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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三链”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三链”发展面临的危和机并存，考验我国战略定力的是能否化外部压力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
跨国公司是全球“三链”的推动主体。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间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来看（见图4），这一比重在过去40年来有过两个阶段性变化，从1980年的33%（1/3）上涨至2000年的70%，涨幅较大，2000年以后其上升幅度减缓，2010年上涨到75%，比2000年只上升了5个百分点，2016年为78%，比2010年仅上涨了3个百分点。用新产品数量和占比来衡量全球供应链水平，从相关产品在贸易中的占比来看，2012年之前都有显著增长，但2012年以后基本没有变化，至少说明供应链深化水平显著放缓。用进口密度来衡量全球供应链水平，2011年到达顶点，此后开始下降，原因在于分工深化和终端需求两种力量都在减弱。从全球潜在增长率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2013—2017年全球潜在增长率仅为2.5%，较长期平均水平（1998—2017年）和国际金融危机前五年（2003—2007年）水平分别下降0.5个和0.9个百分点。综合判断，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大规模突破的情境下，受人口、资本、技术等根本性因素的影响，未来全球潜在增长率大概率会继续呈现疲软态势。这些变化意味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进入缓慢增长期。
图4 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间的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过去40年，我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融入全球“三链”，但只承接了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等中低端环节，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技术水平的提高、人才的匹配，我国将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发展。随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进入缓慢增长阶段，我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全球化资源配置进入现代化生产阶段将受到影响。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全球“三链”的最大威胁。IMF指出，美国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争端会造成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潜在损失巨大。IMF在2019年10月预测，连续第五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低水平。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将回落至1.2%，为过去三年来最低。
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增加了跨境合作壁垒，严重损害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业已形成的全球“三链”。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格局下，大多数跨国企业开始缩短“三链”以规避可能延伸带来的风险。由于美国征收高额关税明显高出中国出口产品成本，企业被迫实施“原产地多元化”和“出口市场多元化”策略。在美国大规模减税吸引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影响下，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企业也可能选择赴美投资办厂或将新设基地放在中国以外的国家。
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过主导排他性国际区域贸易协定强化其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当前有两类区域贸易协定：一类是排他性、高标准、一揽子的区域贸易协定。如CPTP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为13.1%）、欧日EPA（占全球的比重为28.1%）、《美墨加三国协议》（占全球的比重为27.6%）等。如《美墨加三国协议》的原产地规则规定有更高的本地含量要求、最低工资限制和“毒丸条款”。另一类是包容性、适宜标准、渐进式的区域贸易协定。如RCE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为32.3%）。然而，后者因受到外力的严重干扰举步维艰。
两相比较，排他性区域贸易协定大大冲击我国“三链”的国际地位。比如《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中的“毒丸条款”被普遍认为是“排华”条款，如果美国将这一条款复制到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中，其他国家将面临选择是与中国合作还是与美国合作的问题，中国被孤立的压力增大。此外，《美墨加三国协议》中的原产地规则要求更高的本地含量。CPTPP中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国有企业、劳工和环保条款，有些条款对中国的针对性很强，涉及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WTO现代化改革中，美欧日聚焦于非市场主导政策、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和强制技术转让等规则的改革，意在阻遏我国在全球“三链”体系中的发展。“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贸易规则以所谓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之名行不公平竞争之实。
贸易战、保护主义和技术壁垒等手段设置障碍，造成全球“三链”安全隐患明显上升，全球“三链”体系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碎片化的新趋势。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对我国实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呈现长期化趋势，力图阻断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步伐，导致我国关键领域的“三链”安全受到严重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包括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和关键技术领先。美国产业与安全局管制军民“双重用途”的物品，华为等200多家中国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目前，美国国防授权法案（NDAA）、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以及美国对14个新兴和基础技术领域出台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给我国“三链”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此外，在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区域贸易规则限制或鼓励下，一些跨国企业的贸易和投资从中国撤离，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或回流本国，给我国“三链”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既包括以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等为代表的现行多边机制，也包括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代表的危机应对机制、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区域合作机制，还包括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我国推进全球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然而美国却要颠覆现有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当前，有三种不同的全球治理观：一是欧盟主张推动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秩序；二是美国主张推动基于美国优先的公平贸易秩序；三是中国的治理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基于发展的包容贸易秩序，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三种不同治理观之间的分歧，将影响全球“三链”的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随着我国物流和要素成本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环节被迫迁往东南亚地区。《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的数据显示，53%的受访企业表示其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超过30%，其中16%的受访企业表示其人力成本比重高达50%以上。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美、欧、日、韩企业自2008年后已逐渐将其生产基地转移至东盟、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1/4左右，这将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三链”中的地位，削弱我国传统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
按照IMF的统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0.84%，较2008年下降8个百分点。G7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0.1%，较2008年下降6.6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59.16%，高出发达经济体近19个百分点，较2008年上升8个百分点（见图5）。2018年发达经济体GDP实际增速约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实际增速的一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经济崛起有利于带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朝平衡强劲可持续包容发展的方向调整，从而创造有利于我国“三链”平衡协调发展的环境。
图5 2008—2018年世界各大经济体GDP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在这场竞争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保持其在全球竞争中的领先优势，都采取了一些手段对我国“三链”发展设置障碍。①低端锁定。采取审查、技术封锁等遏制手段，试图将我国优势企业、产品“三链”锁定在中低端。②围追堵截。如对我国“一带一路”项目提出债务陷阱、生态灾难等不实指责，设计“蓝点网络计划”，建立美澳日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评估认证体系。③撤资外迁。运用各种手段鼓励本国企业撤资或外国企业外迁。④滥用安全名义。采取法律、行政命令、特别贸易政策和措施直接干预我国“三链”正常的商业联系。⑤推脱责任。将全球气候变化、污染和生态环境、劳动保护等责任推给我国。
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发展“三链”必须做好“过冬”的准备，采取“以链对链”的战略思维，把旨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结构性改革摆在重要位置，齐心协力通过推动创新提升自身“三链”水平，构建以我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综合国际竞争力。保护好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同时，更好地承担我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国际大三角传统分工格局正发生新的深刻变化。2009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推动实施了制造业振兴战略。其中，美国为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和改善民生，采取了制造业高中低、上中下、大中小、产供销、内外贸的“通吃”战略，缓解了本国产业空心化、虚拟化和泡沫化困境。此外，亚非拉和中东地区也不满足于能源资源输出地的传统定位，开始推动实施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战略，沿能源资源产业链向中下游延伸拓展。我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之一，在这种形势下，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将推动我国“三链”布局向中西部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推动我国“三链”主动“走出去”并在国际产能合作进程中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有利于推动我国“三链”企业联合美日欧企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未来5年，5G技术有可能率先突破并实现市场化，推动万物互联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大规模应用提供坚实支撑。世界经济论坛调查显示，2025年前最有可能出现的21个技术引爆点中，12个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有关。5G未来的影响还体现在供给侧、生产端和实体经济大规模推广上，这种影响预期可能要持续到2030年乃至以后。现在讨论工业大脑、服务大脑、城市大脑等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和业态，还需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城市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应用场景和创新生态，改造传统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当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3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我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也在蓬勃发展。随着我国向贸易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迈进，我国“三链”发展将面临从大到强的转变。因此，要构建若干条由我国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推进我国企业在高端服务、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嵌入全球“三链”的关键核心领域和重要环节，确保我国“三链”弹性、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可控，推进“一带一路”共建成为全球“三链”的公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