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欧洲农业社会在经济社会变革中首当其冲，经历了工业对农业生存空间的挤占、自然资源被掠夺及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这一时期农村贫困、城乡对立的局面，提出了“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结果是导致城乡分离，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促进两者融合”这一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业社会聚集了人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于乡村原有的分散式、单一式、闭塞式的生活是一大提升。此外，经过农业技术发展，新的农业模式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产生了乡村工业化，从而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减少了城乡二元差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工农联盟、农业合作化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为我国解决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最早也是最根本的理论依据，为我国“三农”政策、乡村振兴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后续系列规划、政策的提出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本着促进经济恢复和推进农村改造的目的，提出实行改造小农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制经济和农村机械化，重点推进生产关系改造，通过走农业合作社的道路为农村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以实现农村生产力发展。在集体化制度理论指导下，我国农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现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恢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工业体系建设，但由于后期冒进主义抬头，逐渐脱离农村发展实际，造成了农村体制僵化，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病，我国提出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解放；提出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通过发展农村产业，初步构建农村产业体系，形成农村自我“造血”的初步能力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富裕的新农村，从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进入21世纪后，中央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工作方针，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这一时期，我国以“三农”问题为抓手，以新农村建设为目标，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提高农村生产能力。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农村发展速度滞后于城市、发展质量低于城市、发展后续动力弱于城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目标，乡村振兴要做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即以农村与农业有机结合，人与乡土有机结合，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的时候，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以下简称“‘两山’理论”）。“两山”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与最终落脚点。“两山”理论既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精髓一脉相承，又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生态文明所蕴含的公正、高效、和谐和人文发展等核心要素正是“两山”理论的体现。
政府扶持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践行“两山”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它强调的是在尊重、顺应、维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从而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达到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
人是最关键、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乡村振兴的各方面都需要由人来实施，更需要人才来创新发展。政界、学界广泛认同人才对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首要的是人才振兴，乡村人才队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为乡村人才振兴营造良好的环境，确保乡村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稳定，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有学者指出，人才是科技兴农的关键环节、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积极推进人才强农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有学者提出，通过树立乡村人才的整体发展观，探索乡村人才成长新模式来确立新时代乡村人才发展战略构想，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也是动力源所在。为了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要素还是人才，人才振兴能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奠定稳定的人才基础，要依靠人才带动乡村资源的发展。有学者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乡土人才来实现转型，乡土人才可以说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基础，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文化资本，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传统文化基因。
人才对乡村振兴的支撑或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来实现的。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可知，“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因此，农村教育与乡村振兴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发展农村教育来提升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回顾、演进逻辑分析和未来展望，认为乡村振兴战略“20字方针”的实现关键在于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独特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精准对接乡村振兴各领域、各要素需求，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逻辑必然。金绍荣和张应良的关注点是，基于“产乡教”联合育人的逻辑，需要变革农科教育理念，让农科教育变革与乡村人才振兴协同联动，以达成农科人才供给与乡村振兴需求的高度匹配。
有学者以我国涉农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数量足、质量不优、结构不合理、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为导向，提出要完善和创新涉农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有学者基于高校教学改革，分别对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应用型人才、农业环境保护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方案进行了研究。农村人才资本的获得也可以是吸引外来人力资本，如通过人才流动的方式让外来人才支撑乡村振兴发展。然而，更多人认为，需要自身培育和外来引才两者同步推进。有学者认为，需建立以本土人才内部塑造与外部人才吸纳引进相结合的双重人才动力机制，做到吸引人才与培育人才并重，让“外来女婿”和“本地郎”都能发挥好聪明才智。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反映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的存续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体的社会治理结构经历了从“一元主体”到“多元共治”的转变，从行政化管理向法治、德治和综合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融合的关键期，城乡建设在由城市偏向转至农村偏向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从“局部发展”到“系统建设”，从“单一路径”到“多路并进”的过程。如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致力于解决农村基础设施不全的问题，回答的是“乡村如何更快发展”的问题；精准扶贫致力于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关注的是“乡村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智慧乡村致力于实现乡村的智慧化发展，回应“乡村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由此可见，时代议题的切换，实现了乡村建设重心从基础设施完善向智慧化发展的转变，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以及政府治理的逻辑。伴随新兴技术产生的智慧治理体现出社会控制结构从层级制向扁平化结构的转型，政府治理模式从单中心管理向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转型，公共管理理念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型。智慧化治理在和现代通信技术融合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内涵，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如智慧城市建设和智慧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对数字乡村和智慧乡村的探索也方兴未艾。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如何实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治理方式的深度融合、现代通信技术和乡村建设的有效结合，从而实现新时期乡村的智慧化建设和智能化治理，成为亟待研究的新问题。
西方学者对乡村振兴的研究不多，与国内偏重于政策问题研究相比，国外学界较多的是进行政治经济学背景下的宏观理论及微观分析。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后，我国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分析，现有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意义和实施路径等。
从内涵意义来看，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主要体现出了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乡村振兴的清晰脉络，这一战略的实施既保持了支持“三农”发展整体思路的完整性，又确保了目标任务实现的连续性；同时，也在新的历史阶段，拓展出了新的思路和新的目标。还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城乡统筹融合发展的再度深化，促进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合作和有机配合。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了新农村建设“升级版”，构建了新农村发展“转换器”，实现了从“重视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从“农村单一发展”到“农村综合发展”的转变。从具体实施路径来看，一些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是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应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抓住人才、土地、资金三大资源要素，从人才培养、产业发展、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四个方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才、土地、资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线，而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途径，因此，构建城乡分工、新型农业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
跟国外相比，国内的专家学者对于财政扶持政策与乡村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当前关于乡村振兴的财政政策研究仍然较少，大部分是从投入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在乡村振兴发展方面建立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多样化的投入格局。国内的专家学者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才开始逐渐关注到财政扶持政策与乡村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对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学者对农业与乡村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所在，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有着非常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在我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重要性显而易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各地政府应在农业发展方面不断加大财政扶持资金的投入力度。有学者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为了从深层次解决“三农”问题，更是为了着力解决新时代城市和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财政扶持政策的实施，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通过财政支出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政资金保障；同时，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深入推进也为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
“智慧乡村”概念见诸期刊最早是在2012年。学术界对“智慧乡村”概念的界定，主要从延伸“智慧城市”概念和新兴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一是“城市延伸论”。智慧乡村是依托于智慧城市所拥有的物联网、云计算、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新兴技术，构建一个农村发展的智慧环境，以提高农村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是信息时代背景下农村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有学者认为，智慧乡村是智慧城市的无缝衔接，是以智慧的理念来管理农村，以智慧的方式来发展农村，以智慧的手段来建设农村，以增强农村的活力和吸引力。由于城乡各自定位的不同和发展差异的存在，智慧乡村在发展思路、建设重点、核心特征等方面具有自身特有的属性，在不断地试错与改进过程中，还需要充分体现智慧乡村建设特有的信息化、多元化和专业化。
二是“新兴概念论”。智慧乡村是区别智慧城市的一种新兴概念体，是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形成的乡村发展新范式和新形态。有学者认为，智慧乡村是基于现在最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尽可能优化整合乡村的各种资源，建设一个无城乡隔阂的现代化农村。还有学者从数字化智能治理在乡村的扩展和应用切入，提出智慧化乡村建设是运用新科技、新技术，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和实现村民智能生活的新型治理活动。
三是“新技术运用论”。该观点认为，智慧乡村是指通信网和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在乡村的实现，通过“物联网+农业”“智能技术+旅游”“互联网+乡村”等途径，最终实现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慧乡村。如在农业应用层面，可通过感知技术同智能装置的结合感知识别物理世界，并利用网络传输和数据处理技术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信息交互和无缝连接，从而实现对物理世界的实时检测、动态管控和精准科学决策；在旅游应用层面，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创新旅游管理方式和优化旅游资源利用，以此来增强旅游企业竞争力，扩大行业规模。
在智慧乡村基本建设内容方面，学界指出，智慧乡村建设主要指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构建综合型、服务型的乡村发展模式，从而促进乡村协调发展的过程。有学者从城乡一体化视角切入，认为智慧乡村建设应包括智慧农业、智慧农民、智慧医疗、智慧交通四个方面。有学者聚焦于智慧化的实际应用，认为智慧化的基础设施、智慧化的民众应用、智慧化的产业应用是智慧乡村建设的基本内容。有学者结合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经验，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提出构建智慧乡村建设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智慧化、环保智慧化、建设智慧化、治理智慧化和服务智慧化。
在具体实施层面，学界的研究聚焦于四大视角。
一是政务优化视角。在深刻认识智慧乡村内涵的基础上，有预见性地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是确保智慧乡村建设顺利推进的前提。智慧政府需做“为民、务实、清廉”的“大管家”，转管理为服务，摒弃单纯的“技术应用”和“智能管控”，做到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有序发展。同时，要把智慧基础设施建设主攻方向放在信息化建设上，确保智慧化政策规划落实到位，加快推进整体设计和试点申建、鼓励地方自主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引导资本下乡、加强财政和金融支持，完善智慧乡村建设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科学规划、多方试点，逐步完善智慧乡村发展理论。
二是数据治理视角。在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与当地科研院所、高校等开展合作，培育乡村治理各主体的数据治理理念，夯实乡村治理的“软件基础”；同时，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构筑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创新的“硬件保障”提供支持。
三是多元共治视角。推进智慧乡村建设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平台，通过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提升智慧治理的现实绩效。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政务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的建设，通过开展民众讨论会、召开座谈会等，增强群众的建设意愿。鼓励多方参与智慧乡村建设，推进智慧乡村从由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的发展转变。
四是可持续发展视角。有学者主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通过突出乡村特色、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开展试点示范工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强化科技支撑、加强人才建设等举措，加快推进智慧乡村建设。有学者认为，人才建设是实现智慧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乡村要多措并举开展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推进乡村教育信息化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和信息技术应用技能。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培养村级干部或高学历年轻人，让其组建智慧乡村互助小组，帮助村民真正认识信息化的便捷优势，激发村民学习新事物的热情。有学者认为，要通过加强人才建设，解决人才缺失的问题，培育信息化人才和智慧农民，让智慧乡村建设具备持续发展的动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及时纠偏纠错，确保乡村振兴如期取得实效，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振兴推进情况进行定量评价和动态监测，从而为政府考核监督与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供参考依据。依据不同的评价标准，当前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从国家层面来看，有学者以乡村振兴战略“20字方针”为依据，将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五大方面作为一级指标，因地制宜地分析不同地区一级指标的内涵与目标，有针对性地下设不同的二级、三级指标，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学者在“20字方针”的基础上，增加了农业农村优先及城乡融合发展指标项，形成了由6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55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具体测算了全国和地方层面的乡村振兴水平与进展情况。
从区域层面来看，一些学者选取中部六省、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地区等进行多省域评价；一些学者以湖南、海南、云南为例实证分析了单一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还有学者则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福建、安徽等省份的村庄进行研究，挖掘乡村振兴的潜力与效度。此外，河南、浙江、上海也相继制定了具有本地特色和应用价值的指标体系。
还有一些学者对乡村振兴的专项进行研究，分别从产业振兴、乡村治理、城乡关系、乡村振兴评价、乡村旅游等方面开展评价。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深受苏联农业经济发展思想影响，在实际的经济发展模式上也选择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苏联的农村发展理论是计划经济的一大要点，其最基本特征是建立了统购统销制度，以农业支援工业化进程，其策略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苏联的农村发展理论主要有以下两种。
协调发展理论。协调发展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与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危及国家统治。该理论主张工业化的完成应通过自我积累，以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该理论强调，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发展，为工业化创造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然未能得到坚持执行，但是其后来成为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来源。
超工业化理论。超工业化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有各自的调节范围，因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立关系。该理论主张利用国家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采用高税收、高通胀等方式强制性地获得工业化积累。该理论使农业成为工业的资金及劳动力来源，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传统农业经济体制退出历史舞台，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更多地参考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其中影响较为深刻的理论有以下两种。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诱导创新理论。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农村增长道路是多元的，一个国家的农村发展应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选择不同的增长道路。例如，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道路；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道路。该理论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配置，认识到单纯地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19世纪80年代后，农村社会学、农村经济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从欧美国家和日本传入我国，进而演变为改造农村的社会运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学直接或间接承自美国，有倡导实用性、内容涵盖范围广、方式上以“农村问题”替代先前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等表述的特点。20世纪以来的社会化思潮主张以社会化的途径寻求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而广义的农村社会化或农村生活社会化实际上导向构建现代乡村文明，在社会视野下协调解决城乡与工农关系是中国解决农村问题不可回避的议题。
回顾中国近百年乡村改造和建设进程，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审视各派理论及实践，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各派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根本解决、彻底改造”有本质区别，而历史证明改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二是唯有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完成社会化改造任务，才是中国唯一可行的正确道路，不可混同“改造”与“建设”，或以“建设”替代“改造”；三是任何无视土地分配问题的方案，都不能代表农民群众的愿望，唯有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和农村政策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与诉求，获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理论总结》，回顾梳理并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的发展战略和实践，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思考农村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阶段（1978—1988年），中国的农村发展战略可总结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粮食产量战略”为核心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阶段（1989—1997年），可概括为“农业和乡镇企业并举”战略，或“米袋子”“菜篮子”“钱袋子”战略。其重点措施为稳定和完善土地家庭承包制、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大棚栽培和人工规模化养殖技术提高，将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提升至国家农村发展战略高度。
第三阶段（1998—2003年），可概括为“减负增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小城镇战略”，其重点措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颁布、税费改革、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退耕还林、小城镇建设。
第四阶段（2004—2012年），可概括为“三农”统筹、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战略，该阶段我国继续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制，废除农业税，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抓农业质量和食品安全、“三农”统筹和城乡统筹、农村教育和农民素质，开展新农村建设。
第五阶段（2012年至今），该阶段的重点是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与乡村振兴战略，我国重新重视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强调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拥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同时进行高质量城镇化。
从农村发展战略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可提炼出一系列理论，包括土地家庭承包制作为不完全契约理论引申出的开放性契约理论，土地流转集中和工业化与城市化对农民长期利益的重要性，政府征地的“补偿与否”和“补偿标准高低”的理论解释，基于现实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而非私有化的权衡，种粮直接补贴政策的效应等。
乡村振兴战略立足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背景，是对过往农村发展战略延续和提升的长期战略，其关键是人的振兴，兼顾农村与新型城镇化统筹。该战略自实施以来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农民本身积极性不够、实施中对人本身的重视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样板工程”现象、对乡村旅游过度重视等。
乡村建设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基础，也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点与难点，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重启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发展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乡村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践逻辑》将全面小康社会和乡村建设放在现代化与现代性分析框架中以发展社会学视角进行讨论。现代性分析框架分为三个维度：价值维度，制度（政策）和结构维度，行动者主体性自觉以及美好生活追求维度。这三个维度在实践中共存共生，相互支持、相互影响。
“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具有与时俱进的现代性价值内涵，其一直承载着引领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战略的重任。乡村建设发展滞后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收入，也体现在生态、文明、社会、民主、健康等关键现代性价值上。
乡村建设的重点与难点主要在于对原有制度与政策的结构破解、创新及重塑上。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面临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计划体制），在城乡二元经济基础上增生了城乡二元社会，因此精准扶贫是事关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的关键性工作。尽管破除旧有的城乡不平等政策体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体性自觉以及美好生活追求维度上的目标让更多的人愿意留在乡村、投身乡村发展和建设，其实现基础是调动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切实让其感觉到能实现这样的追求，其中农村青壮年对乡村建设的主体性自觉至关重要。因此，乡村建设一大关键点是让人们重新发现乡村价值，让人们感受到在参与乡村建设中实现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现实可能性。
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引发了中国乡村发展的变迁和困境。为了应对乡村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关系重构。回顾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规划建设历程，我国乡村建设经历了从基础环境整治阶段（2002—2011年）到人居环境改善阶段（2012—2017年），最后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标志进入多元价值挖掘阶段。
工业化背景下的城乡发展是一个国际命题，各国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法国对不同类型乡村进行差异化的发展引导；德国通过政策体系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生活条件；日本形成政府支持下村民主导社区营造组织模式。英国和德国重视产业发展与城乡融合的关系，日本和法国通过政策法规推动乡村发展。
江苏特色田园乡村实践取得了突出成效，各级政府部门建立了完整联动的工作机制来整合政策和资金，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将创新与增收相结合实现乡村致富。
在乡村振兴中，应引导城乡之间各类要素双向流动以实现融合发展，注重片区多村联动、区域一体化的整体振兴。推动乡村振兴需要集体经济组织、国有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协调共进，在改善物质环境的同时形成现代化多元乡村治理模式。
“共同缔造”理念在我国乡村建设领域多有涉及，溧阳市作为江苏省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在“共同缔造”理念的实践中做出了突破性探索。溧阳市乡村共同缔造工作机制起步较早，纵向上“上下结合、层层递进”，横向上“内外同步、多元一体”，以村庄建设发展平台公司为核心实现共同缔造。
塘马村作为江苏省省级特色田园乡村试点，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建设，通过“共同缔造”的“五共”核心理念（多主体共谋、陪伴式共建、睦邻社共管、多层次共评、全要素共享），实现了全面乡村振兴。
在多主体共谋方面，溧阳市联席办牵头成立塘马联合设计工作组，国企牵头搭建建设发展平台公司，明确发展路径，形成高效稳定的自我运作模式。在陪伴式共建方面，分为陪伴式服务和陪伴式设计。塘马陪伴式共建队伍包含设计联合体、施工联合体和村民，全程共同工作，塘马村的村庄设计以营造睦邻空间为出发点，在原有村庄空间基础上进行微改造，使用乡土材料、植入文化内核。在睦邻社共管方面，塘马“睦邻社”通过“九个朋友圈”“百姓议事堂”“睦邻管家”3项突破性制度，将村民纳入乡村自治体系。在多层次共评方面，塘马村规划建设积极参与省级与市级各类乡村评比工作，同时制定“自下而上”的乡村自评制度。在全要素共享方面，塘马村将村庄空间与外来人群共享，创立战略基地，创造性引入“我家自留地”的田园共享模式以兑现闲置土地的经济价值。
当前，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在于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口，且其主要是小农户，而生产扶贫或产业扶贫是最重要的举措，但产业扶贫在带动小农户脱贫过程中常遇到一些瓶颈。在产业扶贫难以覆盖或不适合的情况下，能够将贫困小农户的生产与现代社会需求相联结的多元扶贫新机制成为探索方向。“巢状市场”是一种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建立直接链接的主流市场之外的新型市场形式。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自2010年起在河北省太行山区的青林乡开展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具有代表性。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的目标是通过发展适合贫困小农户特征的“另一种产业”（以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源为基础调动农户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和创造将农村贫困生产者与城市普通消费者直接联结起来的“另一种市场”（在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的直接对接、实名、有相对固定边界以及具有一定认同和信任的食物消费市场，即“巢状市场”），来探索瞄准深度贫困人口的“另一种生产扶贫方式”。以青林乡柳村的实践为例，研究团队通过推动村庄内部的组织与合作和对城市消费者群体的动员与拓展，形成了以农产品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生产—消费”对接关系和相对固定的消费者群体。
从市场特点来说，“巢状市场”与伴随全球化过程兴起并扩张的主流市场（以下简称“无限市场”）不同，不存在“食物帝国”等中间环节的控制，而是旨在建立食物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创造一种生产者（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和产品加工的无数个个体小农）与消费者共同拥有、合作互惠的地方性市场，食物价值链的收益绝大部分归个体小农所有，生产者与消费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和目标定位，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基于使用价值关系和信任关系的市场。
无限市场的“产业扶贫”和巢状市场的“小农扶贫”两种生产扶贫方式，前者主要依赖来自村庄内部或外部的产业资源，采用农业企业的生产模式提供高度专门化的“一村一品”；而后者主要依赖贫困小农户的生计资源，采用小农农业的生产模式，通过“巢状市场”向城市消费者提供“一村多品”。
试验证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可以成为更精准的扶贫和乡村振兴模式，带动贫困小农户脱贫增收，贫困户能够普遍参与，收入稳定而持续，促进城乡关系和谐发展，同时改善村庄文化和生态环境，是小农户与现代社会有机衔接的一种创新和探索。
都市近郊是指与都市主城通勤在1小时左右的交通圈范围内区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代表区域，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地区，其间城乡要素流动频繁密切，机遇与问题并存。在当前乡村振兴大背景下，都市近郊成为乡村振兴的热点地区，社会资本与诸多发展要素进入，体现出明显的城乡融合发展态势。
浙江省提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对乡村资源进行梳理整合和优化利用，以支持乡村振兴过程的实施落地。桐庐距离杭州主城1小时左右车程，是中国美丽城乡教育培训中心所在地，极大承接了都市人流与资本，受市场的推动，“自下而上”发展的动力强，加入了杭州世界名城的共建，形成双向流动、互为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
尽管桐庐拥有与杭州和长三角旅游市场一样的交通优势以及优质的自然文化资源，但其资源未做整合，缺乏使资源有效激活、要素有效流通的转化通道，同时发展上存在地域不均衡、发展不全面、人口持续外流的问题。碎片化的乡村土地空间、规划立项审查烦琐，以及土地权属判定、闲置资产再利用困难等都制约了桐庐的乡村发展。
在未来的乡村振兴规划路径与对策上，桐庐应基于优势条件发展“通道共建+服务共享”的乡村振兴模式。一是通过加强与杭州互动搭建顶部通道项目库，在底部通道梳理承接空间，以实施通道对接转换、资源的激活与转化；二是在服务共享方面突出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来进行发展建设。
桐庐应以“美丽经济、全域景区、人人文明、崇德尚法、幸福向往”五大要素为核心进行综合发展。“美丽经济”重点围绕保障经济、特色经济、旅游经济、服务经济、数字经济、创新经济和集体经济等七大美丽经济，开展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建设；“全域景区”注重将景区资源串联进行建设；“人人文明、崇德尚法、幸福向往”注重围绕古迹保护、智慧农村、公共服务开展乡风治理工作。
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总量、优化增量、盘活存量、释放流量、实现减量的发展要求下，乡村振兴规划必须以全域整治的手段优化资源布局。其重点工作包括：以保生态、重生产、控建设为导向，统筹协调“三区三线”进行规划；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空间布局等；探索适合坡地村镇建设的空间。在乡村振兴规划中，应注重以实施为导向，兼顾制度设计和规划技术方法创新，政府推动、村民主体参与的同时强调上下联动，实现“自下而上”的自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