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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下来，每一座动物园都不外乎既是个游乐场又是座监狱。每一座动物园都建在特定的土地上，这些土地或是为文明所征服，或是以文明的名义远离文明。然而，于通常被指称为“动物”的野性本质犹存的特定实体而言，这些土地既是家园，也是囚笼。从某种角度看，典型的动物园意味着视觉的混乱。正是凭借动物园，人类才能暂时忘却城市生活的一成不变。然而，从另外的角度看，它也意味着一个真实的宇宙，拥有它自己的意识、自己的争端甚至是自己的社会归属——而这，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是我们自身社会归属的间接表达。“人类”和“动物”相互作用和影响，由此产生的结果即是，动物园这种兽类、鸟类和爬行动物的组合展览机制，成为我们用以探究神秘深邃的人性的重要装置。
——E. E. 卡明斯（E. E. Cummings）：《动物园曝光的秘密》（ The Secret of the Zoo Exposed ）
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人重新定义和塑造了他们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一种对动物，因而也是对人的新理解对于这种转变来说至关重要。当美国舰队司令马休·佩里率领的舰队缓缓驶入江户湾（而今的东京湾）的时候，舰队前方是四艘以燃煤为动力的“黑船”，这些不无恐吓意味的机械如同打嗝一样把黑色烟雾吐向脆弱不堪的日本都城上空。佩里的到来所宣称的远远不止于日本国际地位的变化。它还预示着日本工业时代的开启，以及为了更好地适应“文明”的需求而重构对待自然世界的方式。这种转变既是智识层面上的，也是物质层面上的。日本的学者和官员很快就认识到紧跟佩里处心积虑的军事和技术展演而来的后果。无论是谁，只要他握有投射文明和人性影像的力量，并将这种影像推行开来，他就拥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决定性权力。在一个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往往等同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界限的时代，情况更是如此。 [1]
在现代日本，对于这种权力的追求最蔚为大观的形式之一就是动物园这种机构。动物园重新定义了人与动物的联系，以适应一个曙光乍现的全球时代的要求。动物园也是一种新的宣教媒介，它们对动物世界进行象征性的分类整理，以服务于日本对西式“文明”的追求。在工业和帝国的时代，这种文明也被称为“现代性”。本书所要讨论的是日本第一家现代动物园——东京上野公园帝国动物园，通常被称为“上野动物园”——的创立以及它推动成形的工业和帝国文化。这是一种我宁可称之为“生态现代性”（ecological modernity）的文化，因为它是如此持久地关注日本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关注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产物在现代性中的位置。 [2] 关于这种文化的清晰反讽还在于，即使它通过工业化和市场扩张来强化了人类向自然世界拓展的能力，它仍然想象着真实的自然是无处不在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在今天依然大行其道的文化。 [3]
再没有什么地方能比上野动物园的分类学偏好更鲜明地体现生态现代性的自相矛盾。动物园作为一种人造的生态系统，不惜成本地跨越千山万水，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带到一处，其目的却又是将它们区别开来。动物园的代理商们将活生生的异国动物进口到日本现代化大都市的心脏地带，并将它们打造为“野生世界”的象征，而这个野生世界是从“外在”的某个自然世界放逐而来的，这个自然世界外在于动物园的人造世界，外在于大都市的人群喧嚣，外在于日本列岛日渐工业化的景观。我的首要论点在于，当上野动物园将圈养动物打造成为未受干扰的纯正“自然”的代表时，它同时也将人与自然世界的分野制度化起来，从而生成一种人性与兽性的断裂，这种断裂将日本人与西方人一并重塑为一个基于林奈命名法
和进化论信条的新的自然历史的理性掌控者。而这种文化首要的消费者就是日本人本身。
我使用“生态现代性”的术语来指称这个在智识层面分离和在社会层面转换的双重过程。在动物园，生态现代性是一种呈现为活的动物与人类对立地并置的文化。这种二元对立模式起源于19世纪根深蒂固的二元论传统，人们惯于利用东方和西方、科学和社会、理性和超自然这些不同的范畴来讨论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日本特质。即使在今天，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为这种压倒一切的摩尼教式的二元论逻辑所支配。 [4] 对于学者来说，将现代化——因而也是现代性——描述为一个将人从动物、将社会从自然缓慢抽离出来的变异或祛魅过程，很长时间以来已是老生常谈。 [5] 从某种层面说，这样做的原因相当明显：城市化、人口增长、工业化和技术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自然力量的关系。但是动物园的历史，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生态现代性的历史，告诉我们以现代为主题的故事不会总是沿着这种路线一路走到头。
生态动力学（ecological dynamics）并不只驻足于城市边缘地带或工厂大门，但是动物园的蓬勃发展却基于这样一种理念——诸如东京这类的城市本质上就是非自然的，事实也确乎如此。上野动物园，按照它的一个园长经常挂在嘴边的说法，其吸引力主要在于它居于工业化城市的中央地带，是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自然绿洲”。
这种断言建立在视工业化和现代化为自然的对立面的理念基础之上。但是本书则从一种全然不同的视角展开，力图超越将自然和社会二元对立的简单思考，而动物园等代表生态现代性的机构就是这种二元对立的表现形式。在本书采纳的视角中，人类总是依存于自然世界且须臾不离，而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自然与社会的物理分隔，而是二者之间愈演愈烈地快速互渗。如同关注霍乱杆菌和其他易致病微生物的东京公共卫生官员相当清楚的那样，19世纪依赖于燃煤的工厂——有学者称这些燃煤为“化石化的阳光”，以及诸多城市，都是富集的生态系统。城市、工厂、停车场和市场，这些人类文化和工业发展的中心被理解为城市生态学家所称的“混种生态”（hybird ecologies）。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场所中，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以无视任何物质领域和文化领域间的天壤之别的特定方式交织为一体。
[6]
上野动物园就是这类混种生态极为大众化的形式。尽管它是一个人造环境，这点千真万确，但它的特性在于，在它的内部，许多和我们相关的文化动力在人与动物的实际互动中被消解掉了。在动物园把有关“自然”和“野性”的想象向外投射到日本列岛森林植被的边缘，或是向内投射，把这些圈养动物建构为外在自然的碎片化存在的同时，它也邀请参观者步入这个国家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景观之一中来。它的运作基于一种在19世纪70年代为国家所主导的努力，即通过改变人们看待动物世界的方式来改变人类看待自身的方式。这就是上野动物园野兽的本质，即努力建构一种有关动物和自然的单一的“现代”或“开化”的幻象，以区别于早期现代的宇宙观，同时又通过打造日本所拥有的体量最大和最丰富的外来动物收藏来赋予这种幻象令人信服的形式。 [7]
如同19世纪现代文化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生态现代性宣称自身是明治时期（1868—1912）的一个全新的外来事物，无视日本人很早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的事实。 [8] 它通过新的词汇表达、新的社会角色、新的专业化知识形式以及诸多新机构的发明来标榜自身的存在。它极力提倡要将日本人的公共实践与西方——自觉意识层面的“现代”或“开化”——的规范分离开来。事实上，尽管日本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通过马戏杂耍等类似活动观看圈养动物，但是在19世纪中叶到欧洲旅行的日本人发现了动物园这种机构之后，动物园还是作为一种全新的东西得到引入。有关动物园的现代日语专用词汇源自福泽谕吉（1835—1901）广为流传的西方文化汇编《西洋事情》系列，这些作品于19世纪60年代陆续推出。也就是在这些书里，除了蒸汽机、瓦斯灯、共和制和胸衣这些内容，福泽还收入了一个有关dōbutsuen（動物園，animal garden）的词条，指出动物园是一种公共机构，“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珍异动物”。 [9]
在那个只有极少数日本人才能够进行国际旅行的年代，正是通过这些书，而后是通过动物园和诸如小学校舍、博物馆这类相关机构，很多人首次知晓了这些西式风格的“文明开化”理念和机构设置。在面临外来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应对本土社会的不稳定局面时，19世纪的日本精英阶层力图通过实施这些文化项目来改良国家和国民。正是在这种焦虑不安的政治场景下，动物园吸引了福泽和他同时代人的注意，这些人包括许多日本工业化的缔造者，如大久保利通（1830—1878）。作为官方展览和博物馆的重要倡导者，大久保坚持政府有责任教导人民去控制自然力量以服务民族发展的理念。其结果就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努力，以期改变人们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明治时代的展览政策表明，在充满好奇心的观众面前适当地展示圈养动物，能够强烈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在一个清晰的全球场景之下，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观念和“适者生存”观念已经开始被政治化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 [10]
尽管发源于外在的西方，动物园及相关文化还是很快就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在日本，自然历史展览以及参拜行为很长时间以来就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到了19世纪末，更发展为广为公众接受的社会景观。造成这种变迁的动力是多元的。纵观明治时代的几十年，官僚、科学家、教育者、导游以及出版界人士与动物景观的大众吸引力一道，合力将动物园的世界转换成为一个都市日常生活的“自然”陪衬物。动物园能够提供给它们的参观者一个方便的、娱乐的、颇具教育性质的逃逸机会，让他们得以逃避日常生活，进入一个宣扬异域动物和人类智巧的世界。对于管理者来说，动物园则提供了一个对自我抉择的客户施加影响的方式，这些客户选择（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接受一种以教育和娱乐为名的诱导行为。
本书聚焦这种转换及转换的衍生物。它揭示了动物园的管理者和营销商如何打造出一个有关动物和自然的幻象，并让这种幻象运转起来，以至于连他们自身都倾向于相信这种新的幻象实际上是一种“自在自然”的简单描画，而非一个精心打造的将自然世界高度媒介化的假象。通过展览活的生物，这种幻象努力追求无所不包，努力宣称自身拥有象征“真正的”自然的权力，而这个“真正的”自然被假定外在于动物园而存在。它有意以一种舞台化的逃逸假象来赞美和强化现代的、“文明”的事物秩序。 [11]
本书的基本前提之一在于，认为有关“动物”（animal，dōbutsu）和“自然”（nature，shizen或tennen）的分类是人为捏造的，这些分类强调并定义了何为活的生物，何为生活环境。无论是谁，只要他明确地宣称这些分类，他就是在宣称一种精妙有力的社会影响（我假定人也是动物，但是我选择保持“动物”与“人”的区别，因为这样能更清楚地反映我所研究主题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上野动物园每年的预算费用不菲，得益于它保留下来的丰富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对上野动物园来自财政和官方的资助展开更多的分析讨论。但是这类机构存在的意义更在于服务于一种文化故事的讲述，该故事关乎日本人看待世界中的自己的方式的变化，也关乎这些变化所引发的后续影响。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我便努力让这种文化的参与主体们发出声音，但是即使这些可得的文献资料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对于这些参与者内在世界的了解，我还是难免力有不逮。这些资料极为稀有，特别是对于我们在本书最开始的章节讨论上野动物园前几十年发挥的功用意义重大。很显然，我所讲述的文化故事既非纯粹内在的也非全然个体的，它在公共空间逐渐展开，在上野动物园为了宣示其在日本公众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以及在它所追求的目标中，逐渐展开。我的研究重点正在于“动物”和“自然”分类这一人为捏造的公开实践。
人们向来习惯于接受动物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原始社会这一说法，然而这是一种偏见，因时间向前推进的感觉而为人接受，并在19世纪的日本固定下来。但是，动物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编织到我们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整体结构中来，无论是作为劳力、家畜、标本还是人类的陪伴者。 [12] 动物意象在现代日本无处不在。如同20世纪的美国孩子如果理解不了Z代表Zebra（斑马）就没法学习英语字母表一样，日本的孩子如果不明白A代表ahiru（鸭子），抑或TO代表tora（老虎），就不可能学会平假名五十音图。这些经由父母的推广而在孩子当中加深印象的平常事物，被以各种方式赋予了政治色彩。“老虎勇猛得如同（我们）在中国战场的士兵。”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张儿童识字卡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将阳刚气概和帝国感知注入认读五十音图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活动中。经由这些手段，远在日本年幼一代前往动物园参观之前，这种生态现代性的文化政治就已经被灌输下去了。
诸如迪士尼等公司的大量作品煞费苦心地往当今孩子们的私人生活里灌输不满足感和欲望，从而制造出一种希望去迪士尼乐园观看“真实”的热望。女孩和男孩们来到上野动物园，把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投喂得饱饱的，同时盼望着再次发现那些他们早已从课本、儿童杂志或是别人的讲述里了解到的动物。“在我小的时候，那些图画书和杂志里的狮子、老虎和大象就召唤着我，”1943年，一个男孩在给动物园园长写的信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然后，有一天我的母亲带我来到了动物园，在我眼前走来走去的，难道不就是那些和书里一模一样的狮子、老虎和大象吗？”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帮助将动物园编织到现代日本更宽阔的社会场景中去。
动物园发展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之间的往来，并成为某种真正的全球化事物。最开始是在西方，而后是在日本，动物园由自然史学家和收藏家所创建，他们来自大都市、努力接受新开辟的殖民地生态系统中让人眼花缭乱的生物多样性。在那些日渐增厚的卷册中，他们心思纯粹，全无杂念，一心渴望去收集、分类、展示、记录那些外来动物，并且对于新奇的和非常见的动物样本贪得无厌。动物园的经营者们也努力在参观者、国际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建立起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帮助打造出了一套全新的有关人与动物联系的惯习和假设，以及通常被表达为“科学的”，但又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得到最有力推广的理念。在日本，这些惯习和假设并不是简单地被模仿复制，它们被转换、本地化、实用化，甚至时不时还会作为观念和物质实体（动物以及其他衍生品）在动物园的机构网络中移动，然后再返回国际流通中。 [13]
当好几百万参观者凝视过动物园的笼子并且翻阅过相关的导览手册后，动物园这种机构就再没有多少吸引人的新意了。经营者们继续强调最新收藏动物的特色，庆祝园内动物幼崽的诞生，变着花样地或是新增或是更新动物园的吸引力。但是，如同更宽泛的生态现代性文化，动物园自身最终也被纳为日本大都市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转换的结果之一，是一种有关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常识性理解，直至今日依然生气勃勃的理解；是一种幻象，自然呈现为造物的另一种秩序的幻象；是一个世界，在那些被当作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典型表征的文化和工业动力来源之外的世界。本书关注“常识”——获取自动物与人的分野之初——的清晰现代形式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它在动物园这种微缩世界内外的种种衍生物。 [14]
上野动物园是东亚第一座现代动物园，也是世界第一座在非西方帝国主义政权的势力范围内建成的动物园。 [15] 最早的现代动物园分别于1793年在巴黎、1828年在伦敦落成并对外开放。得益于19世纪充满竞争性的世界主义，以及经由不断扩展的全球交易网络而得以实现的体量庞大的动物移动浪潮，动物园这类机构很快就遍及欧洲众多国家的首都和一般城市。到19世纪70年代，动物园在澳大利亚、印度和北美创立，这个潮流一举成为全球现象。到20世纪末，全世界有超过1 000多座官方认可的明星动物园，每年有近6.75亿人，或说将近全世界人口总量百分之十的人前往动物园参观。如果算上那些没有认证的动物主题公园、马戏杂耍团或类似机构，这个数字还会更大。保守估计，全世界这类机构的数量在1万家左右。到20世纪后半叶，日本拥有比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多的动物园和水族馆，而在美国，每年参观动物园的人数比观看职业足球赛、棒球赛和篮球赛的人数加起来还多。在20世纪80年代，每年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日本人口（接近5 500万人）参观动物园或水族馆。 [16]
正是在其全球扩展和广泛分布的过程中，动物园为现代时期的关键事件之一——将世界人口转化为具有全球意义的生态行动者——的内容赋予了展览的形式。人类一直在对外在的物理环境施加影响，其影响的规模随物质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一并得到扩展。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气化学家保罗·J.克鲁岑（Paul J. Crutzen）提出的，而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的影响如此无处不在，以至它远超地球物理学的影响，一跃成为地球气候和生态最主要的支配力量的时代。克鲁岑的研究表明，过去三个世纪以来，人类购买、建造、种植和繁衍的方式已将我们带出了全新世（Holocene）——形成于距今1万—1.2万年的地质时代，它的相对稳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颇为关键，并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球生态在自身影像中既活跃又动荡的时代。克鲁岑将地质学的时序术语掺揉进来，把这个新的地质时代命名为“人的时代”或“人类世”。 [17]
“人类世”为日本的生态现代性提供了全球环境的语境。尽管全球变暖已成为大众想象中的环境危机的代名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维度而已。除了日渐上升的平均气温外，克鲁岑和同事们已经识别出了“人类世”生态变迁的三个最重要的领域：诸如氮、磷、硫这类对地球生命至关重要的元素的生物、地理、化学循环，因化肥等手段的使用而发生变动；由城市工程和密集型农业引发的地球水体循环变异；全球性的动物物种的大规模灭绝。所谓的第六次大灭绝事件，源于动物栖息地的破坏和密集的开发行为。 [18] 和前五次大灭绝事件都不同（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将近6 500万年前），这一次明显主要由人类的行为引起，并且集中在现代这一时段。这三个领域都值得仔细的历史考察，但是动物园发挥的功用在最后一个领域——大灭绝领域最为明显。 [19]
上野动物园于是成为日本“人类世”文化上演的剧场。在它短暂的历史发展过程里，这个机构已经从一个将圈养野生动物塑造为野性自然或是丰饶自然的、充满异国风情的映射之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动物自身就呈现为失落、消亡和灭绝意象的地方。 [20] 这种具象性的转变是对国际和国内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回应，它碰巧表明，如果我们的“现代性”概念希望表达这种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兼而有之的全球演变，它们也必定更加倾向于生态的因素。
全球化和工业化成为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消失的生态事件。2011年，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判断，世界范围内被评估的59 507种物种中就有19 265种—占比约32%——濒临灭绝。对于作为绝大多数动物园核心收藏的哺乳动物而言，情况要稍微乐观些，因为对于哺乳动物而言，人类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形态学上都更为接近。比起其他动物，哺乳动物的外形和行为更像我们，因而我们也更容易被它们吸引。在全世界5 494种已知的哺乳动物物种中，有78种已经灭绝或是在野外灭绝（这一认定因为动物园和类似机构的存在而变得有意义）。另外还有191种极危、447种濒危、496种易危。
这就意味着比全世界已知哺乳动物物种总数的20%还多的物种濒临灭绝或业已灭绝。从全球来看，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加快到每年每百万物种中就有100多种消失。据学者估计，这样的灭绝速度大致居于前工业时代的100倍到1 000倍之间。
就日本国内而言，物种灭绝率在20世纪后半叶明显下降。这种下降一方面是直接因为物种耗竭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服务于商品标准化生产而推行的工业化林业和农业所导致的环境急剧单一化（建造者们偏爱特定种类的树木，而消费者们更偏好特定品系的大米，诸如此类）。更乐观地，通过保护立法水平的改善而增强的环保警觉感，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也确实产生了影响。尽管如此，明确的是，如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所称的，在日本，占比略高于20%的已知哺乳动物、两栖动物、鱼类、爬行动物和维管束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是一个和全球状况整体相当的综合数据。
这个数据还不包括更早时期的灭绝事件。新的灭绝事件也就发生在仅仅几代人的时间内。
[21]
无疑，只要人们在日本列岛生活，人类就会改变那里的生态，但是其过程会被社会与技术动力戏剧性地放大，正是这同样的动力推动了日本快速的物质进步。生态现代性仿佛成为工业化的侍从。
这些环境变化引发了历史问题，学者们开始认识到“人类世”的标尺威胁着推翻历史书写的传统框架和方法论。正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和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都曾令人信服地指出过的，形成于一个通常被认为有几百万年跨度的时期内的“人类世”概念，将人类群体的行动想象为一个单一的、被生物学所界定的全球力道，而非由个体组成的阶层甚或国家的行动。这种基础事实质疑着个别人类代理人的存在意义——他们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位置，也质疑着个体人类的体验在过去、当下和未来都存在连续性（和重要性）的假设。当人类这个物种自身都已经成为和大陆漂移水平相当的生态驱动力，个体的能动性和体验又何足道哉？ [22]
乍看起来，这是一个古怪的问题，但是一种对根本环境变迁的觉察如今和社会意识纠缠为一体，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无论纠缠的结果是焦虑、拒绝还是故作冷漠。如果我们想让自身的历史向当今的政治和未来的希望发声，我们自身如历史学家般的“问题意识”就必须转而强调这些新的全球事实。在此意义上，“人类世”需要我们做得更多，而不是仅止于认识到在人类历史的主流讲述中需强调自然资源或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人类世”表明那些来自环境科学但也同时进入公众讨论中的信息，已经开始动摇历史书写行动的认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 [23]
问题在于维度（scale）或者代理（agency）。“人类世”真正的全球维度要求历史学家发问：当那些诸如濒危动物的鲜活生命而今只能靠人类的宽容苟延残喘时，个体代理人——因而也包括在个体行动者层面上演的历史——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这种场景下，查卡拉巴提主张：“物种事实上就是紧急情况下的占位符的名称，在危险关头闪现而出的人类新的共通的历史就是气候变化。”在物种层面上，我们已经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代理人转变成为地质学意义上的代理人——一个居于环境史核心地位的理论创新，正在挑起一场看似和恐龙消亡能量相当的新灭绝事件。这种情形之下，在大多历史中发挥作用的自然与社会的分野——也是居于以动物园为表现形式的生态现代性的核心，似乎全然失效了。人类已将自身变为远不只是类似生物行动者的聚合的某种东西。我们已然成为一种自然驱动力，新地质时代的有争议的自然驱动力。
可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这些全球变迁的联系又在哪里呢？经由这种方式产生的问题，成为诸如本书的文化史作品的专属主题。不像政治家和权威人士可能会提出的质疑，日本、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生物学、化学与地球科学都基本认同以下事实：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正在加速，而这些变化毫无疑问是由人类的行为所驱动的。
所以，根本问题不在于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尽管这为时不长），而在于它是一个政治和文化问题。换种方式说，它是一个社会中的科学问题。形成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的技术进步，与本土社区以及个体的情感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矛盾，这些社区和个体必须要赋予技术进步以意义，同时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得在社会意义上是可行的。
希拉·雅森诺夫指出，这个问题出现在意义生产的实然和应然的分歧上。自然世界的再现之所以能够取得无处不在的权力，不是通过科学事实的客观性，而是源于人类发现这类概念在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上是如此好用。由此看来，“人类世”的麻烦不是本体论的（我们确实知道气候正在变化中），而是社会的和规范的：这种抽象知识推行的行为违背了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以及有关自然社会的假设。它抛开了人们熟知的（如果不总是让人自在的）自然、国家和社会甚至人的分类，代之以有关全球变革、氮循环、陆地水循环、灭绝事件等客观的科学知识。这让人感到惴惴不安。“要想如科学所期望的那样去了解气候变化，”雅森诺夫观察道，“科学家就必须舍弃那些熟悉的、舒适的和自然相处的生活模式。”关于这点，我会补充道，气候变化仅是“人类世”问题的冰山一角，或许也是“人类世”问题最清楚的一面，因为它表现得如此之剧烈。 [24]
本书展示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期间，日本的生态现代性是如何在一个单一的机构内形成一种思考自然以及与自然共存的模式的。我将研究定位在上野动物园的离散空间内部，力图就“人类世”给出一种人类的尺度和历史性的尺度，指出它和现代性本身即便不是顺承的关系，也是相伴而生的。对一个单一机构的详细观察可以使我们明了生态动力学、社会实践以及政治意图在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是怎样交织为一体的。在日本这样流行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社会里，“人类世”的问题如同一个工业的或是科学政策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文化、影响、选择和“常识”的问题。正是这种习惯性的日常生活实践生成了“人的时代”，考虑到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政治和想象的资源来重新设定这种整体的实践？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应该是从分析驱动这种环境选择的文化和政治机制开始，将环境议题归并到历史学科乍看起来与环境不相干的边缘问题的研究中去，而不是将其单独划出，作为独立的环境史或科学史问题来研究。正如林恩·K.奈哈特在德国案例研究中揭示的，动物园和展览在她称为“生物学视角”的发展中的作用颇为关键。同样地，圈养动物史中通常大书特书的生态动力学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与当前研究中涉及的更传统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权力等问题不相上下。这些问题无疑是我研究的核心关怀之一，但非唯一。 [25]
在日本，在让自然世界变得意义非凡这件事情上，再没有比上野动物园更具自觉意识的地方了。
用前任园长古贺忠道的话来说，这个机构追求“为参观者提供一个真实自然的生动图景”。正是这个使命让上野动物园成为一个珍贵的个案，可以通过它研究现代日本人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的文化维度。
但是古贺对上野动物园功用的情感充沛的总结还远未到位。上野动物园确实是作为一个缩微宇宙来建成的，但它并不是自然的真实映射。相反，它提供的是一种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对比再现，如同经营者认为应该让参观者体验到的，一种与韦伯理论相呼应的，为铁笼子的栅栏所界定的关系。动物园就是一种教化机构，它的主要目标在于灌输规范，而不是描述这些事物真正为何；它是一个质询行为，其终极目标不是忠实地再现自然世界，而是将这些再现——动物和人类既并置对比又相互定义的形象——用作社会和政治的工具。这种居于参观者和动物的“实然”和管理层意图的“应然”之间的张力，好比是我的叙事机制的动力弹簧。
将历史定位在一个单一地点也有助于发明一种跨时间的变迁叙事。少有其他主体能够像动物一样如此引人入胜。动物的某些特征能够召唤起人类的情感，而不是引发那种通常为人类特征所激发的矛盾感受或绝对判断。乍看起来，动物既像我们又不像我们。在这种像与不像的摇摆中，它们提供了能够将读者引入虚构的故事世界的适宜形象。动物在儿童文学中的核心地位也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本书第四章的主要故事中，从伊索寓言到《野生动物在哪里》或《可怜的象》，动物居间串联着跨文化的儿童社会化过程。我曾经密切关注过动物园里的这类动物故事（无论针对孩子还是成年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本书第五章讨论的，在后帝国主义时代占领期的上野动物园，对大象的高度政治化的抗议。通过这类故事，本书讲述了在上野动物园内部自然和文化政治的诸多交集，以表明展览作为“自然”的标志物的动物，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为。
正如那些可得的文献资料所记载的，在我们讲述的故事中，尤其是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动物也会时不时地作为明显区别于能动者的历史行动者出现。就其标准使用意义而言，能动暗示着有意为之的行为。正如R. G.柯林伍德指出的：“人类被当作唯一会思考的动物，或说能够思考得足够清楚，通过行动来表达出思想的动物。” [26] 自从1946年柯林伍德写下这句话以来，有关动物认知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现在我们知道乌鸦、大猩猩和其他物种行动时也会有预见和“心理图谱”，但是我也不会追随近来的一些学术潮流，将动物描述为有思考力的能动者。我并非不屑如此，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方法论选择的问题。这类问题远超出文献所及的范围，于是本书也就没有任何尝试“让动物他者发声”的企图。这类腹语事实上会帮倒忙，因为无论有多用心良苦，它会以类似那些希望为庶民代言的帝国历史学家的意味深长的方式，成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支配行为。 [27] 确实，正如我在第三章所揭示的那样，只要上野动物园的官员们试图为动物代言，动物园也就成为规训人类主体的最常用手段。
主张动物不是能动者并不是要将它们降到一个缄默的被动体的地位。“行动者”这个词暗示着物理层面的存在和情感层面的影响。这类影响已被动物园明确意识到并大加利用。尽管有着大量的儿童故事和成人幻想，但是上野动物园并非充塞着虚构动物的一个抽象的“想象景观”。它是一个人工打造的生态系统，装满了各种鲜活的有知觉的动物，这些动物能够激发那些与之互动的人的想法和情绪。在文献资源足够的情况下，本书也涉及了所要讲述故事的方方面面。它让我们去重新考虑，谁（或是什么）值得被我们的历史记录以及它们应该怎样被记录。即使是在动物园这个被严密控制的世界里，动物也设法影响着它们周围的世界，它们并非惰性物体。人类也许已经成为现代全球意义上的生态行动者，但是，他们也和一大群从朊病毒和害虫到捕食动物和宠物的其他生物共享着这个舞台。在将我的分析定位在动物园这个特殊空间的过程中，我想揭示出在“人类世”宽泛的框架下，文化和环境的动力是怎样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交织为一体的。
叙事，或者说故事，是历史学家可用的最有力的工具。在日本，学者们也才刚刚开始讲述现代化与环境变迁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些研究大部分都聚焦于污染案例和其他的环境灾难，以及改变日本历史进程的毁灭性事件。大量的这些作品，无论是用日文还是用英文写成的，都相当优秀，没有它们，这本书也不大可能写成。但与此同时，通过“环境问题”的棱镜来考察整个日本环境史，也成为很多日本研究作品的标准写作路数，而这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它将故事简化处理，由此很容易就陷入威廉·克罗农所描述的历史写作的“衰败论模式”（declensionist mode）中，即人类和非人类的生活终将衰败而人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如同布雷特·L.沃克雄辩地指出的那样，其实很容易找到这种路径的原因。因为日本人通过现代时期的国家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置身其间的物质环境，因而也改变了他们的物质自我。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都是负面的。 [28]
但是上野动物园的历史拒绝跌入这样一种工整的衰败论叙事。该机构无疑充满了残忍不公和疏于照顾的插曲，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谈到的动物园大屠杀，这类事件正因为发生在动物园才更让人不寒而栗。在这种动物完全受制于人类的环境中，虐待是有悖常理的，就像动物保护的提倡者平岩米吉（Hiraiwa Yonekichi）曾经提出的，这意味着“文明承诺的废止”。但是这类个案在上野属于例外而非常态。事实上，动物园的规范在绝大多数场合都被归入“文明”这个含糊且多变的概念之下。这是一个在日本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碰撞中诞生出来的术语。在佩里黑船事件从人们记忆中淡出很长时间之后，这个术语在动物园得到了延续。动物园这种机构的建设意图就是要成为一个文明举止的象征，正如古贺园长在佩里离开将近一个世纪后提出的，“一种制造文明的人和动物的机构”。类似上野动物园这样的机构成为一个国家有代表性的国际化场所，它根据一套日渐同质化的标准将参差多态的文化实践引入特定景观中，而这些特定景观正在以不同的样态被遍及全球的首都和一般城市广泛复制。
动物园也不乏非凡的，有时甚至还是诗意的维护动物和自然环境权益的行为。例如，在《动物园大屠杀》这一恐怖的篇章中，也有饲养员冒着被严厉斥责或是遭遇更坏结果的风险维护他们照顾的动物。同样地，上野动物园的团队为使日本在1980年成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签约国而作出重要努力。毋庸置疑，对于那些希望干涉濒危物种和受威胁物种贸易的人来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当前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它在日本的实施也使得动物园的工作开展比以往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但管理者们还是追求将之投入应用，因为他们相信这是要做的正确之事。动物园也对一系列动物虐待立法的诉讼案件，包括保护如丹顶鹤和朱鹮等受威胁的本地物种的案件作出重要贡献。古贺园长还通过自身在WWF和不计其数的其他组织中发挥作用，引导着国际保护努力的发展。 [29]
我不想用对进步的天真肯定来反驳这种衰败论叙事。如果那样做就难免会陷入上野动物园自己的“神话”，即认为在一个宽泛的环境退化的场景中，动物园比以前更加不可或缺。日本的一些动物园提出，动物园必须成为一个“生物多样性的方舟”，以对抗动物栖息地的狂潮。
这些观点援引了一种对技术的国家信仰，其强度甚至和美国不相上下，过于高估了动物园在回应这类全球问题上的能力。并且没能认识到动物园在制造和强化这种它们试图抵制的动力中扮演的历史角色。上野动物园在工业现代性文化中盛极一时，这使得它看上去似乎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居于生态现代性核心的紧绷的动态张力。
相反，我想要表明日本的生态现代性在矛盾的对立两端其实有着自身的律动。追踪这些律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将人类日常行动与“人类世”紧紧绑在一起的文化动力。正如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在他对德国相关动力的研究中指出的，对自然世界的现代征服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它让人类得失各半。在现代，自然环境更广泛的转变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益处多多：更安全的食品供给，清洁的可饮用水，以及其他能够带来热量、冷气的新能源和现代性物质便利。战后的日本人有理由以此为傲，即他们是这个星球上最长寿的人类群体。但是，大量日渐增加并反复出现的环境退化——以及发生在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已经让许多日本人像德国人和其他人一样开始追问：这种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文化能否持续？如果持续的话，代价又会有多大？
而今，在对应然和实然的追问和它们彼此的张力中，这种矛盾的磕磕巴巴的节律清楚可辨。对于日益浮现的全球生态危机的新的、急迫的、科学在行的理解，与已然编织到现代日本日常生活中来的人们对于动物和自然的熟知的、陈旧的、有丰富象征意义的视角格格不入。生态现代性的故事、神话和信仰在超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段里汇集起来，与此同时，它们还援引了一个更古老的实践和象征的体系，因而不可能突然间改变或束手就擒。
但是“人类世”问题的沉重却施诸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广为人们接受的二元对立之上。在我们努力与气候变化、自然资源衰竭和其他物种快速灭绝的现实达成妥协之际，这一点日渐清晰，即危机最主要出现在人类竭力划清自然和社会的界限的前沿。现代日本无处不是横亘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边缘地带，远比上野动物园更让人叹为观止。
上野动物园利用动物来将自然世界设置为如其所是的图卷。在这个过程里，它引入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动物园中，自然是被再现的，而非重塑的。然而，纵览动物园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饲养员和管理者们在动物园的笼舍和围栏里所看到的只有动物的身体，此外没有任何自然的东西。这种错位感主要来自动物园的结构。展览中的动物拥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和博物馆里的工艺品不同，它们是活物，因而就拥有将困住它们的障碍物推开的本能和动机，这一事实有助于彰显动物园这种机构能让大众感知到的人造非自然性。正是这种人造非自然性将动物牢牢圈定在其中，并推演开来，可以说是现代文化的人造特色最先发明了动物园。 [30]
居于生态现代性核心深处的这种动力，其部分能量获取自德川时代一次静悄悄的分类学革命。正如我在第一章所展示的，从19世纪早期开始，本草学（honzōgaku）的践行者们就追求将生命世界的多元生物整合到一种名为“动物”（dōbutsu）的新的且单一的主导隐喻之下。此举为后林奈时期的西方分类学所激发，并为日本国内对专业区分的追求所驱动。德川时代晚期的本草学践行者们希望将自身同业余爱好者区分开来，以争取更好的收入和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努力将自然定义为一个分离的世界，一个最好运用专业化知识来加以理解的领域，而这些专业化知识又来自仔细地观察自然和运用新的西方理论。 [31] 这本书就起步于这种努力。现代早期的宇宙论宣扬自然世界富于创造力的多元性，或是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精神连接，其中如佛教讲轮回、神道教提出万物有灵论、儒家有基本德性论，生态现代性的提倡者们则致力于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划出清楚界限，划分标准为是否有理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被认为是智人的专有。 [32] 人与动物之间的上述精神连接或说精神的或业力的亲缘关系，由此成为从属的，经常被描述为偶然的，并最终被视为一种不相干的“迷信”。
佩里的到来为这些晦涩难懂的讨论注入某种政治紧迫感，也将“动物”问题和它的补充问题——“野蛮人”（yaban）一道，放大成为一个国家关怀的问题，因而也就提高了新兴生物学科的地位。
[33]
上野动物园就是在这种时候应运而生，并且从这种新的自然历史的根本矛盾性里抽取发展动力。尽管如此，进化论原则教导我们，人类始终还是动物园（dōbutsuen）里的动物（dōbutsu），因此，这种被科学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称为“净化”（purification）的区分工作，就永远不可能完成。
即使那些骄傲地宣称存在一种对待自然或动物的特别的日本态度（与西方相对），抑或那些认为在日本根本不存在这类区分的人，他们提出这类论点的基础都肇基于明治时代。正是那时诞生了本书关注的动物园、植物园、展会和博物馆等机构。游客的留言和来信告诉西方读者，上野动物园所呈现的自然画卷是如此之熟悉——无论是它的设计还是框架，这对于来自从柏林到布朗克斯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概无例外。展览根据诸如“野生”和“荒野”、“游猎”和“标本”，甚至是“动物”和“人类”这类理念架构而成，这些理念让人感到既舒适又刺激，为世界各地动物园所通用。 [34] 就在上野动物园的管理者们不遗余力地追求新的园区设计的同时，动物园笼舍和围栏的物质文化也注定带有跨国性质。理念、规划、规划者以及动物全都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回跳转，正是这种跳转使日本人宣称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任何在日本生活过或研究过日本的人对此都不会感到陌生）变得可疑，至少在动物园上演的幻觉，被他们当作了一种在大众文化中无处不在的象征性存在，仅在上野动物园，这种幻觉就为开张120年来涌入的3亿多人所体验。那里具有特异性，人们都着迷于这些特异性的鲜明特征，但是这些特征也都在由跨国材料搭建的舞台上呈现。
这样的二分法有效而持久。动物园内在和外在的革新者们运用这种真实性和人为性的并置，来争取更高的预算和更严的立法监管，或是扩大繁殖项目的规模。京都帝国动物园园长川村多实二（Kawamura Tamiji，1883—1964）在1940年提出，一旦野生世界的物种灭绝加速，“动物园里的动物饲育技术的进步”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位京都帝国大学前动物学教授继续说道，动物园必须被打造成为更真实地反映自然的镜子，从而再造出自然本身。
川村的观点成为批评论和宣扬论的平衡点。这两种观点都援引自由来已久的传统，即要提高作为文明标尺的动物园的人为因素。动物园和博物馆的管理者们通常会赞许在展览中被蒂莫西·米切尔称为“人造现实主义”（realism of artificial）的东西。
[35]
在恰当得体的展览技巧本身就定义着文明的场景之下，一如在生态现代性的背景之下，管理者们不仅把展览本身的准确性，还把制造这种拟态的能力一并当作进步的标尺。
对这种“作为展览的自然世界”（natural-world-as-exhibition）的体验从一开始就既是全球的，也是地方的。无论是在多伦多还是在东京，去动物园都是一个既合理又无害的行为，和去购物中心溜达或是逛商业街类似，远非“动物园”这个词在孩子们，也是在许多成年人头脑中唤起的游猎、狩猎和探险这类行动。我们观察动物园中绝大多数的动物，视线要掠过栅栏，越过壕沟，穿过层层的聚碳酸酯合成物。这种审美体验被精心布置的灯光、色彩、玻璃、声音和味道所塑造。动物园（包括上野动物园在内）如今也常规性地使用管道来传送加工过的“自然声响”。动物的臭味被尽可能快地清除掉，因为它提醒着我们和栅栏那侧生物都有着粗俗的身体特性，又或许是它在直觉上提示我们，就纯粹的生物学意义言，我们也是我们正在观看的这些野兽的潜在猎物，抑或它们正在对着我们虎视眈眈。我们与玻璃后面的动物被分隔开来，那些动物孤独地坐着，为人造建筑所包围。
因而，生态现代性需要归咎的不仅是自然世界的消失，还有绝大多数人和动物以及人和自然世界相处方式的再组织。正如卜水田尧所指出的，作为抽象分类的动物和自然，永远不可能轻易消失。然而，就像我们在日本和全世界都能看到的，与现代性相随而来的社会经济变迁已将日本狼等诸多物种驱赶到灭绝的境地，其他的动物或是被围困在动物园的高墙背后，或是被圈进野生动物保护区及国家公园。安德鲁·戈登曾经指出，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日本人的社会经验已经逐步被集中到大规模的科层制组织和商业机构，日本人和动物相处的方式也不例外。从动物园、实验室、幼犬繁育场到工厂式农场的种种机构支配着天然景观。这种人与动物间互动关系的日益非个体化和衰减，滋生出一种日渐强烈的与自然世界的疏离感，即使它们同时也放大了人类对于活生生的自然世界的影响。 [36]
这是动物园的故事更为黑暗的一面，也是明治时代人们孜孜以求的“文明开化”始料不及的后果。动物园在一种疏离的文化中繁盛无比，而这种文化又是它帮着创造出来的。与从自然——这个自然又定义为“作为展览的自然世界”，海德格尔称之为“作为展览的世界”——分离开来的感觉相伴而来的，是自然本身就是真实人性的源泉的感受。为了恢复一个人的真实自我，人们必须去一个日益贫瘠和人造的景观中重新发现某种东西。
正如海德格尔和他的日本同行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ō，1889—1960）在两次大战之间不约而同地写下的，社会官僚阶层意识到了动物园会在孕育着大众对他们的不满的威胁的社会场景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巩固，那些活生生的，其真实性只能由困住它们的那些建筑来增强的动物园动物变得前所未有地迷人。用动物园园长黑川义太郎（Kurokawa Gitarō，1867—1935）的话来说，这些稀有动物的魅力将史无前例数量的人们带进动物园，在那里，景观运作机制引发了一种奇妙的状态，这种状态将游客开放向一种“无知无觉”的影响之中。黑川和同事们相信，人们来动物园是在一种前意识形态的层面体验和那些奇怪的珍稀动物的相遇。动物园成了一个“安抚设施”，帮助人们把社会秩序看作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
[37]
这种大众普及性和政治实用性的结合导致了建设动物园的狂潮。到1942年，日本帝国拥有30多所动物园，前往参观的人数在年均1 500多万。到了1965年，登记在案的动物园整体数量一度达到50所，到2010年更攀升至90所。这个数字还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期间动物园数量超过100多所的巅峰纪录的回落。据动物园管理层所言，早在1942年就已经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动物园”的上野动物园，因游览人数太多而不堪负载，于是，一个以德国自然公园为参照，致力于日本本土原生动物收藏的上野动物园分园，于1934年在郊区井之头恩赐公园开放。另一个更大的动物园则于1958年在更遥远的多摩落成开放。
随着动物园的大众迷恋得到放大，野生动物和饲养动物，而非害虫和宠物这些作为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困扰或恩赐之物的东西，则逐渐远离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日常体验。 [38] 在20世纪或本书所涵盖的这一历史时期，以农业作为主要生计的日本人口的比例，从19世纪80年代的75%下降到了1990年的低于5%。而同一时期，东京的人口从100万多一点上升到了将近1 200万（都市区如今承载的人口将近3 000万），日本城市人口占比从1950年的38%上升到现在的75%。动物园的参观人数也呈直线上升，尽管在这些年里上升不是很平稳，而且往往会在特定政治事件发生和收入新动物时创出新高，这表明了大众对动物园以及在动物园展出的自然幻象高涨的兴趣和渴望。
这正是该机构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有没有在那里找到想要的东西，人们总是自觉自愿高高兴兴地来到动物园。东京市民去动物园不是为了“通过教育之眼发展某种技能”或“将自身定位在动物与人类的二元对峙中更为强大的一方”，他们只是为了休闲放松，为了从现代城市日益疏离的景观中逃脱出来。游客们将孩子从电视机前面拉开，来欣赏上野著名的樱花，来搞清楚一只霍加狓到底长什么样子，或许只是要满足一下对“熊猫小面点”“熊猫冰淇淋”或“熊猫炒面”的渴望。一个流行的说法称，所有东京人一生中总会来上野动物园至少四次：一次是在孩提时代；然后是作为情窦初开的少年和心仪对象约会的时候；再就是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最后是作为祖父母陪着孙子孙女来的时候。
一度作为日本人憧憬西方文明的标杆的上野动物园，而今被平滑无痕地织入民族文化资本与民族自我意识中。我们想要了解这种转换是怎样发生的，它又意味着什么。
[1] 我对生态现代性（ecological modernity）——这种出现于19世纪的新文化——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和威廉·利奇对大致同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分析路径不谋而合。参见《欲望之地：商品、权力与新美国文化的兴起》（ Land of Desire: Merchants, Power, and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Culture ），纽约：万神殿，1993年。有关美国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的转换，参见琳达·纳什（Linda Nash）的《无可逃避的生态：环境、疾病和知识史》（ Inescapable Ecologies: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 Disease, and Knowledge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于相关动力学的类似分析，参见罗芙芸（RuthRogaski）的《卫生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的健康与疾病的意义》（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尽管表达得不太充分，值得注意的是罗芙芸的书可能被当作一部环境史，与纳什和布雷特·L.沃克的书如出一辙。沃克：《毒岛：日本工业病史》（ Toxic Archipelago: A History of Industrial Disease in Japan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就其重要意义来说，我主张现代性自始至终是“生态的”，但是这里我也使用“生态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指代一个更宽泛的现代文化的特定方面。我将“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两个词区别使用。关于现代性这个词，我的言下之意是官僚阶层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尤其是至少从19世纪以来开启理性化生产的工业发展。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指出了现代性的含义，但必须注意的是，我从一开始就选择使用“生态现代性”这个词，目的在于将我的研究路径与别的社会科学家之间围绕“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展开的论战区别开来。大量的这类著作相当有价值，但是一系列进步性假设充斥其间——它认为社会出于理性原因会倾向于选择从长期来看能逐步改善环境的政策。而这在我研究关注的核心事件中未有发生。正如我在导论的第三部分指出的，在动物园，“生态现代性”被赋予改良或理性化特征的同时，也被大量贴上了异议、矛盾和错位的标签。正如我在接下来的部分提出的，有关日本（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的大量经验数据表明，这些情况也同样在我的研究所重点关注的机构之外。参见布伦丹·F. D.巴雷特（Brendan F. D. Barret）的《生态现代化与日本》（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Japan ），纽约：劳特利奇，2005年；阿瑟·P. J.摩尔（Arthur P. J. Mol）的《全球经济的生态现代化》（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麻省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1年；阿瑟·P. J.摩尔、戴维·A.索南菲尔德（David A. Sonnenfeld）以及格特·斯帕尔盖伦（Gert Spaargaren）合编的《生态现代化读本》（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Reader ），伦敦：劳特利奇，2009年。
[3]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等清楚阐明的，很少有其他概念能像自然的概念那样复杂。正如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所揭示的，日本的情形也是如此。有关“自然”的观念，通常被表达为“shizen”或是“tennen”，其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虚构的东西，深陷于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科学的动力之中。全书中，我努力在“自然”（nature）与“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之间保持着区分，前者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概念，后者被用来指称动物、植物以及环境因素。这种种事物和生命毫无疑问为人类所利用，受人类影响，被人类赋予意义。但是它们也影响着人类和文化。也正是基于这一行为之轴，我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然世界”。“自然”是人类的观念，而“自然世界”是事物的分类，这些事物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范围内，可接触时它们或许还会咬上我们一口。参见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威廉·克罗农的《故事之地：自然、历史与叙事》（“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美国历史月刊》78，no. 4（1992）：1347—1376；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的《重塑现代性：日本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自然观》（ Reconfiguring Modernity: Concepts of Nature in Japanese Political Ideology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有关动物和能动性，参见布雷特·L.沃克的《消失的日本狼》（ The Lost Wolves of Japan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相关时序的记录也秩序井然，尽管在剖析生态现代性的发展时，我对于这个词的使用和意义会有些轻微的调整，但是，注意到这些动力在近120年或说本书所覆盖的时间段里相对持续的特征很重要。当我们回望人类在日本诸岛出现的漫长历史深处时，现代性能够被解读为更早时期的资源开发和环境影响机制的快速扩张版本。为现代历史学家们所偏好的中观层面的编年史研究时序划分，在有助于揭示我们对于基于现代时期某种延续性之上的差别的核心关注的同时，也能够让某些东西模糊不清。我并非主张一种从现代早期到现代的激进的非连续性。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表明的，居于德川日本与明治日本之间的知识联系微妙，且充满了多面性。这些变迁的生态后果，尽管毫无疑问是复杂的，但是远称不上微妙。对于日本长时段的环境动力，参见康拉德·托特曼（Conrad Totman）的《绿色列岛：前工业时代的日本森林》（ Green Archipelago: Forestry in Pre-Industrial Japan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湯本貴和（Yumoto Takakazu）『環境史とは何か』，東京：文一総合出版，2011。
[4] 这里我引用了卡罗尔·格卢克（Carol Gluck）的作品。正如格卢克指出的，这类文化因地因时而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它们也都成为19世纪最为现代化的国家的重要特征。对于日本的情况，参见卡罗尔·格卢克的《我们时代的明治》（“Meiji for Our Time”），收入海伦·哈达克雷（Helen Hardacre）、亚当·L.克恩（Adam L. Kern）合编的《明治日本研究的新方向》（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eiji Japan ），纽约：博睿，1997年，第13—16页。也可参见我的《教化自然》（“Didactic Nature”），收入格雷戈里·M.普夫卢格菲尔德和布雷特·L.沃克编《日本动物：日本动物生活的历史与文化》，安娜堡：密歇根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05年。米歇尔·德赛尔蒂德（Michel Decerteau）在他的《书写历史》（ The Writing of History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进行了类似讨论。对于美国的情形，可参见《荒野困扰；或回到不真实的自然》（“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收入威廉·克罗农编《陌生之境：面向自然再造》（ 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纽约：诺顿出版，1995年。以及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的《你是环保人士或你为生存奋斗吗？》（“Are You an Environmentalist or Do You Work for a Living”），收入《陌生之境》。对于法国的情形，参见迈克尔·贝丝（Michael Bess）的《轻绿社会：法国生态学与技术现代性，1960—2000》（ The Light-Green Society: Ecology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ty in France, 1960—2000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年。对于美国案例中超越理想化“荒野”的有益努力，参见阿伦·萨克斯（Aaron Sachs）的《田园美国：环境传统的死与生》（ Arcadian America: The Death and Life of an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日本也是生态现代性之外的传统的大本营，很多这些传统与诸如诗歌这类的审美实践或是与寺庙花园和墓地这类高度风格化环境的精心打理相联系。与之相反的是，生态现代性倾向于出现在与大众和研究科学以及工程相关的机构中，比如动物园、科学博物馆、实验室以及学校。我们也能够在屠宰场和超级市场、商品交易系统，以及有关“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的现代话语中看到相关的动力。关于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自然资源”，参见佐藤仁（Satō Jin）『「持たざる国」の資源論：持続可能な国土をめぐるもう一つの知』，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有关四季的日本话语，参见白根治夫（Haruo Shirane）《日本与四季文化：自然、文学与艺术》（ Japan and the Culture of the Four Seasons:Natur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日文题目为『四季の創造：日本文化と自然観の系譜』），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3年。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在她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然》（“Ultranational Nature”）一文中，揭示了这类审美理念是如何被输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话语中去的，该文收入《重塑现代性》，第179—208页。
[5] 日本研究中这类最清楚也最有影响力的声明出自1960年举办的深具未来影响的箱根会议（Hakone Conference）。会上有着专业引领力的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齐聚一堂，就日本现代化的本质展开讨论。有关这点的关键讨论聚焦于现代化进程中无生命能源的角色以及世俗化在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的角色。关于会议进程的概述总结，参见约翰·W.霍尔（John W. Hall）的《日本现代化的观念变革》（“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收入马里乌斯·B.詹森（Marius B. Jansen）编《变迁中的日本现代化态度》（ Changing Japanese Attuti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这次会议的整体讨论，参见J.维克托·科希曼（J. Victor Koschmann）的《现代化与民主价值：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模式”》（“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c Values: The‘Japanese Model’ in the 1960s”），收入戴维·恩格曼（David Engermann）、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马克·黑费尔（Mark Haefele）以及迈克尔·E.莱瑟姆（Michael E. Latham）编《阶段性成长：现代化，发展与全球冷战》（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2003年。
[6] 这个术语由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提出，参见他的《太阳之子：人类难以抑制的能源欲望史》（ 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纽约：诺顿出版，2006年。也可参见奥利弗·莫顿（Oliver Morton）的《以太阳为食：植物是怎样统治星球的》（ Eating the Sun:How Plants Power the Planet ），纽约：哈珀柯林斯，2009年。对于城市环境中的人类身体的开创性研究，参见格雷格·米特曼（Gregg Mitman）的《呼吸空间：过敏何以形成我们的生命与景观》（ Breathing Space: How Allergies Shape Our Lives and Landscapes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有关城市生态学的作品体量相当之大。与这类主题相关的国际研究梗概，可参见约翰·M.马朱卢夫（John M. Marzuluf f）、埃里克·舒伦伯格（Eric Shulenberger）、威利弗雷德·恩德里赫（Wilifried Endlicher）、马里纳·艾伯蒂（Marina Alberti）、戈登·布拉德尼（Gordon Bradley）、拉尔·瑞安（Lare Ryan）、尤特·西蒙（Ute Simon）以及克雷格·朱姆布鲁嫩（Craig ZumBrunnen）合编的《城市生态学：人与自然互动的国际视野》（ Urban Ecolog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纽约：施普林格，2008年。也可参见埃玛·马里斯（Emma Marris）的《喧闹花园：在后野生世界中保存自然》（ Rambunctious Garden: Saving Nature in a Post-Wild World ），纽约：布鲁姆斯伯里，2011年。
[7] 这里我径直引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我们从未现代过》（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也可参见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的《专家法则：埃及、技术政治、现代性》（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纽约：劳特利齐，1992年。正如泰莎·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所表明的，这种将日本视为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西方”概念的一成不变的参照物的看法，由于缺乏“将人类作为主体和自然作为客体”的观念，既常见又深可怀疑。我进而跟随莫里斯—铃木，拒绝去辨识一种简单划一的“日本人的自然观”（Japanese view of nature）。我们对于环绕在动物园周围的诸多事件，而非对“日本性理论”（Nihonjinron）的详查，表明了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一种单一的传统能够覆盖这全部的文化。对于日本思想中存在的多样自然的处理，参见《自然》（“Nature”）一文，收入泰莎·莫里斯—铃木《再造日本：时间、空间、国家》（ Re-Inventing Japan: Time, Space, Nation ），纽约：M. E.夏普，1998年。生态现代性只是充满争议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领域中的诸多文化之一。正如我所指出的，它是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和跨度的文化，但是我不对其普泛性做任何的断言，尽管我的许多行动者都沿着这些路线发出呼声。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也强调过一系列密切相关的议题，虽然我们时不时意见相左，但这绝大多数可以归结为我们关注点的不同（她关注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话语，而我更关注一种旨在面向更大范围人口的文化机构），而且她的作品在我写作推进的每一阶段都助益良多。参见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重塑现代性》；也可参见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向死而生”：现代日本的自然与政治主题》（“To Become as One Dead”：Nature and the Po liti cal Subject in Modern Japan），收入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费尔南多·维达尔（Fernando Vidal）合编的《自然的道德权威》（ The Moral Authority of Nature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8—330页。
[8] 例如，佛教教义提出了存在的六种状态，或说是六道轮回（Rokudō rinne）。其中，“兽道”（beastly realm，chikushōdō）被置于人道（nindo）之下。可能的话，我会有意地使用“野兽”（beast）这个词来指称这些比“动物”（animal）或dōbutsu更古老的话语。在19世纪早期，“dōbutsu”呈现出新的意义，正如我在第一章中阐明的那样。有关日本文化中佛教和动物世界的联系，参见芭芭拉·安布罗斯的《争议之骨：当代日本的动物与宗教》（ Bones of Contention:Animals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 ），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2年。阿恩·卡兰（Arne Kalland）也强调过相关的议题，见《起底捕鲸：有关鲸和捕鲸的话语》（ Unveiling the Whale: Discourses on Whales and Whaling ），纽约：博尔根图书，2009年。也可参阅约翰·奈特（John Knight）的《等待日本狼：一项人类——野生生命关联的人类学研究》（ Waiting for Wolves in Japan: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People-Wildlife Relations ），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6年。
[9] 可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网站上找到，查询于2012年5月1日，http://project.lib.keio.ac.jp/dg_kul/fukuzaw a_title.php?id=3。关于上野公园复合体的早期历史，参见艾丽斯·曾宇婷（Alice Yu-Ting Tseng）的《明治日本的帝国博物馆：建筑与民族艺术》（ The Imperial Museums of Meiji Japan: Architecture and the Art of the Nation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椎名仙卓（Shiina Noritaka）『明治博物館事始め』，京都：思文閣出版，1989。
[10] 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M. Craig）：《文明与启蒙：福泽谕吉的早期思想》（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The Early Thought of Fukuzawa Yukichi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大久保利通文書」，收入日本科学史学会編『日本科学技術史大系』，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64。泰莎·莫里斯—铃木：《日本的技术转型：从17世纪到21世纪》（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 参见迈克尔·索金（Michael Sorkin）的《迪士尼见》（“See You in Disneyland”），收入苏珊·S.芬斯坦（Susan S. Fainstein）和斯科特·坎佩尔（Scott Campbell）合编的《城市理论读本》（ Readings in Urban Theory ），莫尔登：布莱克威尔，2001年，第208页。
[12] 参见乔迪·埃姆尔（Jody Emel）和珍妮弗·R.沃尔克（Jennifer R. Wolch）编《动物地理学：自然与文化交界处的地方、政治与认同》（ Animal Geographies: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s ），纽约：沃索，1998年。也可参见洛兰·达斯顿和格雷格·米特曼的《思考动物：拟人论的新视角》（ Thinking with Animals: New Perspectives on Anthropomorphism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特别是哈丽雅特·里特沃的《动物庄园：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与其他生物》（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
[13] 有关帝国时代对自然世界的重新分类，参见哈丽雅特·里特沃的《鸭嘴兽、美人鱼以及其他分类想象的虚拟事物》（ The Platypus and the Mermaid, and Other Figments of the Classifying Imagination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在日本的个案中，时间和空间以一种重要方式发挥着不同作用。19世纪中叶，当这个国家的图书馆向西方自然——历史教材完全而非小部分地“打开”时，在一定意义上，众多物种顿时如潮水般涌入。也可参见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的《自然政府：科学、大英帝国与世界“改良”》（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Improvement”of the World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年。
[14] 描述动物园的机构网络时，我援引拉图尔在《将事物拉作一处》（“Drawing Things Together”）一文中划出的路径，该文收入M.林奇（M. Lynch）和S.伍尔加（S. Woolgar）编《科学实践的再现》（ Representations in Scientific Practice ），麻省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也可参见理查德·H.格罗夫（Richard H. Grove）的《绿色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热带岛屿伊甸园和环保主义的起源》（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 有关世界动物园的历史，参见弗农·N.基斯林（Vernon N. Kisling）的《动物园和水族馆历史：古代动物收藏到动物园》（ Zoo and Aquarium History: Ancient Animal Collections to Zoological Gardens ），博卡拉顿：CRC，2001年；奈杰尔·罗特费尔斯（Nigel Rothfels）的《野蛮人与野兽：现代动物园的诞生》（ Savages and Beasts: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Zoo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02年；鲍勃·马伦（Bob Mullan）和加里·马文（Garry Marvin）编《动物园文化：观众观看动物之书》（ Zoo Culture: The Book about Watching People Watch Animals ），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9年。根据基斯林的说法，加尔各答动物园于1876年开张。墨尔本动物园是欧洲以外地区建成的第一个动物园，于1872年开张。就在这同一年，山下动物厅也在东京市中心创立。
[16] 伊丽莎白·汉森（Elizabeth Hanson）：《动物魅惑：美国动物园的自然展示》（ Animal Attractions: Nature on Display in American Zoos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年。今天，在日本有将近90家注册动物园和数十个猴园、野生动物园以及其他的动物娱乐景点。关于最新的名录，参见日本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JAZA）网站，2011年，www.jaza.jp/z_map/z_seek00.html。关于世界范围内更可靠的信息，可以查询世界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网站，www.wasa.org。
[17] 我之所以选择使用这个相对来说不那么熟悉的术语“人类世”（Anthropocene），是因为我相信它具有先验的正确性，同时，部分也是考虑要将有关日本书写中大量使用的“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观点陌生化起来。这里我的本意并非要介入有关命名法的争论，而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之前曾经被忽略掉的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对“人类世”这个概念的易于理解的总结，参见保罗·J.克鲁岑的《人类地理》（“Geology of Mankind”），收入《自然》（ Nature ），415，2002年1月3日。有关全球化，参见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于日本全球化的研究，参见安德鲁·戈登的《织造消费者：现代日本的缝纫机》（ Fabricating Consumers: The Sewing Machine in Modern Japan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2年。也可参阅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 Empire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有关“深时”历史的书写，参见丹尼尔·洛德·斯梅尔（Daniel Lord Smail）的《深度历史与大脑》（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有关更新世（Pleistocene）和全新世（Holocene），参见莉迪亚·V.派恩（Lydia V. Pyne）以及史蒂芬·J.派尔（Stephen J. Pyle）的《最后的失落世界：冰川时代、人类起源以及更新世的发明》（ The Last Lost World: Ice Ages, Human Origins,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Pleistocene ），纽约：维金，2012年。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受克鲁岑和其他人的启发，我曾作出一些有关气候变迁科学的基本猜想。追随诸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和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这类历史学家的作品，以及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我选择采用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科学共识。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历史气候：四个议题》（“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评判探索》（ Critical Inquiry ），35（2009）：197—222。娜奥米·奥雷斯克斯：《气候变迁的科学共识》（“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收入《科学》（ Science ），306（2002年12月3日）。
[18] 这里我引用来自威尔·斯蒂芬（Will Steffen）、雅克·格林瓦尔德（Jacques Grinevald）、克鲁岑以及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的共同成果《人类世：概念与历史的维度》（“The Anthropocen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收入《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369（2011）：842—867。也可参见斯图尔特·蔡平三世（Stuart Chapin III）、埃里克·S.扎瓦尔塔（Erika S. Zavalta）等人的《生物多样性变迁的后果》（“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收入《自然》，405（2000年5月11日）：234—242。
[19] 一些学者主张“人类世”的开端应该标在往前更早的时候，如农业时代开启之初。这种质疑不无道理。我之所以选择聚焦工业时代，是因为在工业时代人类活动的影响明显变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更早时代的人类活动没有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推进的工业化，而非农业发展或长时段人口增长的缓慢节奏变化，成为我思考进路的关键所在。参见查卡拉巴提的《历史气候：四个议题》，第209—210页。也可参阅威廉·F.拉迪曼（William F. Ruddiman）的《犁、瘟疫和石油：人类是如何控制气候的》（ Plows, Plagues, and Petroleum:How Humans Took Control of Climate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 参见卜水田尧（Akira Mizuta Lippet）的《电子动物》（ Electric Animal ），第3页。对卜水田尧观点的批评性探讨，参见妮科尔·舒肯（Nicole Shukin）的《动物资本：生命政治时代的日常呈现》（ Animal Capital: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cal Times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9年。有关现代日本迷失与渴望的相关但又不同的讨论，参见玛丽莲·艾薇（Marilyn Ivy）的《消失话语：现代性、幻觉、日本》（ Discourses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年。
[21] 参见沃克的《消失的日本狼》；迈克·达纳赫（Mike Danaher）的《日本环境政治：野生动物保护地案例》（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Japan: The Case of Wildlife Preservation ），萨尔布吕肯：VDM，2006。
[22] 查卡拉巴提：《历史气候：四个议题》；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从日本思考全球：历史的自然主体及其期望》（“Using Japan to Think Globally: The Natural Subject of History and Its Hopes”），收入伊恩·J.米勒、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布雷特·L.沃克编《自然边缘的日本：全球权力的环境场景》（ Japan at Nature’s Edge: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a Global Power ），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3年。
[23] 这里我引用希拉·雅森诺夫对相关动力持续的讨论，参见《社会新气候》（“A New Climate for Society”），收入《理论、文化与社会》（ Theory, Culture &Society ），27，no. 2—3（2010）：233—253。她在《检验时间的气候科学》（“Testing Time for Climate Science”）一文中也对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该文收入《科学》，328，no. 5979（2010）：695—696。
[24] 同上；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对气候变迁自觉意识的出现与欧洲启蒙本质的争论的对照研究结论令人震惊。视启蒙为“灾难性胜利”（disaster triumphan）的观点，参见二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纽约：赫尔德与赫尔德，1972年，第3页。
[25] 奈哈特有关“生物学视角”的精巧公式和我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因为它更多地聚焦在科学的历史上。而我的历史则更多地聚焦于一个地点而非话语本身。我选择使用“生态现代性”这个术语，而非“生物现代性”或生物学视角。我这本书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活生生的互动之中，也发生在学术研讨的领域。然而，这种存在于林恩·K.奈哈特的《现代自然：德国生物学视角的兴起》（ Modern Nature: The Rise of the B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Germany ）中的关键转换，也广泛存在于日本各种案例之中。这种从一个基于大学的、首要关注分类学的精英科学向博物馆、学校、动物园以及其他公众机构的市民领域的转换过程，能够在20世纪头10年的日本观察到，当时动物园的数量不断增加而科学共同体也进入一个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新时期。正如我在第二章提出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上野动物园开始和现代日本的精英科学研究主流分离开来。参见林恩·K.奈哈特的《现代自然：德国生物学视角的兴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特别是“前言：生物学视角与一个现代自然的问题”（Introduction: The Bi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Problem of a Modern Nature），第1—34页。关于环境史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研究进路的确立，参见斯韦克·索兰（Sverker Sorlin）和保罗·沃德（Paul Warde）的《环境史问题的问题：对研究领域的再读》（“The Problem of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Re-Reading of the Field”），《环境史》（ Environmental History ），12，no.1（2007）：107—130。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在《自然边缘的日本》一书的结语里提出了类似的转换。
[26] R. 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The Idea of History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第216页。
[27] 这里我部分引用大卫·布莱克本的《前言：德国历史中的自然和风景》（“Introduction: Nature and Landscape in German History”），收入《征服自然：水、风景与现代德国的形成》（ The Conquest of Nature: Water, Landsca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 ），纽约：诺顿，2006年。也可参见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实践碾压：时间、能动性与科学》（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28] 参见蒂莫西·S.乔治（Timothy S. George）的《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 Minamata: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宇井纯（Jun Ui）的《日本的工业污染》（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Japan ），东京：联合国大学出版社，1992年；诺里·赫德尔（Norie Huddle）、迈克尔·赖克（Michael Reich）和内厄姆·斯蒂斯金（Nahum Stiskin）的《梦想之岛：日本的环境危机》（ Island of Dreams:Environmental Crisis in Japan ），纽约：秋天出版，1975年；布雷特·L.沃克的《毒岛：日本工业病史》。在日本，宫本宪一（Miyamoto Ken’ichi）多元的作品是批评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浓厚传统的代表。来自“环境史”新兴研究领域的作品，参见本谷勲（Mototani Isao）『歴史としての環境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2004；松田裕之（Matsuda Hiroyuki）、矢原徹一（Yahara Tetsukazu）編『環境史とは何か』，東京：文一総合出版，2011。
[29] 关于CITES，参见罗莎琳德·里夫（Rosalind Reeve）的《濒危动物国际贸易监管：CITES条款及遵守》（ Polic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The Treaty and Compliance ），伦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02年。诚然，参与到CITES中来与遵守条约规定不是一回事。动物园团队努力在保护规则与机构需求的张力间寻求妥协——尤其是追求有限预算下的参观人数的持续增长，整个日本有太曲折的历史。1989年，在CITES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日本人备案的例外情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这些例外情形绝大多数都与鲸类动物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相关。如想一瞥这些议题并对日本人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有个大致了解，参见斯蒂芬·R.凯勒特（Stephen Kellert）的《野生动物的日本视角》（“Japanese Perceptions of Wildlife”），收入《保护生物学》（ Conservation Biology ），5（1991）：297—308。
[30] 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引用蒂莫西·米切尔的《殖民埃及》（ Colonising Egypt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书名为《再造国家：埃及在19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译者注）。也可参见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世界图景的时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收入《技术和其他主题质疑》（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纽约：哈珀与罗，1977年，第115—154页。
[31] 关于知识的新领域特别是视觉方面的，参见蒂蒙·斯克奇（Timon Screech）的《心之透镜：江户晚期的西方科学凝视与大众想象》（ The Lens within the Heart:The Western Scientific Gaze and Popular Imagery in Late Edo Japan ），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2年。关于日本科学共同体对于专业化的追求，参见広重徹（Hiroshige Tetsu）『科学の社会史：近代日本の科学体制』，東京：岩波書店，1973；広重徹『科学の社会史：経済成長と科学』，東京：岩波書店，1973。也参见村上陽一郎（Murakami Yōichirō）『日本人と近代科学』，東京：新曜社，1980；村上陽一郎『科学者とは何か』，東京：新潮社，1994。无论是广重徹还是村上阳一郎都指出19世纪的专业化区分过程取得了成功。到1912年明治时代结束之际，科学家（kagakusha）和工程师（kogakusha）的形象被人们广泛接受，一并被接受的还有他们在研究自然世界和改造自然世界过程中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事实上，横跨大半日本现代史的由科学家主导的专业化区分的追求，与对于自然世界知识的宣称无关，而是和一个多少有些理想化的“西方科学”以及科学家有关，他们通常被认为更先进。由此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很少被批评或质疑，这与被许多日本人理想化的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的情况截然不同。部分地，将日本科学建构为“落后”的这种做法会有助于保全这个国家的科学共同体的地位。鈴木淳（Suzuki Jun）：『日本の近代15：新技術の社会誌』，東京：中央公论社，1999；水野弘道（Hiromi Mizuno）：《科学帝国：现代日本的科学民族主义》（ Science for the Empire: Scientific Nationalism in Modern Japan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0年。关于美国相关的学科专业化史的研究，参见马克·巴罗（Mark Barrow）的《对鸟类的激情：奥杜邦之后的美国鸟类学》（ A Passion for Birds: American Ornithology after Audubon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科学与政治权威的宣称，参见安德鲁·朱伊特（Andrew Jewett）的《科学、民主与美国大学》（ Science, Democracy, 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
[32] “神道教”直到19世纪晚期才固定下来。参见海伦·哈戴克（Helen Hardacre）的《神道教与国家，1868—1988》（ Shinto and the State, 1868 — 1988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研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专业化发展的历史学家们辨识出了专业区别与认识论变革相似的共同进化。参见希拉·雅森诺夫的《第五分支：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科学建议人》（ The Fifth Branch: 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也可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科学领域的专业化以及理性进步的社会条件》（“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收入马里奥·比亚吉奥尼（Mario Biagioli）编《科学研究读本》（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纽约：劳特利奇，1999年，第12—30页；希拉·雅森诺夫：《协同生产的习语》（“The Idiom of Coproduction”），收入希拉·雅森诺夫编《知识状态：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协同生产》（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 ），纽约：劳特利奇，2004年。
[33] 关于日本现代史中的野蛮人问题，参见罗伯特·蒂尔尼（Robert Tierney）的《野蛮热带：比较框架下的日本帝国文化》（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各种各样的因素交织一体共同促成了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这些动力用英语写就的最好分析，参见泰莎·莫里斯—铃木的《日本的技术转型：从17世纪到21世纪》（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
[34] 马伦和马文揭示了动物园这种机构是怎样在动物园文化中变得全球化的。对于动物园的批评性读本，参见兰迪·马拉默德（Randy Malamud）的《阅读动物园：动物的表征与圈养》（ Reading Zoos: Representations of Animals and Captivity ），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正如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表明的，那些聚焦于日本社会中盛行的供养和其他挽回祭仪式，并将其视为某种对待动物的或多或少的启蒙态度标志的研究，忽略了这些仪式在推进动物的利用、开发和屠杀过程中的作用。相关的讨论，参见阿恩·卡兰的《起底捕鲸：有关鲸和捕鲸的话语》。关于视日本为一个“后家户”社会的激进而最终又难以让人信服的反对观点，参见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的《猎人、牧人和汉堡包：人与动物联系的过去与未来》（ Hunters, Herders, and Hamburgers:The Past and Future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布利特整体的观点无疑值得我们深思，但是他对日本的分析存在着先验的缺陷。日本人在现代性开启前的好几个世纪就与驯化动物一起劳作。最显而易见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有蹄类动物被人们驯养用作劳力，远超布利特或是他引用的许多日本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动物仅仅被当作人类的热量补充。所谓的贱民（outcastes）或不洁者（polluted ones， eta or hinin ）与这种驯养文化之间的联系明显在日语和英语的学者圈里未受重视。关于日本历史中的肉类消费以及食肉行为，参见汉斯·马丁·克尔默（Hans Martin Krämer）的《“别配不上我们神圣的国度”：从17世纪到当下日本自我与他人话语中的食肉》（“‘Not Befitting Our Divine Country’ : Eating Meat in Japanese Discourses of Self and Other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收入《饮食与饮食之道》（ Food and Foodways ），16，no. 1（2008）：33—62。
[35] 参见蒂莫西·米切尔的《殖民埃及》，xiii；也可参见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文化的定位》（ Location of Culture ），特别是86页。
[36] 卜水田尧：《电子动物》，第1页。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在她的《重塑现代性》一书中对自然（nature，shizen）一词的使用进行了相关讨论。例如，到2006年，一个普通日本市民日常食谱中的绝大多数蛋白质来自牛肉、鸡肉和猪肉（很多来自海外进口），而非来自蔬菜和海鲜，这是历史上的首次突破。参见日本农林水产省（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的《视觉：日本的渔业》（ Visual: Japan’s Fisheries ），东京：日本水产厅，2009年，第4页；安德鲁·戈登的《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
[37] 参见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收入《沉思集》（ Reflections ），纽约：绍肯图书，1978年，第146—162页；利奥·马克思（Leo Marx）的《园中机器》（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
[38] 关于宠物的意义和用途，参见段义孚（Yi-fu Tuan）的《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对于当代日本动物的讨论，参见菅豊（Suga Yutaka）編『人と動物の日本史』，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