三「宇田川榕庵の植物学」，收入『博物学の時代』，東京：八坂書房，1990，第102—109頁；上野益三「宇田川榕庵：近代日本动物学の草分」，收入『博物学者列伝』，第130—134頁。

[4] 如同帕梅拉·阿斯奎思（Pamela J. Asquith）和阿恩·卡兰注意到的，就“事物的固有品质和特征”的意义而言，“sei”能够翻译为“自然”。参见卡兰和阿斯奎思的《自然的日本感知：理念和幻觉》，收入阿斯奎思和卡兰编《自然的日本意象：文化视角》，纽约： 松，1997年，第8页。宇田川在《植学启原》中扩展了这种讨论。关于江户日本的动物再现，参见野村圭佑（Nomura Keisuke）『江戶の自然誌：「武江産物志」を読む』，東京：丸善出版，2002。

[5] 莫里斯—铃木在新儒学与自然研究上提出类似的观点。参见泰莎·莫里斯—铃木的《日本前工业时代的自然与技术观》（“Concepts of Nature and Technology in Pre-industrial Japan”），收入《东亚历史》（ East Asian History ），1（1991）：81—96。也可参见阿斯奎思和卡兰的《自然的日本感知》，第1—35页；阿恩·卡兰的《日本自然中的文化》（“Culture in Japanese Nature”），收入O.布鲁恩（O. Bruun）和阿恩·卡兰编《自然的亚洲感知：一种批评方法》（ Asian Perceptions of Nature: A Critical Approach ），伦敦： 松，1995年，第243—257页。斯蒂芬·田中和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都使用更宽泛的“自然”框架来把握这种动力所在，在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们围绕这些问题纠缠不清的时候，他们都各自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分析。在两人的作品中，加藤弘之都被视为通过查尔斯·达尔文、恩斯特·海克尔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将时间在自然中更广泛投射的典型。参见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的《加藤弘之：将自然转向时间》（“Kato Hiroyuki: Turning Nature into Time”），收入《重塑现代性》，第84—110页；斯蒂芬·田中的《自然的自然化：纯粹时间》（“Naturalization of Nature: Essential Time”），收入《现代日本的新时代》（ New Times in Modern Japan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110页。

[6] 这里我引用了吉奥乔·阿甘本（Georgio Agamben）对米歇尔·福柯的批评性回应。吉奥乔·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也可参见妮科尔·舒肯的《动物资本：生命政治时代的日常呈现》，第9页。

[7] 参见迈克尔·迪伦·福斯特（Michael Dylan Foster）的《骚动与游行：日本怪物与妖怪文化》（ Pandemonium and Parade: Japanese Monsters and the Culture of Yokai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尤其是第30—35页。上野益三『序文：江戸博物学のロマンチシズム』，收入下中弘（Shomonaka Hiroshi）編『江戶博物学集成』，東京：平凡社，1994，第12—15頁。现代兽医药（juigaku）的发展也很重要；它标志着人和动物分野的医药化。宇田川在这一转换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在他的《植学启原》中，他指出植物学只有同人们对医方本草的追求分离开来，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

[8] 关于社会地位及其翻转重建的历史，参见戴维·L.豪厄尔的《19世纪日本的身份地理》（ Geographies of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

[9] 佐々木時雄（Sasaki Toshio）：『動物園の歴史：日本における動物園の成立』，東京：講談社，1987，第106—114頁。参见彼得·科尼基（Peter Kornicki）的《19世纪日本的公开展陈与价值变迁：明治时代早期的展览及其先驱》（“Public Display and Changing Values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Exhibitions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and Their Precursors”），收入《日本学志》（ Monumenta Nipponica ），49（1994）：167—196。

[10] 博 会事務局：『目録』，第184—193頁。一个大型的蝴蝶收藏品也被带到维也纳世博会，在那里，该展览吸引了收藏家和专业人士相当大的关注，这些人对珍稀品种总是兴致盎然。参见田中芳男編『飯田市美術博物館』，饭田市美术博物館，1999，第16—18頁。

[11] 关于入侵台湾的行动，参见罗伯特·蒂尔尼的《野蛮热带：比较框架下的日本帝国文化》，尤其是第33—77页。关于“兔子热”，参见彼得·S.德加农（Pieter S. de Ganon）的《钻进兔子洞》（“Down the Rabbit Hole”），《过去&当下》（ Past & Present ），213（2011）：237—266；佐々木時雄『動物園の歴史：日本における動物園の成立』，第108—110頁。

[12] 关于公园和绿地，参见丸山宏（Maruyama Atsushi）『近代日本公園史の研究』，東京：思文阁，1994；以及托马斯·R. H.黑文斯的《公园景观：现代日本的绿色空间》（ Parkscapes: Green Spaces in Modern Japan ），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2年。

[13] 《帝国上野》，收入《公园景观：现代日本的绿色空间》。关于“公众”这个提法以及这个国家新的公共意识的政治衍生物的出现，参见卡罗尔·格卢克的《日本的现代神话：明治晚期的意识形态》（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谢尔登·M.加农（Sheldon M. Garon）的《现代日本的国家与劳动力》（ The 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安德鲁·戈登的《战前日本的劳动力与帝国民主制度》（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关于日本现代警察的历史，参见大日方純夫（Obinata Sumio）『近代日本の警察と地域社会』，東京：筑摩書房，2000。

[14] 庆应义塾大学：『西洋事情』，查询于2012年5月1日，http://project.lib.keio.ac.jp/。关于展览复合体，参见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的《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纽约，劳特利奇，1995年。

[15] 关于“转译西方”（translating the West）的过程和政策，参见道格拉斯·豪兰（Douglas Howland）的《转译西方：十九世纪日本的语言和政治归因》（ Translating the West: Language and Political Reas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动物园”（dōbutsuen）一词的起源，参见佐々木時雄『動物園の歴史：日本における動物園の成立』，第7—36頁。应该注意的是，佐佐木和其他绝大多数关注这个动力的学者都忽略了“动物”（dōbutsu）一词在19世纪场景之下的革新特质。大家感到惋惜的是，“动物园”（zoological garden或dōbutsuen），没有被冠以动物学问园（dōbutsugakuen）这个更强调该机构的科学本质的称呼。“gaku”这个后缀通常被理解为“研究”或者类似“动物学”（dōbutsugaku或zoology）这样的学科命名的标志。这里我要强调dōbutsu这个词本身在19世纪中期有着特殊的含义，但是它很快就自然化得如同只是19世纪末人们广泛使用的“animals”一词的简单同义词而已。

[16] 托尼·贝内特：《展览复合体》（“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收入尼古拉斯·B.德克斯（Nicholas B. Dirks）、杰夫·埃利（Geoff Eley）和谢里·B.奥特纳（Sherry B. Ortner）编《文化／权力／历史：当代社会理论读本》（ Culture/Power/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7页。也可参见贝内特的《博物馆的诞生》以及蒂莫西·米切尔的《殖民埃及》，尤其第Ⅻ页。

[17] 日本的第一座现代监狱于1874年在东京高山城下町设立，那里而今成为东京火车站。参见丹尼尔·博茨曼（Daniel Botsman）的《现代日本打造中的惩罚与权力》（ 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以及福柯的经典之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第2版，艾伦·谢里登（Alan Sheridan）译，纽约：古典书局，1995年。

[18] 论及日本的生命权力及其帝国，参见藤谷隆的《帝国种族：二战期间作为日本人的朝鲜人和作为美国人的日本人》（ Race for Empire: Koreans as Japanese and Japanese as 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尤其第35—40页。也可参见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的《绝对欲望，绝对怪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 Absolute Erotic,Absolute Grotesque: The Living, Dead, and Undead in Japan’s Imperialism, 1895 — 1945 ），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 贝内特：《展览复合体》，第130页。这里和他处我引用了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收入《列宁和哲学及其他》（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纽约：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1971年。

[20] 久米邦武：《岩仓使团，1871—1873：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记》（ Iwakura Embassy, 1871 — 1873: A True Account of the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s Journey of Observation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urope ），格雷厄姆·希利（Graham Healey）和都筑忠七（Chushichi Tsuzuki）编，5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年，2：67。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形，我通常都选择使用希利和都筑的版本，它非常优秀而且连贯性也很好。对于原始版本，参见久米邦武『特命全権大使米欧回覧実記』，東京：太政官記錄掛，1878，再版为久米邦武『特命全権大使米欧回覧実記』，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5，2：77—78。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久米并没有使用福泽的dobutsuen（动物园）这个词，当提到它时，他称之为jorochi katen（意为动物学园，zoology garden）。就这个命名他也没有保持前后一致，但是，绝大多数场合下他都选择使用kinjūen（禽兽园，beast garden）。关于福泽之前命名该机构的努力，参见佐々木時雄『動物園の歴史』，第7—36頁。

[21] 佐野常民：『澳国博覧会報告書』，1875年5月；再印于『上野動物園百年史·資料編』，第9—10頁。关于展览及其在现代日本的作用请参见安格斯·洛克（Angus Lockyer）的《展览中的日本，1867—1970》（ Japan at the Exhibition, 1867 — 1970 ），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尤其是第79—123页。

[22] 伊藤是日本系统使用林奈分类法的第一人，参见他1829年的植物学导览《泰西本草名疏》（ Taisei honzo meiso ）。尽管宇田川榕庵的新词“界”（kai）今天仍在使用，诸如门（mon）、纲（kō）、目（moku）、科（ka）、属（zoku）和种（shu）这些现代术语都有着德川时代的先例可循，然而正是伊藤启动了翻译进程。上野益三：『日本動物学史』，東京：八坂書房，1987，第362—420頁。

[23] 关于完整文本，参见石川千代松「动物進化論」，收入『石川千代松全集』卷1；爱德华·S.莫尔斯的《日本一天天1877，1878—1879》（ Japan Day by Day 1877 ， 1878 — 79 ），卷1，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12年，第339—340页。

[24] 同上。关于生物学和进化理论在日本发展的最精彩的分析，参见克林顿·戈达特（Clinton Godart）的《达尔文在日本：进化论与日本现代性（1820—1970）》［ Darwin in Japan: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Japan’s Modernity （ 1820 — 1970 ）］，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尤其是第55—65页。

[25] 塞缪尔·乔治·莫顿和乔治·库姆（George Combe）：《美洲人的头盖骨》，或《北美和南美土著民族头骨的比较研究，对于人类族群多样性文章的补充》（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kulls of Various Aboriginal Nations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To Which Is Prefixed an Essay on the Varieties of the Human Species ），费城：J.多布森和马歇尔·辛普金，1839年。对颅相学的讨论，参见《石川千代松全集》，卷1，第74页。

[26] 有关拉马克对这些论战的参与，参见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脊椎动物系统》（ Système des animaux sans vertèbres ），巴黎：Chez Deterville，1801年。也可参见理查德·伯克哈特（Richard W. Burkhardt）的《系统的精神：拉马克和进化生物学》（ The Spirit of System: Lamarck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

[27] 『石川千代松全集』，卷1，第75頁。达尔文认为优势性状只通过先天性状的再生产来进行传递，和达尔文不同，拉马克则主张那些在有机体存活期间取得的特质有可能来自遗传。有关进化论在欧洲传播的历史，参见罗伯特·J.理查德（Robert J. Richards）的《生命的罗曼蒂克观念：歌德时代的科学和哲学》（ The Romantic Conception of Lif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Age of Goethe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年；罗伯特·J.理查德的《达尔文以及头脑和行为进化理论的浮现》（ Darwin and the Emergence of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Mind and Behavior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

[28] 注意到“进化”（evolution）或 shinka 这个词所包含的特质很重要，它暗示着某种向前推进的过程；参见横山利明（Yokoyama Toshiaki）『日本進化思想史：明治時代の進化思想』，東京：新水社，2005。

[29] 因而，部分地，艺术的重要性在于在19世纪实现了审美和理性的连接。这里我引用了W. J. T.米切尔的《幻觉：凝视于动物的凝视》（“Illusion: Looking at Animals Looking”）一文，收入《图像理论：有关文字和视觉再现诸议题》（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

[30] 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作为镜子的猴子：日本历史和仪式中的象征转换》（ The Monkey as Mirror: Symbolic Transformations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Ritual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 QGnUtcvyxymvQTYvzmzpnn+TPSpLH9uWa3GCm2E31eVkNpYO9MduVpUgfIY2Bz7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