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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它有可能成为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一种新的大流行病。这场疫情从时间上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复兴两个百年目标交替之间的重叠，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新开端和新起点。新冠肺炎病毒不存在人类社会高低贵贱、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中国美国等差异，其蔓延扩散的特点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越发达、科学技术越先进、产业分工越复杂、人际联系越紧密，病毒就越猖獗活跃。在没有得到有效疫苗和特效药品的条件下，应对新冠病毒的有效方式是隔离和增强自身免疫力。隔离必然会造成经济体系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大循环的中断；必然造成全球物流、商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互联互通的中断；必然造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工序分工体系的中断。即使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综合影响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我们也会发现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三链”的网络和体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从国际格局来看，东升西降、南升北降、一超多强的格局有可能会发生根本性质上的改变。新冠肺炎疫情会进一步增进人类社会的团结合作还是分裂对抗？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还会继续下去吗？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产业格局还会继续下去吗？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方式还会继续下去吗？从世界秩序来看，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新的信号，美国要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亲自领导和参与建立的世界秩序体系。人类和新冠病毒之间的斗争会演变为人和人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吗？基于规则、基于对等、基于包容的不同全球治理观分歧会进一步走向分裂吗？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规则体系会由于冲突对抗不可调和而走向历史的终结吗？从全球“三链”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再工业化、贸易战、机器换人等因素综合在一起正在改变全球“三链”格局。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之前说“中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也许是事实。同理，美国成为世界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将有助于加速制造业离开美国。“三链”安全的战略考量高于跨国公司效率的经济考量。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秩序，面对不一样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重塑和布局，面对不一样的中国产业体系和东亚生产网络的未来发展前景。
当今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产业布局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冲突的时代。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力量的冲突对抗越来越像1870—1913年全球化中断后动荡无序的国际环境。二是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引发了各种焦虑、冲突和紧张形势。三是大国之间科技战和产业战将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周期性、结构性和战略性脱钩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大威胁。四是全球化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逆全球化和再全球化成为并存的相反趋势。五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大趋势没有改变，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成果进入供给侧并形成生产率增长效应尚待时日。六是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发生重大变化，及时供货和零库存随时面临中断风险。七是科技竞争正成为决定大国未来的关键领域，国际科技和创新较量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公共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等创新链的各个环节展开。八是安全因素泛化越来越阻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合理布局和关键环节链接，“三链”基本格局正在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九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正酝酿一场双边、多边、区域和全球的“规则变局”，基于规则、基于对等、基于包容的分歧和冲突将改变未来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走向。十是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石油、金融和粮食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引信，引发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安全格局的许多全面重大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9日武汉新增病例归零，再到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表明中国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其代价是当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跌至-6.8%。即便是6月11日北京发生了新发地市场疫情，但很快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截至7月10日，中国累计确诊病例85445例，累计死亡4648例。当日新增病例46例，其中包括香港新增42例，内地新增境外输入病例4例。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谋划开局之年。这预示着未来新时代改革开放将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波在美欧蔓延。截至7月1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23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5万例，新增187581例。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病例322万例，占全球的26%，累计死亡病例13.58万例，占全球的25%，当日新增病例61067例。然而，欧洲主要国家新增病例均在千人以下，新冠肺炎疫情得到较好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三波很有可能波及拉美、南亚次大陆和中东地区。截至7月10日，全球新增病例位于前10的国家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巴西（新增42619例）、排在第三位的印度（新增26506例）、排在第四位的南非（新增13674例）、排在第五位的墨西哥（新增7280例）、排在第六位的俄罗斯（新增6509例）、排在第七位的哥伦比亚（新增4144例）等。除中国以外的“金砖四国”新增病例89308例，占全球的47.6%。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社会强烈意识到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在新冠病毒面前，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只有联合开发出检疫工具、疫苗和有效药品，共同探索新冠病毒发生发展和传播规律，团结合作与新冠病毒展开不懈斗争，才能共渡难关。
疫情结束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加剧了原有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三链”布局的对立和冲突，也带来了抗疫模式背后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IMF 2020年1月预测全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3%，4月下调为-3%，6月30日进一步下调到-4.9%。IMF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8%，欧元区为-10.2%，日本为-5.8%，中国是少数仍能够保持1%以上正增长的大国。中国在2020年第一季度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第二季度全面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启动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将有一个更强劲的增长态势，全年将保持3%左右的正增长。虽然下半年国际国内仍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但我们对下半年中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正常化进程仍保持较高的期待。
美国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到重创。对内，大选的压力迫使美国两党、国会及社会各界在抗疫与复工之间的选择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和对抗，公共卫生治理、种族矛盾、社会和阶级矛盾全面激化。对外，新冠肺炎疫情显然已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被引向大国之间政治、经济、科技的冲突，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去全球化”进程、“去中国化”的战略竞争。来自美国精英界代表发表的公开信，虽然也呼吁加强中美团结合作联合抗疫，但合作的基础却类似于当年美苏团结合作抗击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迎来的却是冷战。这预示着疫情结束后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对抗和分裂将加剧，而不是缓和。因此，未来全球“三链”体系能否恢复到疫情前的状况和趋势，对此，悲观主义者的看法是回不去了，全球“三链”体系会发生颠覆性改变；乐观主义者的看法是相向而行，“极右”或“极左”的力量都不可能改变世界产业发展大势。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影响是严重冲击了全球三大生产网络的正常秩序，即东亚、欧洲和北美生产网络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以及贸融产链条的中断、下跌、休止和停顿，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对世界经济与产业链接、中国经济与产业链接产生了巨大且不可预见的冲击。其直接影响是12个月、18个月还是36个月尚不得而知。但已经确定的事实是，疫情蔓延扩散所到之处，必然导致当地和跨境物流、商流和人流的中断，导致当地和跨境的消费、投资、进口、服务的中断，导致当地和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断，进而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急剧深度衰退，严重打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使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经贸冲突可能再次升级，从而加速了全球化倒退和收缩，甚至加快逆全球化进程。疫情结束后，世界各国将做出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供应链全球布局的调整。
一是疫情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把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国家安全战略作为应对重大系统性风险的重大举措。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个特点，即参与全球化工序分工体系越深、技术和产业复杂性越高、“三链”链接越长、对全球综合物流网络依赖越大的行业受到的影响越大。因此，预期疫情结束后，各国将重新审视“三链”布局并考虑将其中的重要工序和环节回归本土。当一些行业“三链”布局的安全考量高于效率考量，一些国家应用法律、政策和强制性措施要求关键核心环节自给自足，“三链”本地化成为新趋势时，全球“三链”体系重塑将成为必然结果。
二是疫情结束后，科技“逆全球化”趋势可能会全面凸显。一方面，疫情加强了疫苗和药品研发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公共卫生科学研究和创新成为疫后成长速度最快的领域。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溯源、甩锅、问责、索赔也加剧了大国之间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之间的竞争和对立。如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就认为，科技是决定大国生死存亡的关键领域。疫后，世界主要大国会重构国家科技创新“三链”体系，强化各自的全球科技主导力将成为新趋势。不仅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具有公共科学技术知识领域，而且包括企业开发试验研究、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平台，都会加强安全防范措施。
三是疫情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将显著加强“三链”的“国家干预”能力。例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法国拟考虑动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保护受威胁的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这些临时性措施很可能被长期化、制度化。这使得2020年有可能成为政府作用提升的标志性一年。类似于1934年“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革命”，类似于1980年里根、撒切尔夫人新政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回潮的又一次理论政策导向的大调整。
四是疫情结束后，国际大三角产业分工格局将加快调整。在原有“三链”分工格局中，美欧为世界产业体系提供市场和技术，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造成美欧的市场购买力大幅萎缩，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重要材料和设备的供给中断，其生产网络为世界产业体系提供市场和技术的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疫情急需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原料药等不仅本地不能生产，而且造成国外供给中断或因保护主义倾向而限制出口，如印度出台的原料药出口限制性措施。“三链”回归和加速再工业化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新趋势。在原有“三链”分工格局中，东亚为世界提供制造环节和人力等要素。新冠肺炎疫情迫使“10+3”东亚地区加强合作，一方面联合抗疫，全面复工复产，共同稳定区域“三链”；另一方面扩大区域内消费需求，促进区域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供应本地化，建立区域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稳定和提升区域“三链”，成为东亚生产网络转型的新方向。在原有“三链”分工格局中，中东和亚非拉地区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疫情结束后，这些地区也将加快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本地化趋势。
五是疫情结束后，全球“三链”东移步伐会显著加快。在人类和新冠病毒作斗争的过程中，疫情率先趋于稳定的是东亚地区。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不仅最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率先趋于稳定，而且最早推动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和社会经济正常化，这将加速半导体、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东移，加速高端工业服务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东移，加速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优质要素东移，进而推动东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即加快推动东亚生产方式从要素投入增长支撑产出增长的模式向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产出增长的新动能转换。全球“三链”东移将使东亚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六是疫情结束后，“三链”链条日趋缩短并更有弹性正在成为新趋势。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市场化改革是形成现有全球“三链”体系和布局的三大决定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三链”体系的风险性和脆弱性。如全球综合物流体系要求各种交通工具无缝链接，全球供应链体系要求把效率做到零库存、实际供货，全球生产体系要求各国深度让渡经济主权，以便实现国际工序分工效率最大化。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生产体系、物流和供应链体系的中断，导致很多行业被迫停工停产。疫后，为了防范“三链”风险和体系的脆弱性，跨国公司将加快“三链”体系和布局的调整，“三链”总体上将呈现收缩态势，链条变得更短、更本地化、更分散化、更富有弹性。一些跨国企业将采用新型贸易方式推动货物贸易全球化，用商业存在方式推动服务贸易全球化，用数字技术方式推动技术贸易全球化，全球“三链”转型趋势将进一步加快。
七是疫情结束后，全球“三链”区域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如RCEP（不包括印度，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9%）、CPTP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13.1%）、欧日EP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1%）、美墨加协定（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7.6%）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将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基本布局。其中，RCEP既包括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最不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其产业体系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美墨加协定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区域协定，具有更强的排他性、保护性和单一性。新冠肺炎疫情后，RCEP经济圈的高成长性将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参与其“三链”的布局，但同时中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区域内大国如何建立战略互信，形成区域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严峻挑战。
八是疫情结束后，医药、健康、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市场和产业成长性最好的三大领域。一方面，人们将更加重视增强人体自身免疫力，企业将更加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流网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开发和应用，全社会将更加重视抗击新冠中的全方位国际合作。由此推动中西医药的深度融合，推动医药、健康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推动全球科学、技术和人才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东亚、美欧等地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出现反弹、反复，拉美、南亚、中东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得到有效控制，非洲是否会因疫情失控而成为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等，都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三大领域未来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九是疫情结束后，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将加剧全球“三链”分散化发展趋势。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会改变人际交往方式、人群集聚频率和服务空间密度，加快推动网络会议、网络交易会、网络购物等数字经济新业态需求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带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推动了传统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和城市群的深度融合，提升了满足更加分散化、碎片化、个性化、数字化的新型需求的能力。其中，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定制化“三链”、满足多样性需求的跨境电商“三链”、满足主观体验性消费的虚拟“三链”等迅猛发展，充分满足疫后消费者变化了的新需求痛点，进而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水平和安全距离。
十是疫情结束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成为全球“三链”的新增长点。疫情蔓延过程中，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地区联合抗疫，合作复工，保障民生，将带动“三链”深度融入这些地区的发展。既包括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建设和环保、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也包括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协作、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改善民生等领域的合作。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将大大减少当地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事实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中欧班列运量逆势上扬。2020年前5个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3953列，发送货物35.6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28%、32%，往返综合重箱率达到98%。
可以预见，这次疫情结束后，我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治理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将面临三个不确定性变化前景。一是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是更趋脱钩还是更趋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更加开放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全方位国际合作。二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领域是更趋脱钩还是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在确保中国特色的基础上更快推动制度型开放并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和标准相衔接。三是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领域是更趋脱钩还是更趋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形成基于自主安全可控的“三链”体系并与全球高端对接。
其中，有三种不同的驱动力在起作用。一是基于经济规律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钟摆现象”会使全球“三链”出现更强经济黏合度和更弱经济黏合度的自然调整与变化。二是基于外部干预的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全球“三链”是更加开放还是更多保护、是更多干预还是更多自由放任、是更加全球化还是更多本地化，会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黏合度。三是基于战略竞争的安全性因素在起作用。由于国际实力对比、全球格局和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大国之间非理性冲突对抗会推动全球“三链”脱钩。
1990年以来的超级全球化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主权让渡程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各经济体越开放，黏合度越高，相互依存度就越高。在综合运输和通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这一期间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分工方式，即国际工序分工。一个产品的不同工序可以在全球不同地方完成。由此发展出零库存，及时供货的综合物流和全球供应链体系、链条的各环节似乎都处于超级黏合度中，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有机组合体。
在这种超级黏合度中，各国海关、商检、边检等构成跨境网络，供应链中的空运、海运、陆运的“最后一公里”无缝衔接，各国经济贸易深度黏合在一起。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亟待解决，即超级全球化的效率轮盘转动越来越快，谁来确保全球经济公平公正和平衡安全运转？你会发现各国经济主权让渡给了世界市场，却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承接宏观经济管理和宏观政策协调功能。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科技泡沫，千禧第一个10年初泛起的金融泡沫，失去对手和制衡的超级大国正将超级全球化带入越来越严重的泡沫、失衡和社会不稳定中。
在超级全球化超额红利分配中，全球失衡的泡沫红利集中到了全球顶层市场的头部企业手里。无论是2001年的科技泡沫破灭，还是2007年的金融泡沫破灭，被拯救的都是占有全球化红利的既得利益集团，受损的则是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超级全球化的整体效率越高，全球化红利越多，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公平就越高。当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利益受损者就会反对经济黏合度，反对超级全球化，反对市场一体化。比如，在美国最后也只有华尔街的金融寡头、跨国公司寡头等赢得了暴利，底层蓝领和中产阶级都沦为利益净受损者。这就导致经济黏合度越高，生产效率越高，最后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就越大。
破坏者是谁？在欧洲，英国率先以脱欧的方式告别欧洲高度一体化。第二个就是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宣称，美国在全球化中吃亏了，进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断退群，告别全球化。令人困惑的是，超级全球化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会吃亏，要求美国优先，要求对等和公平对待。事实上，超级全球化的超额红利都被美国拿走了。但超额红利如此巨大，贪婪吹起了科技泡沫和金融泡沫，制造了全球非理性繁荣和虚假繁荣，导致经济越来越远离实体，越来越虚拟化、泡沫化和空心化。一旦泡沫破灭，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反而成了全球化利益的受损者。从这个角度看，反全球化在西方获得了广泛支持。
总之，历史上破坏经济黏合度的行为最终都不可持续。因为经济黏合度提高了全球经济效率，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形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解决不了公平和社会问题，最后导致了矛盾激化引发各种冲突和对抗。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法国等综合国力由盛而衰，当时的新兴大国美国、德国由弱变强，实力对比的变化引发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改变。各种矛盾同步交织最终产生了经济大萧条、贸易战，甚至引发了世界大战。本质上的问题仍是1870—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提高了经济黏合度，即世界主要国家将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给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却没有建立相应的世界治理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倡导建立国际联盟，以制衡当时的霸权国家英法。然而，国际联盟成立后，美国却没有加入，保持了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使国际社会最终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历史经验表明，全球化增进了各国经济黏合度，进而增进了全球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但如果不能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不能解决经济黏合度内在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就会导致破坏性机制出现，体现为破坏经济黏合度，使世界陷入冲突对抗。
因此，既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更要保持平常心，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保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开放包容、共享合作的心态，赢得这场划时代的国际“拔河”比赛。
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发展。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和宏观循环角度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形成相应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体系、政绩考核体系。
从传统经济体系到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是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三是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四是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五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六是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七是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新时代改革开放，我国发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环境和条件正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努力建成贸易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二是打造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新体制。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与探索，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形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是打造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资源集聚区。形成全方位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示范区和对外开放合作重要平台。四是打造全球“三链”综合枢纽和战略支点的跨境网络。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形成“走出去”高质量共建全球生产体系的新格局。五是打造有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撑体系及生态环境。构建一批更国际化的功能型平台，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发展总部经济，增强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两会”上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当前，我国“三链”发展面临逆全球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上，这往往是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加剧、货币银行经济危机高频发生、全球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的时期。我国对外实施战略收缩、对内推动转型，也许是规避对抗、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合理战略选择。
核心问题是收缩到什么程度。如果收缩到东亚地区，就涉及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的调整。原来的分工格局是东亚为世界提供劳动力和制造环节，美欧为世界提供技术和市场，中东和亚非拉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未来调整涉及三个问题：一是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如何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增强中日韩和东盟基于战略互信的合作。二是能源和资源从何处来？这就需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三是技术和市场从哪里来？这就需要构建跨境创新网络。
所以，新时代我国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变化。我们认为，总体开放战略应转向战略收缩。一是积极推动以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为主导，形成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双轮驱动的新开放局面；二是积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积极推动以深化东亚生产网络为首要，形成本地需求、本地创新和本地宏观政策协调的新产业体系；四是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五是积极推动跨境创新网络建设，形成科学、技术、创新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