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如同动物园一样，书本，也同样由种种与事物和观念相关的习俗、传统形塑而成。这些事物和观念隐藏在看似一览无余的视野之下，不显山不露水，却传达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既然一本书按惯例是要把致谢内容放在开篇，我也要首先表达自己满满的谢意。没有诸多个人和机构的关心、支持和激励，就不会有大家眼前这本书。在这里我要很自豪地逐一致谢，因为他们的慷慨和影响始终充盈在随后开启的书页之间。关于这本书，所有的缺陷和不足全都归结于我。

这个项目开始于档案。最开始我并没有想要写一本关于动物园的书，但是，当我接触到东京动物园协会（Tokyo Zoological Park Society，简称TZPS）的档案资料，并在上野动物园的档案边停驻不前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用这些资料来做点什么。这家机构一直注意保存它自19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的所有文书档案，这些收藏巨细无遗，从外交同意函和保护声明到种种琐碎的东西，如票据、地图、建筑蓝图，以及写给动物园园长的信。这些东西把动物园既往时光里的日常政治以文献的方式保存下来。战争期间的收藏尤其丰富，而在其他许多由国家运营的机构中，这类材料往往在1945年销毁殆尽。这项研究本身充满了太多争议，所以，特别感谢东京动物园协会的支持。尽管这本书难免会时不时出现对动物园的批评之词，但是，本书的重点在于强调，所有分析的目标都指向现代性问题本身，以及这种现代性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矛盾联系，而不必然是某个机构本身。重点在于上野动物园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引发问题意识的图景，值得我们加以详察。争议本身其实也得到很多人不同形式的关注，比如上野动物园、东京动物园协会、日本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的工作人员群体，没有他们的努力，这本书不太可能写出来。我特别感谢土居利光（Doi Toshimitsu）、石田修（Ishida Osamu）、小宫辉之（Komiya Teruyuki）、小森厚（Komori Atsushi）、持丸顺子（Mochimaru Yoriko）、中川木尾（Nakagawa Shigeo）、日桥一秋（Nippashi kazuaki）、大平浩（Ohira Hiroshi）、小田世一（Shōda Yōichi）、菅谷浩（Sugaya Hiroshi），以及斯塔滕岛动物园的前任园长川田健（Ken Kawata），他们都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我逐渐摆脱了最初看到这些文献时的疑惑。如同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日本学者一样，我以前也听说过有关本书第四章所描述的“动物园大屠杀”事件的种种传言。在这个事件中，上野动物园最有价值的动物被当作战争文化的献祭和牺牲品而被杀掉。但是过去我一直在猜想这会不会是虚构的事件。“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吗？”在我和我的研究生导师格雷戈里·M.普夫卢格菲尔德（Gregory M. Pflugfelder）和卡罗尔·格卢克（Carol Gluck）进行电话沟通的时候，我也不断地问我自己。这些对话，如同和他俩进行的其他太多沟通一样，带来了颠覆性的启发。想要在只言片语间向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搭建起来的学术团队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团队里还有亨利·D.史密斯二世（Henry D. Smith Ⅱ）、威廉·利奇（William Leach）、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等人。我还要说我分享到了我的学生们的学术智慧和学术激情。他们包括乔伊·金（Joy Kim）、蓝泽意（Fabio Lanza）、李·彭宁顿（Lee Pennington）以及渡边拓（Tak Watanabe）。他们所有人都阅读过这个写作计划的不同版本的草稿。杰萨米·埃布尔（Jessamyn Abel）、维多利亚·凯恩（Victorial Cain）、亚当·克卢洛（Adam Cluow）、丹尼斯·弗雷斯特（Dennis Frost）、费德里科·马尔孔（Federico Marcon）、劳拉·奈泽尔（Laural Neitzel）、苏珊娜·奥布莱恩（Suzanne O’Brien）、斯科特·奥布莱恩（Scott O’Bryan）、阿伦·斯卡贝伦德（Aaron Skabelund）、莎拉·塔尔（Sarah Thal）和华乐瑞（Lori Watt），他们所有人或提供材料或提供观点，贡献良多。凯瑟琳·基特（Kathleen Kete）慷慨地参与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而来自美国国家教育部门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让我得以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大日方纯夫（Obinata Sumio）教授一起工作。

我对于整体大历史以及环境史的思考特别得益于一些学术社团。纽约大学的路易斯·杨（Louise Young）和哈利·哈努图尼安（Harry Harootunian），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的唐纳德·罗登（Donald Roden），以及从前在普林斯顿大学而现在则在哈佛大学和我愉快地共事的戴维·L.豪厄尔（David L. Howell），他们每一个人都敦促我在界定了日本史家所称的“问题意识”的方法论和哲学方面考虑得更加深入。伊利诺伊大学的凯文·M.多克（Kevin M. Doak）、戴维·古德曼（David Goodman）、罗纳德·P.托比（Ronald P. Toby）激发了我对日本史的热情。杰克逊·H.贝利（Jakson H. Bailey）和查克耶茨（Chuck Yates）从伦理学维度启发了我对历史实践的思考。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职的经历虽然短暂，但是对我的环境史转向具有重要推动意义。感谢和罗杰·安德森（Roger Adelson）、安东尼·钱伯斯（Anthony Chambers）、詹姆斯·福尔德（James Foard）、布莱恩·格拉顿（Brian Graton）、莫妮卡·格林（Monica Green）、保罗·赫特（Paul Hirt）、彼得·艾弗森（Peter Iverson）、雷切尔·科普曼斯（Rachel Koopmans）、史蒂芬·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凯瑟琳·奥唐奈（Catherine O’Donnell）、詹姆斯·拉什（James Rush）以及田浩（Hoyt Tillman）共事的深厚情谊。其间我也参与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布兰代斯大学、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康奈尔大学、厄勒姆学院、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北卡罗来纳大学、剑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上智大学、东京大学驹场校区、早稻田大学和耶鲁大学召集的众多学术会议，会上我发布了阶段性成果，并从会上得到的批评指正里受益良多。

在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担任副教授期间，我完成了本书绝大部分的写作。特别感谢我在剑桥期间的学生和同事们，他们充满好奇和智慧的陪伴使我的思考更富于创造性。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是一位相当具有启发性的朋友和指导者，每一次和他的散步都会令我有新的收获。伊曼纽尔·K.阿克耶安彭（Emmanuel K. Akyeampong）、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埃伦兹·马内那（Erez Manela）、艾福萨那·纳吉玛巴蒂（Afsaneh Najmabadi）以及谭可泰（Hue-Tam Ho Tai）和我写作团队的其他成员——如罗宾·伯恩斯坦（Robin Bernstein）、伊丽莎白·莱曼（Elizabeth Lyman）、辛多休曼斯（Sindhumathi Revuluri）、佛斯库尔（Adelheid Voskuhl），都阅读过手稿的部分内容。格林藤（Jennifer van der Grinten）和迈克尔·桑顿（Michael Thornton）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研究协助。克莱尔·库珀（Claire Cooper）分享了她关于岩仓使团的研究。而参加我开设的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和“历史的环境转向”研究班课程的同学们，镇定而且带有深刻洞见地承受住了他们的老师在章节间跳转的折磨。我也很幸运地加入了马亚·雅森诺夫（Maya Jasanof f）、安德鲁·朱伊特（Andrew Jewett）和凯利·奥尼尔（Kelly O’Neil）组成的团队。感谢赖肖尔日本研究所的特德·贝斯特（Ted Bestor）、特德·吉尔曼（Ted Gilman）和苏珊·法尔（Susan Pharr），以及历史与经济联合研究中心的埃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让我找到了学术共同体并得到资助。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持续地启发了我。麦克维（Kuniko McVey）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给予我的帮助弥足珍贵。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艺术和科学学院终身教授出版基金、魏海德国际事务研究中心都为我提供了研究赞助。希拉·雅森诺夫（Sheila Jasanof f）和哈佛科学、技术、人文协会，以及哈佛人文研究中心都慷慨地举办了我部分章节的工作坊。我也特别感谢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和哈佛大学艺术和科学学院提供的学术休假机会。

还有三位在我所归属的这些林林总总的机构之外的学者值得我的特别致谢。布雷特·L.沃克（Brett L. Walker）、哈丽雅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以及沃尔特·赫伯特（T. Walter Herbert），他们每一个人都读过创作中的全部手稿，并给予评论。哈丽雅特富有开创性的作品精心描述了我的研究所致力的领域。布雷特驱使我持续地批判性思考自然世界的再现与真实的自然世界的关系，提醒我真实的动物会咬人而想象则会杀人。沃尔特的机智和辩才帮我很好地把散乱平淡的措辞优化成强有力的论证。戴维·安巴拉斯（David Ambaras）、芭芭拉·安布罗斯（Barbara Ambros）、安德鲁·伯恩斯坦（Andrew Bernstein）、托德·亨利（Todd Henry）、特伦特·马克西（Trent Maxey）、乔丹·桑德（Jordan Sand）、茱莉亚·阿德尼·托马斯（Julia Adeney Thomas）、富努斯塔克（Sabine Frustuck）和藤谷隆（Tak Fujitani），都友好地提供了对章节的评论意见。

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利德·麦柯姆（Reed Malcolm）和艾森思塔克（Stacy Eisenstark）的合作愉快无比。我特别感激他们对这个项目的热情，以及利德对全书整体结构的极具洞察力的理解。魏海德东亚研究所的丹尼尔·里夫罗（Daniel Rivero）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伊丽莎白·李（Elizabeth Lee）对这本书的早期版本的编辑着力甚多，当前版本中导论和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曾经被收录到布雷特·L.沃克和格雷戈里·M.普夫卢格菲尔德主编的《日本动物：日本动物生活的历史与文化》（ JAPANimals:History and Culture in Japan’s Animal Life ），该书是“密歇根日本研究专题系列丛书”（Michigan Monograph Series in Japanese Studies）之一。

我的父母，南恩（Nann）和比尔（Bill），在他们允许自己16岁大的孩子独自登上飞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班时，就设定了我的成长轨迹。他们是勇敢无畏又充满爱心的一对父母，当我迷失在东京街头，向他们电话求救时，他们的反应是好奇胜过了恐慌。后来在研究中我一再发现，他们对于人类基本人格的信心和对社会正义的期待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我的思考。我的祖父母是我最早时期的旅行赞助金的来源，他们使我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相遇。我的岳父母，瓦尔特（Walter）和玛乔丽（Marjorie Herbert），更多是通过为我们看护孩子和长时间参与讨论这种方式为这个项目作出精神和物质层面的贡献。

我的儿子，利亚姆（Liam Herbert-Miller），出生在这本书出版前的学位论文撰写阶段。我之所以关注环境相关议题，是因为多多少少会期待它有助于我们去维护好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自然世界，这个世界能够更好地丰富利亚姆对于日常生活的感官体验。我也要感谢利亚姆的母亲，我的妻子克拉特（Crate Herbert），她总是精力无穷地为我提供坚实支持。感谢你，克拉特，你对我们共同生活的付出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前提和基础。你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欢笑和宁静的能力，充斥在你对复杂的旅行日程、日常生活的照顾，甚至是多变的最后期限的安排中，这种能力是如此扣人心弦，就好像你能够直击事物的本质，无论是智识上的还是情感上的。你和我们家庭的其他成员是我的宇宙的轴心所依。谨以这本书献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