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从国际看，世界发展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看，我国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意味着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发展再次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一是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建设。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主动加强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更高层次上全面对接和深度融合。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拔河”比赛，5%的“极右”要“脱钩”，95%的大众要合作，谁能够赢得这场旷日持久的全球范围内的“拔河”比赛，谁就能够笑到最后。二是推动更高层次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基础上，不断深化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全方位国际合作。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传统，有信心、有能力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与保持“中国特色”，引入外来竞争压力与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主动扩大进口与能源、粮食、金融、信息等领域的安全保障。三是推动更高质量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在鼓励体制创新驱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加强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在科学、技术和跨境创新网络的交流合作。建设一批一流大学和人才、一流创新链和科研机构、一流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链、一流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一流综合物流枢纽和供应链网络。

从国际环境看，大国之间脱钩与反脱钩、保护与开放、对抗与合作的各种力量较量，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业已形成的分工格局和各种关联。全球化系统性风险显著持续上升，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的收缩风险、分裂风险、断链风险。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逐步“创造性毁灭”现有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时空联系和网络结构，并将其转变为更短、更快、更分散、更本地、更智能，加大了企业、行业、政府和社会适应的困难。美国等发达国家正酝酿着一场双边、多边、区域和全球的“规则变局”，各种贸易、投资、科技和人文往来的障碍和限制明显增多。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产生巨大的外溢影响和不可预见的冲击。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协定也在改变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美墨加协定、日欧EPA以及正在谈判的日美贸易协定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27.6%～30%。更高本地价值含量要求、最低工资限制和“毒丸条款”等，推动形成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区域化属性上升、全球化属性下降的新趋势。

从国内条件变化来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面对数字化变革的挑战。其中，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军民深度融合。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改变了国际大三角产业链模式。发达国家回归制造并从境外撤资，中东、亚非拉进入能源资源中下游产业，我国提供消费市场和进口需求，开始形成我国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网络。我国的分工格局也在发生新变化。制造业代工嵌入国际工序分工的格局正被制造业构建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和营销渠道所替代；服务业短板正被服务业对外开放并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所改变；研发创新缺口正被构建跨境创新网络并对外发包寻求全方位合作的新模式所弥补。建立和完善国内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和网络并与国际相衔接正成为新趋势。尤其是2009年以来，国内提升产业链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的努力，使我国不仅开始替代部分中间品进口，而且开始支持中高端制造部门出口，降低产业链对外依赖，促进产业链水平提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正在推动形成基于共享的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和网络。麦肯锡估计，到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2/3的制成品（中间品、资本品），其中包括汽车、建筑产品和机械等。生产和服务更贴近客户，提高了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弹性和便利化程度。创新发展正成为第一动力，促进了新旧动能转换速度的提升，满足了新需求痛点，形成了细分产业链。当前，成本驱动型资本对外转移、对美出口企业实施原产地多元化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与市场驱动型资本、效率驱动型资本对华投资增加的趋势并存。我国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的改善将掀起新一轮外资进入中国的新浪潮。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31位，取得长足进步，但获得信贷、纳税、跨境贸易、办理破产四项指标排名靠后，这些领域将是改善我国营商环境的攻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