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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以来，“影响力投资”这一概念不断在公共治理、社会企业以及商业与投资界被提起。影响力投资者在追求经济回报的同时，还努力对社会与环境创造积极的可持续的影响。其实，所有的资本都必然带来影响力，其中有好的影响如促进技术的创新或者产品的升级，也有坏的影响如加剧环境恶化或者贫富不均。影响力这个词在英文中是“impact”，其在《牛津英语字典》中字面意思有两层：一是指一种事物/事件的行为对其所接触的另一事物产生冲击力；二是有显著的效应和影响。影响力主要体现了一件事物与另一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意味着其目标性很强，即意欲通过一件事物给另一件事物带来改变，但同时也可以用来描述可观察和衡量到的一种实际变化。影响力投资更主要是突出投资者用资本在特定领域刻意、主观、积极地带来影响。这些领域一般是传统投资者鲜有触及的市场，比如低收入人群、贫困地区或者利润微薄的领域。以前很少会有投资者把弱势群体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医疗保健等因素放到经济风险和投资回报中来考虑。如今，这些因素逐渐被纳入影响力投资视角的考虑范畴，用以检验经济发展与投资回报以及可衡量的社会和环境变化的可持续性。
商业可以促进人类进步，商业可以释放人类潜力，商业可以让世界更美好。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对资本改变社会这一力量深信不疑。著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在其《国富论》中很好地阐释了资本与推进社会进步（即公共利益）的关系。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而且自由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促使人们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会推进公共利益。他认为理性的人出于自利的角度会乐善好施，提出“资本主义和慈善互为依存”。哪里有私人的财产，哪里就有不平等。然而要私人财产合法化，就需要承认不平等，而为了保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资本家需要用慈善来解决财富造成的各种不平等。亚当·斯密因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被熟知，常常被人们称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奠基人，而这个身份掩盖了他作为哲学家的本质。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提出自由市场可以和人性光辉的一面很好地协作；市场的魔力不在于越贪婪越好，而是设计一套系统可以让贪婪转化成对他人的仁慈。资本主义成功的秘诀在于其一手无情地积累财富，一手慷慨地做慈善。笔者认为，资本积累和慷慨慈善看似矛盾而又融合，这种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可以看作是西方影响力投资兴起的一个道德哲学根基。
影响力投资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召集金融界和慈善界的领军人物，在意大利的布拉吉奥中心（Bellagio Center）召开会议，探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实现资本在改善社会和环境中的作用。这些与会人士其实正是早期的影响力投资者，他们早已不满足消极避免不利后果，而是努力通过绿色科技、微型金融、信贷创新等手段积极创造社会和环境价值。经过讨论，会议决定用影响力投资来总结和定义这种将经济回报与社会和环境价值并重的投资方式。影响力投资与18世纪的道德投资（Ethical Investing）和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SRI）、可持续投资（Sustainable Investing）一脉相承。
影响力投资源于道德投资。道德投资指以道德、伦理和宗教为指引，包含非经济准则，以避免消极影响为主的投资。道德投资到底能够追溯到什么时候没有定论，上千年前的犹太法律、基督教的《圣经》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有相关规定，比如《古兰经》禁止贷款人收取利息。这些经文包括不少对金钱的论断，但一般不直接涉及投资，初衷是通过教徒对神的敬畏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道德投资起源于宗教已经成为共识，常被引用的例子包括18世纪中叶的教友派（Quakers）和卫理公会（Methodists）。1758年，美国费城的教友派召开大会，决定教徒不得从事任何与奴隶买卖相关的贸易。两年后，美国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发表著名布道《论金钱的使用》（
The Use of Money
），号召教徒赚钱有道，不伤害他人的财产、身体和精神。两个教派在投资方面都避免“邪恶”产业，比如烟酒、武器和赌博
。之后200年，这些原则仅限于教徒和宗教组织，并非主流。
社会责任投资避免那些可能对社会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企业和生意，这点几乎和道德投资一样，但审查更加程序化
，而非仅靠道德约束。社会责任投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和美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首先，民权运动兴起，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非洲裔群体发起一系列经济诉求，比如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和面包篮子行动，将矛头指向有种族歧视的公司。
其次，越南战争使社会责任投资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出于对军火和化学品厂商通过战争牟利以及对战争武器，如橙剂（Agent Orange），对环境的严重破坏的愤怒，反战人士、有宗教情怀的投资者、环保主义者纷纷开始抵制这些公司的股票，以维护投资的社会价值和正义性。1971年，因此而诞生的第一支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派克斯世界平衡基金（Pax World Balanced Fund）就在为这类投资者提供符合其价值的基金
。北美的社会责任投资在这一背景下产生。而后在反战思潮、女权、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运动的此起彼伏中，这种社会责任投资逐渐受到认可。比如第一环球基金（First Spectrum Fund）（1971）和德雷福斯第三世界基金（Dreyfus Third Century Fund）（1972）都是针对公司在环境、民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开创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
。
同一时期，社会责任投资在英国也发展迅速：1974年，英国第一家支持具有社会利益项目的银行——水星公积金（Mercury Provident）成立；1984年，英国首只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友人养老准备基金（The Friends Provident Stewardship Fund）成立。随着环保主义西欧传播，1988年英国推出了第一支可持续发展基金——Merlin生态基金
。
投资者开始重新思考资本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并将公司治理升级到同样的高度
，在投资时有意向积极的社会和环境价值靠拢。此时的社会责任投资开始看重投资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ESG）的可持续价值，所以，我们将这个阶段的社会责任投资称为可持续投资。ESG打破了传统企业把追求经济回报和社会公益相分离的局面，这两者的交叉和融合迅速改变了社会责任投资的格局，并催生了当今的影响力投资。
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责任投资逐渐走向标准化，主要以“负面筛选”（Negative Screening）和“避免”（Avoidance）在酒精、烟草、武器、核能源、黄色淫秽和赌博产业的投资。20世纪90年代，社会责任投资进一步将社会和环境因素结合到投资过程中，开始混合采用各种积极和消极指标，投资的社会和环境价值更加受到重视。1990年多米尼400社会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的发布
（跟踪标普500指数企业的社会价值）和1991年英国社会投资论坛（UK Social Investment Forum，UKSIF）的成立是社会责任投资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随后，1999年发布的道琼斯可持续全球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Global Index，DJSGI）和2001年发布的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FTSE4GOOD World Social Index）标志着社会责任投资在金融业的认可度攀升。亚洲的社会责任投资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登场，其中以日本最为瞩目。1999年日本推出了the Nikko Eco-Fund绿色环保投资基金，随后的10年间，有34支社会责任基金成立。截至2010年，日本社会责任投资的基金总量达到54亿美元。澳大利亚的社会责任投资也迅猛发展，特别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截至2018年年底，其社会责任基金达到9800亿澳元
。近年来，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逐渐风生水起：2008年5月，中国第一只社会责任基金——AEGON-Industrial Fund Management Co.，Ltd诞生
。中国最大的养老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把责任投资纳入四个核心投资原则之一；中国私募基金——青云创投致力于把ESG融入整个投资过程中。2016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就推动证券市场支持绿色投资提出了明确要求。2018年9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重点强化上市公司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方面的引领作用。
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UNEP FI）联合其他机构首次提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概念，并发现这三个因素可以影响股东的长期利益。德意志银行
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后，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整合了ESG的投资项目回报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两年后，联合国发布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ing），力图推广到主流投资机构，使其整合到投资过程。为了争取更多投资机构接受ESG，PRI并没有强制投资必须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价值，而是强调ESG可以优化投资表现
。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投资机构是实施消极、积极还是混合的ESG原则，它们的投资都属于商业投资，社会和环境价值一般不是投资的目的。
上述回顾说明，影响力投资并不是一步到位。如果追本溯源，社会责任投资、可持续投资和影响力投资都可以将18世纪中叶出现的道德投资作为起点。可以说，影响力投资是社会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投资的升级版。
从上述影响力投资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其产生和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本节着重从影响力投资所诞生的西方资本主义土壤和体系中，以及公益慈善商业化演进趋势来阐释影响力投资的必要性。
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建立在私有财产合法化，以及不平等的合理性之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带来的迅速发展使经济的不平等赤裸裸地、青面獠牙地在社会中肆虐。其中一个后果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社会动荡，以及资本主义频频受到被颠覆的挑战（如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众多精明的资本家认识到他们需要服务社会这个整体而不仅仅是自己等少数人的利益，否则会受到贫苦大众的反对和抵抗。基于这种醒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商业领袖普遍认为他们对社区发展有很大责任，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服务，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概念开始形成并广泛传播。企业的经理们起初称之为“公共服务”“受托人精神”（stewardship/trusteeship），最后这一概念被定格在“企业社会责任”
。CSR的概念不断在这个时期得到广泛实践，最后被当作一种理论来研究。这个时期的企业家主要着重提高工人工资，使其能体面生活
。因为企业主懂得如果工人收入增加了，则工人更健康，更能高产高效，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又逐渐开始抛锚，企业家又重新回到这样的话语体系中：“商业就是商业，仅此而已。”这主要是由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弗里德曼主张企业管理者的天职是为自己的股东提供最大化利润。很多企业家认为企业创造就业是最大的社会贡献，反感自己被“社会责任”一词“绑架”。这种把商业和广大的社会责任抽离的后果是什么呢？血汗工厂、人口贩卖、性别收入差距、同性恋群体、高污染能源，以及一系列其他政策和文化问题。而后，SRI运动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全世界范围经济发展、全球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几乎失衡的全球经济体系。商业伦理和诚信不断锐减，市场经济既不公平又不包容。一些商业高管和企业家在投资和管理方式方面铤而走险，造成了当今的“残局”。很多人开始对这种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很担心。前高盛主管David Blood说：“有人认为经济不平等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不同意。我们正在创造一种只有精英中的精英才能成功的系统，这种系统岌岌可危。如果商业不向善，不惠及普通民众，它将终究失去存在的合法性。”
全球范围内，各种活动此起彼伏，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黑人平权运动、同性LGBTQ运动、妇女权益游行等。大众要求经济发展用合乎伦理的方式运作，使社会对女性、有色人种和同性人群更包容，使中产阶级更强大，使环境更可持续发展，从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2020年，美国爆发的乔治·弗洛伊德黑人司法平权运动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如果我们不在现在的社会、司法、经济轨道上悬崖勒马，社会终究诉诸极端的方式来寻求改变。幸运的是，由一群企业家、高管、投资商掀起的商业向善运动正在兴起，比如共益企业（B Corporation）、影响力投资联盟。在尚未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困境的全球背景下，投资者、消费者开始觉醒，并呼唤伦理的商业和企业。在上述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底线相结合的产品和服务备受青睐，可持续商业、影响力投资便是其中之一。
真正可持续的商业是什么呢？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和马克·克莱美（Mark Cramer）认为，商业真正的可持续是要“创造共享价值”（Create Shared Value）
，要为更多的人创造价值，要考虑其对社区、环境的贡献。
可持续商业不一定能提供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良药”，但是它会逐渐认识到这个大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愿意让政府引导和激励商业做正确的事情，比如提高工资待遇、ESG治理公开化。这种开放的心态同样适用于作为影响力投资重要的参与者——政府。
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问题的解决既不容易又不能在短期内显示效果，尚待我们去探索，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抱着合作的态度，抱着整体观来寻求共赢和发展。
广义的公益慈善既包括组织化的慈善如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又包括个体的慈善捐助。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政府财政缩减、追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并逐渐将商业化和市场化引入非营利领域，世界范围内非营利组织都倍感压力，因而去寻求多元融资途径、改善效率，以及赢得客户和捐赠人信任。政府购买服务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如火如荼。大量的原本由社会组织提供或者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尤其是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服务，通常都是由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社会上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既包括非营利组织，也包括营利性公司。这项举措虽然对政府、纳税人和消费者都有好处，但是会给非营利组织带来很大的竞争挑战，因为非营利组织受融资限制，常常在人才薪资、设施、服务流程的投入上很难与商业机构竞争。在此背景下，一些非营利机构转型成为纯商业机构，一些非营利机构不断加大对服务和产品的投入，还有一些追求社会和经济效益双重底线的社会企业不断产生，并成长壮大。比如，美国非营利机构的主要收入来自市场化的商品营收（Earned Income），约占48%
，而捐赠只占13%，且大多流向宗教组织。中国语境下的非营利组织在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政策中也不断催生了一批活跃的社会企业。这些应公益慈善组织商业化浪潮而生的社会企业型组织也为影响力投资提供了基础。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捐赠者来自商界精英，并不断把商业创新和高效的思维模式带入公益慈善的捐赠和管理中。他们把捐赠作为投资，并用风险投资战略和工具去管理其慈善“捐赠”，以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为首的商业领袖在慈善界掀起了一股“慈善资本主义”新潮。在该潮流中，成功的企业家们把自己视为社会财富的“管家”，意识到财富和责任成正比，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够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带来巨大改变，并且认为自己有能力和义务这样做。2010年，比尔·盖茨夫妇和沃伦·巴菲特引领了“慈善誓约”运动，倡议数千名美国富豪做出誓约，承诺捐出他们至少50%的财富给慈善机构。作为该倡议的发起人，巴菲特誓言要把他超过99%的财产在有生之年或是在临危之际捐给慈善机构。他说：“即使我们多花百分之一的钱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快乐和幸福并不会因此而增添一分。但是，这剩余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可以给其他人的身心和幸福带来巨大的影响。”
巴菲特没有把他的财富均分，散发给所需要的人，他看重的依然是资源的最大化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实现，并且这样做的原因是感激和责任，而不是因为对获取财富方式的愧疚而通过捐赠来“赎罪”或者美化自己公司的形象。加入这股慈善商业化浪潮的还有商业向善运动，如企业慈善。很多大企业不局限于捐款带来的良好公共效果，还积极追求把社会效益植入产品和服务以及运营中。在2020年开始的全球新冠病毒抗击中，世界电商巨头亚马逊成立小微企业抗疫基金，用贷款的方式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公益慈善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趋势的另一个驱动力来自对公益项目高效的渴求，以及受效益驱动。虽然有时候受赠者表面上需要的是钱，但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公平就业的机会，因此直接给钱并不能为受赠者的生活带来实质的改变，反而有可能带来恶劣的后果，如懒惰、依赖、酗酒、浪费等恶习。即使受赠者真正需要的是钱，如果赠予的方式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发给灾民的虽然也是钱，但是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让灾民既拿到了临时急钱，又维护了他们的尊严，激发了其努力工作的热情。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速，社会需求变得更加多元、细微、常态和繁多。抗击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只是一种巨型的紧急需求，其他大至国家的“三农”、扶贫、医疗等问题，小至社区的老、弱、病、残的需求，远及他人生存与发展的就业、教育和医疗，近及自身环保与社区发展问题，都无不召唤着公民用各种各样创新的、高效的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政策无法惠及的情况下，及时补位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我们认为，影响力投资出现是由于社会和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和深化，以及传统观念和方法遭遇瓶颈，无法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影响力经济咨询公司（Impact Economy）的创始人马克西米利安·马丁博士
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四大问题是激发影响力投资发展的动因，并从侧面印证影响力投资的巨大潜力。
第一，金字塔底端贫困人口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增长。
“金字塔底端”的说法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现在一般指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日收入低于两美元的贫困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银行、发达国家及国际慈善组织已经累计投入超过4万亿美元来解决全球贫困人口的健康、教育、住房等问题，然而效果有限，目前全球仍有40亿人处在金字塔底端。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指出，其实这部分群体蕴含着巨大的财富，不应该被忽略或轻视。他在2004年出版的《金字塔底端的财富》（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一书中号召企业家消除传统偏见，运用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来服务金字塔底端市场，在获利的同时，也能提高穷人的生活质量或生产能力，以此达到减缓甚至消除贫困的目的。这个市场之巨大，超乎想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旗下财经网站（CNN Money）估计，这个市场潜在的商机高达5万亿美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投资机构开始关注新兴市场。
在《金字塔底端的财富》中，普拉哈拉德认为，穷人同时也是具有价值意识的消费者。穷人、非营利组织、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够开创世界上最大的、增长最快的市场。简单说，这是一个双赢的游戏：利用商业力量来消除贫困，同时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获得财富。如果公司能够找到效能、价格、销售和产量之间的最佳结合点，贫困地区发展机会的50%～100%都是可以把握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GSM手机最初在印度上市时的售价为1000美元。随着手机价格跌至300美元，用户也逐渐增多。印度手机服务商Reliance公司推出季风洪格马（Monsoon Hungama）促销计划，即用户可用10美元购得一部多媒体手机，每月支付9.25美元，并可获得100分钟免费通话时间。这家公司在10天之内就获得100万份订单。
第二，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资源紧缺的问题，绿色增长成为潮流。
联合国2015年发布报告，预计全球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97亿，这无疑会对各种资源造成巨大压力。普华永道2011年撰文指出，如果想把全球年均碳排量降低5%，则至少需要每年5000亿美元的资金，而2010年有关清洁能源的投资不足2500亿美元。从长远看，对于节能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可以有效节省成本和增加就业，比如欧洲各国如果能将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降低20%，则可以节约600亿欧元，创造上百万个工作岗位。我国由于制造业企业众多且技术相对落后，制造等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要比发达国家消耗更多能源，产生更多污染。虽然我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了绿色GDP概念，但政府直到2004年才予以采纳，却又在2007年放弃。“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4年至2010年环境污染损失占GDP的比例约3%；以2010年为例，全国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成本合计15513.8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5%。
期间，一些省份在计入资源破坏与环境保护成本之后，绿色GDP变成了负增长。
”这种情况也常见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为应对资源和环境问题，2007—2022年最大的亮点之一是绿色债券（Green Bonds）的出现。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统计，截至2015年，全球全年绿色债券发行量已达420亿美元。绿色债券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工具，由欧洲投资银行于2007年创新发行，并向27个欧盟国家发售。根据国家发改委对绿色债券的定义，绿色债券是指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绿色城镇化、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开发利用、循环经济发展、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生态农林业、节能环保产业、低碳产业、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实验、低碳试点示范等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项目的企业债券。绿色债券在中国发展迅速。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2月发布了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正式开启了中国绿色债券市场。2016年1月，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争相发行了第一期绿色金融债，标志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正式形成。
第三，各国福利政策改革及公共服务供给需要社会参与。
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及其更广泛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放缓，让很多国家不得不紧缩政府预算，即使不减少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也往往无法达到社会的实际需求水平。而且，不少社会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更加严峻。以老龄化为例，自1950年以来，全球人均寿命增加了21年。美国最大的智库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认为，2007年，八国集团（Group 8，G8）成员国平均每年向老年人提供的福利约占GDP的12.5%；预计到2040年，各国比例至少要增加30%。政府因其自身特点，政策制定往往需要较长的过程，即使某些试验取得局部效果，在全国范围推广也仍需要时间。为弥补资金和政策不足，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引入更为活跃的资本和机构到社会福利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等方式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市场手段、社会力量的发展，为各国福利政策改革和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提供了可行性。
第四，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指积极追求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同时也指销售这类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部门。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对于生活方式、产品、服务的选择往往基于其对家庭、环境、社会正义的价值观，乐于购买环保产品、有机食品、公平贸易产品，使用环保的通勤方式等。虽然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体现的是个人价值观，但整合在一起则形成强大的购买力。2006年，美国的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市场就已经达到3000亿美元水平，约占美国消费品市场总额的30%。目前，在美国、西欧，以及亚洲的新加坡和日本等国都有大量的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消费群体。在过去十几年，新兴市场国家居民财富增加4倍以上，正逐步显示出对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产品的关注。2010年左右，埃森哲（Accenture）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调研，发现84%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额外费用，这一比例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只有50%。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非常适合作为影响力投资的对象，大量影响力资本都投向了这个领域，产品从食品到服装，十分丰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全食连锁超市（Whole Foods Market）。
上述分析说明，影响力投资有解决多种多样问题的潜力。世界经济发展论坛（2014）和瑞银集团（2016）等一般认为，影响力投资能解决的问题/领域包括农业、教育、能源、环境、金融服务、健康、住房、饮用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2015）将影响力投资受益人依据年龄、收入等定义为高危人群（People at Risk）。虽然影响力确实着力解决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涉及基本生活和发展的领域，但其覆盖的领域不止这些，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健康和可持续生活方式产品，受众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中等水平以上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