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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双边贸易体制日益完善，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蓬勃发展。1973年加入GATT的发展中国家占比为68%，到1995年上升到80%。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困境，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迅速攀升。据WTO统计，1990年以来全球达成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超过280个，其中双边贸易协定占比将近80%。当前全球平均关税水平已经大幅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全球平均关税水平为15.02%，2017年下降至5.17%。与此同时，世界贸易总额不断增长，跨国市场规模越发巨大。然而，全球贸易便利化成本仍高达25%，因此扫除各种跨境贸易投资的数量限制措施，是扩大全球贸易投资增长的当务之急。据世贸组织发布的数据，2018年全球贸易总额已突破30万亿美元，中国、美国与日本分列全球贸易总额第一、第二、第四位。在开放型经济和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驱动下，跨国企业可利用投资进行全球产业布局，原本是本地化企业间形成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关联，逐渐在全球化背景下，演变为跨国、跨区域乃至跨洲的新型联系。尤其是中国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创造新市场和新要素供给方式，加速了跨国企业全球产业布局，使其逐步形成了以中国、日本、韩国产业合作为主的东亚生产网络。其中，中国的“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得以巩固和增强，美欧、日韩和中国台湾等则依靠设计、研发与市场营销、品牌建设把控“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加快。
全球“三链”格局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国际工序分工或产品内分工、合作伙伴关系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形成了发达国家提供消费市场和技术，东亚经济体提供制造、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服务，中东、拉美和非洲提供能源资源供给的国际大三角产业结构。然而，机器人替代劳动力、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正在改变全球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网络的决定因素和技术基础。中间品、资本品跨境贸易成为常态，产品内分工取代产业内分工成为新的主导性分工方式，企业的国际化属性增强，对市场机制、要素资源价格、开放环境、物流条件、技术共享更加敏感。在科技共享和开放包容的共同作用下，企业跨国组织生产、交换的能力得到空前提高，不再局限于本地生产和区域生产。能够在全球无缝实时配置资源、开发跨境市场，实现投入产出效率最大化。传统的地缘和空间限制在新的科技条件下被突破，以企业为主体形成了跨国、跨区域、跨洲的更紧密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
自1991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由8100亿元增至2017年的30.5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1%（见图1）。工业增加值占现价GDP比重从1991年到2010年维持了总体增长态势，2006年达到42%的峰值。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25%，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同时，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最全的国家，550多种工业品中，有220种位居世界第一。我国是制造大国，也是贸易大国。然而，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源于加工贸易，以“大进大出”推动国际市场能源资源、技术设备和消费进口能力与我国低成本要素，尤其是剩余劳动力相结合，使我国成为全球产业分工大三角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成为全球“三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以来，我国进入代工贴牌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转型，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型，从汗水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新时代。这个转型是我国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地位和作用的脱胎换骨式的改变。
图1 1991—2017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我国制造业改变“大而不强”的状况，既是时间的函数，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函数。以2017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2017年全球广义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7.14万亿美元（见图2）。其中，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4.16%，美国为16.69%，日本为6.36%，德国为5.08%。我国广义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大国。从全球层面来看，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测算，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以现价计算，2017年达到9.45万亿美元，G7集团制造业增加值近4.9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1.5%；欧盟28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2.54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8%。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制造业方面仍具有显著实力。
图2 2017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及主要工业国家制造业总量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客观来看，我国制造业还存在质量效益低、结构待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待提升等难题。据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2012—2018年，我国制造业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三项数据合计仅提升5.4个百分点，在9个主要工业国中列第7位。同时，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仍较低，2018年为2.89万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与此同时，受国际环境变化、外需不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降（见图3），2017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3.20%。
图3 1991—2017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现价GDP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巩固和维护我国全球制造大国地位，必须紧扣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强化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向中高端迈进。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0.51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6万亿元；我国对铁矿砂、铜、铝、镍等原材料需求超过全球总需求一半。2018年我国进口原油4.619亿吨，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对外依存度为70%，石油消费仅次于美国，同时也是全球石油消费增长的最大贡献国。2018年中国进口铁矿石10.64亿吨，较2017年下降1%，但仍连续三年超过10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80%。我国仍需要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原材料和能源消费需求，同时也需要依靠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优势产能开拓海外市场，形成新的区域增长动能。需要不断深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力求挖掘更多具有潜力的第三方合作市场。同时，巩固和维持全球制造大国地位，需要继续依靠国际技术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形成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产业。尤其是在加快新业态、新科技、新模式发展的同时，要加快传统产业换代升级。
全球“三链”的形成和发展，依托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经贸规则开放、国际合作关系、技术革命与政府规划、引导等战略因素。目前，国际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经济全球化出现新的政治、社会羁绊，全球化逆流愈演愈烈，原来促进全球“三链”发展的积极因素发生改变，导致全球“三链”格局变化。这些因素包括发达国家主导推进排他性区域经贸协定和制定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将排挤或在规则上边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作为主要的贸易政策目标。对中美和世界经济杀伤力最大的情况是推动科技“脱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切断国际技术合作路径，其结果是“双输”和“多输”，“损人不利己”，如通过颁布人工智能软件出口限制新规、限制高端芯片给华为等中国高技术企业供货来延迟5G发展，最终受害者是美国普通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