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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演进看，影响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已经转变为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的核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不断探索自主创新道路，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将越发明显，其不仅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且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
从国内外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创新驱动理论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从劳动力和资本向技术进步、制度因素、国家创新体系等角度拓展，这和我国发展进程十分相似。
（1）经济增长理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从古典经济学理论时期到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时期，学者们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其过度强调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决定性作用。最早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分工促进专业化，使得生产制度与交易制度不断完善创新，经济得到长期增长。20世纪40年代前期，学者们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起点，开始了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数理化讨论。“哈罗德—多马模型”假设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不可替代，推导出只有经济增长率等于社会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之比，经济才能实现稳定的均衡增长。该模型过分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科技水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罗伯特·索洛（1957）通过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当生产要素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随之下降，而是保持在一个稳定区间。他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存在一种区别于资本与劳动要素的新的影响因素，即科技水平。他通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将代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索洛余值”计算出来，证实了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引起的负面效应可被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效率提升所抵消。
此后，新增长理论在将古典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同时，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源泉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研究认为，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Romer P.M.）和卢卡斯（Lucas R.E.）等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提出了新增长理论。罗默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知识和技术研发，内生的知识积累能够引起收益递增；卢卡斯认为经济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溢出引起的，其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相结合，避免资本积累的规模报酬递减规律。新增长理论努力使增长率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它来源于人力资本的溢出和知识的积累。罗默在其著作《技术内生变化》中假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技术进步，提出了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后来的学者对其模型假设与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和完善，都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国家应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来促进技术进步，但无法深入分析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2）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要素和制度变迁
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将制度因素纳入解释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形成了制度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理论基础。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1990）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介绍了制度的性质以及现代国家制度在西方经济发展中的影响等内容。诺斯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制度和组织相辅相成，制度最基本的作用在于降低不确定性。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分析了经济学家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解释，认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安排不同。格莱夫（1998，2001）认为，在博弈论框架中，两个互相联系的制度要素是预期和组织，组织是非技术因素决定的约束，制度要素通过引入新的参与人来改变参与人所获得的信息，或者改变某些行为的报酬来影响行为。
当制度的供需处于非均衡状态，无法适应当下的环境时，制度就需要更新换代，旧制度要么被抛弃，制定全新的制度，要么进行制度内容的更新，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这就形成了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能有效解释中国改革历程，但中国的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是漫长的发展过程，改革与发展需要同时进行。在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中，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是影响动力转换速度的关键因素。我国基础性制度供给中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影响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学者们从环境、行动者、制度或其互动中探寻制度变迁的起源，并发展了外生变迁—内生变迁、需求—供给的分析视角。针对新时期新动力或动力转换问题，国内学者也从不同阶段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动力转换结论。林毅夫（1994）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认为这两种并存的方式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历程。
樊纲（2014）指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长期性。没有发展，我们的制度就不可能完善；而没有制度变革，我们的发展就会因效率低下而困难重重。
（3）创新驱动理论：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新驱动型经济开始被发达国家提到战略高度。随着知识经济兴起，创新环境日益复杂，以知识经济为先导的全球新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科学技术的实力和领先地位、技术创新的能力和资源配置显示着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些学者结合系统科学、演化经济学等理论对创新活动展开研究并形成创新驱动理论，包括技术创新系统、产业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等。
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各国的竞争力是创新能力，科技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因素。迈克尔·E.波特（Michael E.Porter）提出国家竞争发展四阶段理论，并指出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将科技、信息和经济发展在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紧密融合在一起，促进产业集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支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弗里曼（1987）扩大了技术创新主体范围，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与科研院所为主要参与对象，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综合运行机制，其中创新成为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关键。
Nelson（1993）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企业界、学术界与国家政策间的交互作用，更注重国家创新系统中宏观政策设计或制度安排的作用。
Breschi等（1997）在国家创新系统和技术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创新系统概念，并把产业创新系统分为传统部门、机械行业、汽车行业、计算机主机行业和软件行业5种类型。
从理论研究和发达国家发展实践来看，协调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已成为新时代的主要发展动力，也是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时期，区域创新体系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库克等（1996）在《区域创新系统：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作用》一书中对区域创新系统做了明确定义，指出区域创新系统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频繁且密切地与区域内创新主体的创新投入相互作用的组织网络与运行机制，其理论引发了学界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
丁焕峰和周艳霞（2017）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视角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测评了各地级市的经济增长质量。
李新安（2020）实证分析了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驱动作用。
杨武（2021）指出，创新创业是带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坚力量，其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
综观全球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生产力的竞争，核心是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创新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我国在不断探索自主创新道路。
（1）我国自主创新的演进过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国防科技、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等领域开展了创新探索，涌现出“两弹一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等大批重大科技成果。但“文化大革命”时期，科技发展受阻，整体科技水平不高，我国科技水平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从理论上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比较优势”阶段、“比较优势+后发优势”阶段、“后发优势+自主创新”阶段，这与国内外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演进过程是一致的。
第一阶段，比较优势阶段。我国利用人口密集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更多利用劳动力、少利用资本的产业，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积累率会高于发达国家。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得到了大幅改善，但比较优势只在发展初期起作用，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仅仅通过“比较优势”已经无法缩小和西方国家的差距。
第二阶段，2000年之后，我国开始采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战略。发展中国家要在产业和技术结构方面追赶发达国家，通常会选择以引进成熟的技术和产业为主实现创新，既可以降低研发成本，也可以避免研发可能造成的失败。通过大规模、全方位的开放，世界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外溢”到中国。我国通过学习、模仿、引进再吸收，显著缩短了科技创新所需的研发时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我国从“知识外溢”中受益，知识和技术也不断接近技术前沿。
第三阶段，“后发优势+自主创新”阶段。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必经的过程。发达国家在各个产业所采用的技术大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仅依靠模仿仍然存在差距，必须进行自主创新。尤其是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之后，很多发达国家正在试图将“知识外溢”的通道封锁起来。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从引进技术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变的阶段。我国要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上实现突破，实现技术封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
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要切实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必须在“补短板”上下真功、见实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将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意义提升到科技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高度。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主要抓手。
（2）“十四五”时期创新驱动占据核心地位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中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加强自主科技创新，才能实现“双循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产业链断供关键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下，中国必须要有更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补足存在的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在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两头在外”导致国际循环存在梗阻。我国科技创新受制于人，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无法占领产业链的制高点。新发展格局要求新的发展动能，从我国发展进程看，科技创新必将是我国未来获得持续增长动力的重要因素。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就需要建立更加自立的科技体系，在国际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
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要立足科技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生态，以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目标为引领，优化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机制，取得科技领域的尖端突破和重大进展，真正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科研机构，尤其是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