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哈丽雅特·里特沃

在某种意义上，以动物作为关注焦点的既有研究没有太多的新意可言。在流传于整个中世纪欧洲的诸多远古寓言故事中，已经有大量已知和未知动物的种类和名称。最迟从17世纪晚期开始，《牛津英语词典》里首次列出了“动物学”（zoology）这个词，动物才正式拥有了专属的科学分类［动物持续吸引着科学家的注意力，即使在近来的科学发展使得我们越发难以定义这类研究的学科特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而，作为该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团体，美国动物学家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Zoologists）在成立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991年被重新命名为综合和比较生物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Integrative and Comparative Biology）］。动物历来就在文学分析和宗教象征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的残骸为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有关它们的报道，无论是数字的还是文字的，都成为历史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和农业经济研究的重要材料。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又有些新的动向。最近几十年间，学界对于动物的学术关注度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深入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的学科和分支学科。也正是在这同一个时间段，“动物研究”浮现了，作为一个跨多个学科的新领域，如今它正在学科共同体、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中得到制度化发展。在这种高歌猛进的态势中，我们也注意到，动物研究的成功扩张已经导致了对它自身多学科性的削弱。也就是说，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着迷于动物转向的同时，他们和那些置身于自己方法论舒适区之外的同行进行互动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弱。尽管如此，对于其名下作品能被归入动物研究大标题下的绝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分享着如何接近他们的非人类研究对象的新奇体验，并且试图把自己对动物以及人类的关切和视角引入叙述中。

即便有这种趋同和固化，或许就是因为这种趋同和固化，有关动物研究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尚待解决。最重要也即最简单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动物？根据动物学分类体系，动物界包括海绵动物、水母、蠕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一些动物研究作品将这些内容整合到“动物”这一延伸性的定义下。然而，至少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个定义会有点太过宽泛。人类（至少是那些无脊椎动物学家之外的人）倾向于更多地和那些看似最强壮的动物进行互动，也倾向于对这类动物进行更卓有成效的思考。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被冠名为动物研究的历史学著作，更多关注的是和我们相近的脊椎动物。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理由表明，人们确实是倾向于厘清自身与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甚至是与马、鹰和蛇的关系。这些原因部分反映出了某种与学术或更广阔的世界相关的政治。举个例子，《黑骏马》（ Black Beauty ）就有可能激发一种相当不同的阅读感受，就好像它的主人公曾经是个傻子，即使是维多利亚时代傻子的命运也并不必然会优于维多利亚时代驮马的命运。要厘清这些定义性的或者边界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便会接踵而来：厘清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二元对立关系，或者坚持认为人类其实是和其他物种相关的一个连续统一体，是否至关重要？

即使就脊椎动物，甚至就哺乳动物的最严格意义来使用“动物”这个专用术语，它与人类的相关性也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而学术关注的焦点也因此呈现出多种样态。在陆续涌现的这类叙事中，动物园成为一个常见的主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动物园是鲜明存在且相对独立的制度性机构，它们通常具有足够的保存原始记录的自觉意识；动物园往往支配和影响着大规模的受众群体，而且还与政治和外交有实际的和象征性的种种关联；它们既有古代存在的先例可循，同时又绝对是一种现代事物；它们常常沉迷于对动物进行分类但是又有着内在的局限性；它们将野生动物以一种接近监禁的、安全与危险并置的状态展示出来。除此之外，动物园还每每通过景观的布置来宣称它们在都市或郊区场景中保存下了，或说是浓缩胶囊式地呈现出了部分自然，这种宣称多少是有问题的，而这种潜在的问题其实已被反复刻写在了圈养动物的身体之上以及它们的活动场景之中。当这些动物被人们从原生的栖息环境和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再耗费巨资运送到几千里之外，甚至是繁衍过好几代之后，这些动物，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保有其天性？

绝大多数关于动物园历史的学术研究，就像绝大多数致力于人类与动物互动历史的学术研究一样，主要聚焦于欧洲和北美（偶尔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古埃及、波斯或印度统治者拥有的早期圈养动物）。然而，正如伊恩·J.米勒在《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在19世纪晚期，动物园并非大规模收集外来野生动物的唯一场所。现代动物园有可能诞生于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但是在它的时代真正到来之前，这种存在只是理念或制度层面的。

众多渴望着将自己对于诸多或帝国意义，或科学意义，或其他意义上的现代性追求巩固下来的国家和大都市，纷纷模仿前人创设动物园。然而，模仿并不必然意味着复制，即便是一个最接近的复制品，当它被移植到不同的文化场景中的时候，其意义也会发生游移。动物园的设计和意图必然会反映出打造它们的社会的整体态度和价值观，它们的历史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在社会的整体历史。当我们比较那些文化背景更为接近的国家时（比如比利时和德国，抑或英国和美国），其中的不同就会显示出来，而且文化方面的差异会愈发明显。也正因如此，当米勒揭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京上野动物园令人着迷的历史时，其中与西方动物园潜在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更普遍的活体动物收藏的新颖视角，当然，也提供了对自然和环境的现代理解。

作者在第一部分里，将日本动物园的诞生与日本人对待自然世界态度的转变联系起来，这些细节丰满的生动叙事使得上野动物园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表征，它暗示着日本文化与欧洲或北美文化在最近两个多世纪以来具有的复杂联系。它们当然有很多相似之处，这部分是因为并置和趋同，部分是因为借用和交换。比如，日本展览圈养外来动物的实践活动，就与他们的西方同行惊人地相似。他们不仅仅在动物园这种带有明显现代色彩的机构中展示它们，而且也延伸到广受欢迎的路边秀和私人动物收藏。而这些私人动物收藏，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它们都是现代动物园的先行者。

尽管这种相似性非常重要，无论它来自彼此的影响、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还是人们对待圈养野生动物的根深蒂固的某种内在逻辑，但它远非故事的全部。有关现代动物园一个最自相矛盾和最讽刺的特征在于它们的脆弱性。因为动物园要维持下去不仅花费巨大而且面临很多技术困难。动物园总是面临着运营不善的破产风险，也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从不同栖息场景中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动物就不可避免地过着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而动物园所标示的耀武扬威的胜利主义，无论对象是被征服的殖民地，还是整体的自然，也使得它们自身容易成为理想的政治标靶。如同对国家博物馆的劫掠一样，对动物园标志性动物的屠杀，通常紧随征服行为而来——如果它们存活得足够长久的话。在极端困难的饥荒年代，动物提供热量的食用价值会远远超过它们作为展示品的魅力价值，最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普法战争期间巴黎被围困时发生的事件。自20世纪空投炸弹出现以来，那些有可能在空袭期间从动物园逃脱、游荡在街头的危险动物成为本土防御的重点关注对象，导致战争期间欧洲的政府官员们要求必须把本土动物园里那些无法长途疏散的大型食肉动物杀掉。

第二部分“总体战争的文化”，关注20世纪中期的日本军事化阶段。它用两个章节充分展示了日本和西方类似的操作实践和认知理解，也充分展示了日本与西方全然不同的特质。“军用动物”这一章诠释了上野动物园的“居民”们——主要指动物，是如何被卷入20世纪30年代在亚洲大陆发生的战争中，继而又被卷入太平洋地区更广泛的全球战争中的。尽管在如何使用这些动物的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这些动物还是很好地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无论是在象征的还是实际的层面，如同它们在巴黎或纽约的同道一样。然而，“动物园大屠杀”这一本书最具吸引力的章节还是提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

日本统治者们决定杀掉那些深受人们喜爱的动物，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军事目的，这种做法并非独创。他们甚至也效仿国际同行通用的做法，为这些杀戮行为罩上一层隐秘的面纱，一方面避免伤害敏感公众的情感，另一方面也防止可能出现的抗议之声。尽管把其他所有动物视为披鳞带毛的人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认知，但是，像“动物慰灵祭仪式”这种郑重其事的安排，放眼世界，似乎没有太多类似的实践操作。这种仪式忽略了那些下达屠杀命令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忽略了动物通常极其痛苦的死亡方式。它将死去的动物受害者们——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大象，转换为日本民众共同的受难者。这些受难者为更高的国家利益自愿献出生命，同时，正如米勒强调的那样，更重要却更隐晦的是，它们也随时准备共同承受国家战败给国民造成的精神创伤。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屠杀的可怕情境在日本战后生活中广为传播。被屠杀的大象在儿童文学中被圣化，最终成为国家神话。被描绘为日本民众的形象代表的大象，因而也同样被简单地界定为战争的受害者，而非战争的参与者。

本书最后两章关注上野动物园更晚近的历史，如同关注动物园19世纪的起源一样，再度聚焦那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类似机构的共同实践。全球政治格局的调整、本土公众的感情变化，激发了外来动物收藏的具象效价发生变化（或者至少是它们引发了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圈养大型动物也传达着它们是难以驯顺的这一信息，这也是动物园这种机构成为批评焦点的原因）。曾经是绝大多数动物园明星动物来源地的地区如今已不太容易去开发，与此同时，数十年来大肆猎杀动物群落以及破坏它们栖息地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也再难被人们忽略。动物园不得不自行繁殖展览动物（或向其他动物园购买或与其交换），以重塑自身品牌。无论如何，难以置信的是，如此一来动物园也就成为基因保存库。通过它们保存下来的基因，人们也许可以在一个预想的未来复活已经灭绝的野生动物，这些物种又可以重现于世。当动物园的动物变得越来越奇货可居的时候，不论从哪方面看，它们也都会变得越来越珍贵：拥有和保存它们的代价越高昂，动物园的观光客对它们的渴望就越强烈。零售货亭自19世纪以来就是动物园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今天，21世纪的动物园发烧友们可以购买到自己所喜爱动物的立体或二维复制品，他们可以“认领”这些动物（当然只是视觉意义上的），上网观赏它们，并通过电子邮件和它们交流互动，这在以前是匪夷所思的。

最后的结语指出，对于所有物种来说，动物园体验只是“人类世”面临的诸多压力的一个直截了当的缩影。大熊猫，因为其拥有招人喜爱的外貌而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简称WWF，最初名为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的专宠。它们毫无疑问是最聪明的肉食动物。尽管它们体型庞大，足以带来破坏，但是它们只以竹子为食，不会为了食物而杀食。它们是那些迫切希望保持稳定客流量的动物园管理者们渴望的对象。和过去不同，熊猫而今被保存在中国某处单一的栖息地。它们的国际旅行，连同它们的种源，都处在精心的安排下。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上野动物园曾经展出过将近一打的熊猫，全球只有一两家动物园能与之相媲美。绝大多数的情形是，熊猫尽职尽责——靠它们的魅力引来那些愿意支付入场费和购买纪念品的社会公众。当然，它们也不得不忍受人类对于交配活动的或多或少的技术介入。但是，正如米勒指出的那样，我们很难将大熊猫在上野动物园的定居视为绝对的成功。一只园方耗费巨资，并在揪心等待中盼来的熊猫幼崽的夭折事件（即便这只幼崽活着也会被归还给中国），代表性地反映出上野动物园挥之不去的某种特殊历史反讽。像圈养熊猫这样发展到极端的漫长故事招致了更大的反讽，米勒将他从中捕捉到的特征称为“生态现代性”——生态现代性已经将当前时代的动物园、野生动物和人紧紧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