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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投资的本质是向市场回归，并借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在考虑影响力投资的生态系统时，可以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去审视。在这个角度下，一种方式是通过追溯资本流动的方向来辨识影响力投资市场中的要素和重要参与方，另一种方式是从供需的角度来辨识市场中的要素和重要参与方。
首先，从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看，影响力投资市场中主要有五个要素
：
（1）资本的来源。它主要提供投资所需要的资本。
（2）资本的渠道。它用来联结投资者和影响力驱动的组织，主要在投资者无法直接接触到影响力驱动组织时发挥作用。
（3）金融工具。为不同形式的投资提供必要的条件。
（4）影响力驱动的组织。所有具有长远社会目标的组织，包括营利性、非营利性和混合性的组织。
（5）产品或服务购买者。为影响力驱动的组织提供收入来源的群体，可以包括消费者、政府、公司，或基金会。
其次，套用主流金融市场的结构范式，影响力投资市场也由相似的三个互相关联的元素组成：供给侧、中介机构、需求侧。
供给侧一方有大量的资本持有者试图通过他们的资本配置去追求不同配比形式的回报。这些资本持有者包括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政府。个人投资者主要有慈善家、社会投资者或责任投资者、商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包括基金会和企业。
慈善捐赠是影响力投资中一项重要的资本来源。仅在英国就有600亿～800亿英镑的捐款款项（Endowment）作为捐赠和投资的资金来源
，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大约可以达到3240亿英镑
。个人投资者也会间接通过他们纳的税来进行“资本配置”。所有政府的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有影响力投资的性质，因为政府支出相当于用资金支持了公共品的生产，而这之中有一个类别是直接投向影响力投资的。比如，英国政府从2001年到2011年已经投入了超过100亿英镑
的公共资金在影响力投资市场当中，其支持影响力投资的力度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政府。
然而，目前少有研究对影响力投资市场的供给侧进行细分。对这部分资金池进行细分的一种方式是根据资本持有人来进行类别细分，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资本配置本身所要创造的价值类型进行类别细分。对于资本的持有人，投资者的行为可能如他们在传统资本市场中的表现一样，主要关注效率、风险以及预期回报。或者也有一部分投资者不太关注绝对的资本回报，他们的行为主要受个人价值和个人偏好的驱动，相对来说更感性。而对于创造的价值，影响力投资者可以以财务回报为主导，也可以以社会回报为主导，或者以二者兼顾的混合价值为主导。以上都可以作为对影响力投资市场供给侧进行细分的角度。
影响力投资市场供给侧的未来发展也还存在一些挑战，主要包括对投资机会进行更好地细分，开发适合多重社会和经济目标的金融工具，绩效和信息的透明化，更多个性化的投资激励如担保和背书。
在整个市场结构中，中介机构的作用对于市场繁荣至关重要，它在促进影响力投资市场发育中主要扮演着五大重要角色
：
（1）提供金融资本。
（2）提供获取人才、网络和专业资本的渠道。
（3）提供市场和分销渠道（主要体现在匹配机会上）。
（4）为创新和创业提供支持。
（5）为投资者提供投资监管和绩效信息。
在影响力投资市场中联结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中介机构包括多种类型的私募基金（包括养老金和公益创投基金）、小额贷款机构、信用社、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社会股票交易市场（Social Stock Exchanges）和其他具有匹配投资机会功能的平台，另外，也包括一些主流金融市场的机构，比如投资银行及其资产管理经理、保险公司
，一些社会性银行
和大型组织
。除此之外，一些支持性的专业服务机构也出现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比如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能力建设组织等。
自2005年以来，还有一系列的专业社会金融组织在领域发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社会金融（Social Finance）（英国、美国、以色列）、清晰如此（Clearly So）（英国、印度）、印记资本（Imprint Capital）（美国）、影响力资产（Impact Assets）（美国）、第三部门（Third Sector）（美国）、法国积极投资公司（Societe d'Investissement France Active）（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Institut de Développement de l'é conomie Sociale，IDES）、信用合作社（Credit Cooperatif）（法国）和澳大利亚社会风险投资公司（Social Ventures Australia）（澳大利亚）。
在影响力投资市场中，中介机构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且这个板块也在日益扩大。它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和实验性，而且它的机构遍布全球。然而，目前影响力投资领域中介机构的发展程度还不够成熟，并且远称不上系统化和规范化。其中最主要的缺口是缺乏绩效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成熟发展的二级市场。这两个部分的系统化发展将对整个影响力投资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
影响力投资市场的需求侧包括多种类型的投资对象，比如社会企业、公益组织、混合性组织、商业机构和与社会创新相关的民间组织
。许多投资对象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比如一些具有宗教性质的慈善机构和互益性组织。尽管寻求影响力投资资本的社会机构数量巨大，但供给侧是整个影响力投资市场结构中发展最不健全的一个领域。许多投资者苦于找不到足够多“可投资”的社会组织，因此实际上存在着过度供给和需求不足的市场不平衡。这里的需求不平衡不是指具有资金需求的组织不足，而是具有资金需求并具有被投资条件的组织严重不足。
制约供给侧获得金融资本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规模，大多数社会影响力组织由于组织规模小、人员变动大，只具有吸取相对小规模的投资的能力，但这种小规模的投资，其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却是巨大的。因此投资者需要更有效率地把这些小投资机会组合起来，并为这样的组织提供具有风险性和持续性的支持资本。第二，在社会组织的整个生命周期和发展过程中，缺乏适合其各个阶段的金融支持手段，尤其是在适合组织早期发展的捐款和成熟阶段的大额借贷或股权投资之间存在一个断层，被称为中间断层，中间断层一部分是由许多社会企业的结构问题所导致的。社会企业的结构特点是它的利润是受限的，它的利润不能分配给外部投资者，而主要用于为其社会使命再次投资。中间断层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对于社会企业生命周期中期投资的风险及回报的数据。由于没有准确细致地对于风险和回报进行评估和预测的数据，投资者面临的情况是需要在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具有高回报预期的资本配置，他们的通常做法是与其他潜在投资者一起共享他们筛选出来的投资机会。第三，影响力投资领域迫切需要对投资对象进行能力建设，尤其是金融方面知识的支持，以帮助它们更好地理解哪种类型的投资更适合它们的结构特点和使命目标。而能力的提升也可以间接帮助它们更好地达成自己的社会使命，反过来促进它们自身的投资准备（Investment Readiness）程度。
来自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冒险投资资本（Venturesome）的一份报告指出，影响力投资市场的投资对象需要在以下方面获得更好的支持
：
（1）更确切地定位它们的金融需求。
（2）明确所有可能的金融工具的机制以及它们的优缺点。
（3）明确适合自己融资需求的不同资本提供者和它们的要求。
（4）具有从多种新的金融资源获得支持的信心，为投资者提供多种风险和回报组合的投资选择。
（5）在它们的审计和投资计划中区分出收入和资本的差别。
（6）了解捐款不是没有成本的（通常捐款的筹资成本要高于股权筹募成本）。
除此之外，法律和合约方面的进一步完善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影响力投资市场中，需要有相关的合约机制来保护投资对象不会承担使命偏移和被完全接管的风险。这可以降低投资对象对于获得影响力投资所要承担的“社会使命风险”，从而激励它们在捐款之外寻求更多样化的金融支持方式。建立完善成熟的投资渠道仍然是影响力投资市场发展的最大挑战，但同时也是其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了解影响力投资模式和工具之前，让我们先厘清影响投资参与者和流程。如上文所述，影响力投资者的出资方，也就是资产持有人，包括高净值人群和财富家族（家族办公室）、基金会、金融机构和政府。这些资产持有人一般从三种途径来参与影响力投资：
（1）直接将资本注入被投企业，比如对一些社会企业进行直接天使投资和支持。
（2）通过资金管理经理（Asset Managers）专业筛选和投资，间接参与影响力投资。比如，购买公司治理（ESG）指数基金。
（3）通过顾问性质的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间接参与影响力投资，比如参与托尼克影响力投资网络（Tonnic）、GIIN、开普利亚资本（Capria）、国际伙伴（International Partners）等中间机构投资，经平台的专业指引来选择直接投资，或是通过资产管理经理来和中间机构平台间接参与投资。
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也无论通过上述哪一种途径，影响力投资者一般遵循以下几个运营步骤。
（1）确定价值意图。影响力投资的领域选择普遍参照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虽然影响力投资领域在不同地区和个人身上体现不同，但国际社会公认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作为一个全面的参考框架。这些目标提出了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实现所有人更美好和更可持续未来的蓝图。这些目标计划在2023年前实现并相互关联，几乎覆盖了所有基础民生领域，包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与食品安全、良好的健康、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清洁能源、经济发展、产业和基础设施创新、减少不平等、建设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绿色消费与生产、应对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森林保护、和平正义，以及促进目标实现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
。该目标框架已经被很多影响力投资者采用，分布于全球范围内，呼吁各个国家、机构和个人共同采取行动。此外，社会影响力价值主题也可以按照受益主题来划分，比如人本、环境或者技术创新（如网络安全、公民隐私保护、人工智能等）。影响力投资者可以根据联合国框架再具化或者在不同主题和收益人群间进行组合来确定自己认可和适宜的主题。
（2）确定风险和财务回报目标。影响力投资者的风险和财务目标可以不尽相同，确定适合自己目标定位的风险和财务回报目标有助于选择合适的投资工具来参与影响力投资。很多影响力投资的风险系数不一定比传统的投资更高，而其带来的回报也不一定比传统投资更低。比如替代能源投资，其本身能为环境带来很积极的影响，而且是未来朝阳产业，经济回报高，但由于产业较新且规模不大，在融资上比较困难，阻碍了产业发展和规模化。影响力投资者风险和回报光谱图如3-1所示。
影响力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财务目标来选择风险承担水平和市场回报水平。风险承担能力强、经济回报预期高的可以选择另类能源或者增长型股权基金，而风险承担能力低、经济回报预期较低的可以选择社区贷款和发展基金方式参与影响力投资。
图3-1 影响力投资者风险和回报光谱图
资料来源：参照Merrill Lynch。
设定好战略意图后，下一步就是从已有的资产中调拨资金到影响力投资。经过机构内部和个人资产审视以后，影响力投资者可以循序渐进地把资产和影响力相结合。既可以分拆部分资产和账户（现金、股票、债券、退休金、信托基金、实物资产等）专门用于影响力投资，也可以结合个人和机构情况将所有资产或特定实体全部用于影响力投资，还可以通过个人和机构服务特色开发特殊的产品和服务线。比如，美国银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利用投行和金融机构优势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救治相关的社会债券。不仅如此，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也发行了特殊的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救治的社会债券。
如前文所述，投资者可以把钱直接进行天使投资，也可以通过资产管理经理购买ESG债券和股权，还可以通过第三方资讯平台参与投资。因此，投资者很有必要了解影响力投资的生态链，与行业领导机构以及金融投资顾问建立联系。比较知名的有加速器、孵化器、咨询和智库平台、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比如GIIN）、可持续和责任投资论坛（Forum for Social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使命投资者交流网络（Mission Investors Exchange）等。这些机构提供各种信息、建议和网络，关于如何进入该领域：和专家合作可以快捷准确地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而且这些专家对这个领域很熟悉、人脉较广，也可以很快地为客户找到期望的项目，还可以帮助评估风险和回报。因为影响力投资的回报不仅是财务的回报，还包括影响力的评估，所以专家可以帮助建立一套评估体系，确保客户和家族办公室等能及时获得投资绩效的回报。随着影响力投资的深入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很多传统金融机构都深深意识到影响力投资对未来社会的深远意义，并不断推出了影响力投资指南和报告，在传统和主流的金融投资顾问中积极推广ESG和影响力投资。GIIN在2020年的影响力投资报告中发现，26%的受调投资者觉得参与影响力投资的障碍是缺乏可参与的影响力投资产品和项目，但并没有很多人发现资产管理经理的知识有所欠缺
。这表明，积极参与平台，获得信息和项目可以更好地促进影响力投资；同时，主流金融机构的投资顾问很多具备了影响力投资实践的知识，不失为投资者良好的资源途径。
在执行投资战略的时候，投资者应该定期跟踪和监测影响力投资的经济和影响力绩效，回顾成功和失败，从而调整战略。清晰且明确的影响力与财务组合目标能够改善评估过程。基于评估过程，投资者可以改善投资战略，更新影响力和组合目标。
由于影响力投资是一个相对庞大的概念，具有不同预期的机构或参与方在实践过程中会据此采用不同的投资模式。关于投资模式选择的动机和标准，原因非常庞杂，存在包括预期回报、法律规范、管理成本等多种层面的考虑。对此本书将在后面的投资主体分类章节中给予详细介绍，本节将主要讨论影响力投资在执行过程中有哪些应用范围较广的具有共性的主要模式。
政府购买、基金会和其他慈善机构捐赠是社会组织的主要资金流来源之一。这些捐款主要用于资助一些特定项目以及作为项目的执行成本，但很少用于资助受助方的能力建设，帮助他们改善绩效或规模化他们的项目。近年来，这种资助类型的有效性和效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因此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催生了公益创投资本，这类资本通过捐款的方式，通过风险投资的理念去更深入地支持和陪伴组织发展。第二，社会企业或社会创新模型快速发展，这个现象说明社会组织本身开始更加关注创造收入，而非仅仅依赖公益资助。
但是捐款这种资助形式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无法获得传统金融机构融资的社会目的性组织来说，捐款相当于风险投资中早期的天使投资。同时捐款也有其自身的优势，这种无偿性资助本身对于非营利组织非常重要，这些组织创造收入的能力有限，无法偿付给社会投资者大量的资本回报。而捐款也存在缺点，主要的问题是捐款大多是相对短期的资助并且缺乏灵活性，以及在款项使用方面经常只限定用于项目本身。尤其是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和基金会锁紧其资助预算，非营利组织争取这部分资金的竞争将会变得很激烈。而且，募款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成本很高，募款成本占捐款总额的比重很高
，另外，项目回报也会产生时间和人力成本。
关于借贷，社会组织通常有五种基本选择方式：个人信用借贷、个人银行账户透支、按揭贷款、以市场利率从银行进行商业贷款、从政府或其他社会投资者进行商业或半商业贷款。半商业贷款通常会提供非市场利率、长还款期的贷款，有时会设立免息期，有时会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要求只偿还本金
。
借贷的好处是，假设投资对象有抵押品或者稳定的现金流，借贷比捐款要更容易获得。同时，债权投资的条款可能会更灵活（比如有短期、中期或长期的选择），而且中间可以进行重新协商。债权投资可以有效地弥合筹资的断层，帮助组织成长和规模化。债务合同相比捐款对于回报的要求更少，可以给予借贷者更多的自主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非营利机构可能比较难获得借贷资金，因为它们需要偿还利息，而且借贷的基本要求是有抵押品，这有可能产生一定的资产风险。
小额贷款的出现是解决没有抵押品的个人和小型组织无法从商业渠道获得资金的一种尝试。小额贷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已成为社会金融市场下最可持续、制度性比较完备的细分市场。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在3650万～4450万家中小型企业中，有70%都需要外部资金，但它们没有渠道获得。这些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创造33%的GDP和45%的就业，如果把非正式的组织也纳入进来，这个数字还会更大。据统计，发展中国家企业无法被满足的借贷需求可以达到2.1万亿～2.5万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总GDP的14%
。
在影响力投资所有投资类型当中，股权投资是最接近主流金融市场股权投资模式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对公司的治理规划方面。影响力投资市场中的股权投资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理事会的自由，以保证社会使命的稳定延续。有时它会对公司盈利规定一个份额，这是要用于社会性投资或者是公司内部资本积累。还有其他很多社会性的限制规定，比如资产锁定（asset lock）或用于防止公司被投资者接管的黄金股（golden share）
规定。
社会公募股权上市（Alternative Public Offering，APO）可以长期稳定地募集大量资本，而不需要偿付。但是如果上市的话，社会组织必须放弃一部分对组织者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对于社会组织来说要不然就缺乏吸引力（担心使命偏移），要不然就是一些社会组织在具体执行上不可能（法律法规限制）。尽管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巴西、南非、新加坡等）已经有了对于社会性股票市场的一些尝试，但目前国际上还是缺乏功能性完整的真正的社会股票交易市场，因此股权流动性的缺乏是目前影响力投资市场的一个巨大挑战。目前，美国的影响力投资主要以私募债权和私人股权投资为主
，也有研究表明亚洲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但是在亚洲，类股权、夹层投资
和担保投资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
类股权投资是影响力投资市场发展出的独特的投资类型，它会为投资者带来类似股权投资的回报，但回报与组织的绩效挂钩。通常的做法是把投资者的回报与被投企业或项目的利润增长挂钩。类股权在实际操作中相当于一种债务合同，因为许多投资对象是传统的公益组织或其他无法（或不愿意）给予投资者股权的机构，也无法给予投资者任何对于组织使命或治理的控制权。但是，这种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相对风险要更高，所以被投组织需要给投资者提供可观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拿到与股权投资回报水平相当的回报，但是他们不享有任何股权所赋予的特殊权利。
除了以上的常见投资类型，一些专门适用于影响力投资者市场的工具在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它们与传统主流投资市场使用的工具有所不同，其中包括：
（1）收益基础融资（Revenue-based Financing）。投资者的未来回报不靠借贷偿还或者由在企业中的所有权决定，而是通过一定的协议，对企业未来的收益享有一定份额的分红。
（2）收益清偿结构（Revenue Redemption Structures）。允许投资者收购股权，但同时允许被投资公司可以用一定份额的未来收益回购股权。
（3）众筹。众筹策略允许潜在投资者将他们不同类型的资产分配给不同类型（包括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公司。
（4）直接公募。企业可以在众筹平台上直接筹资。
（5）合作或共有投资（Co-operative and Mutual Investment）。允许企业被员工、消费者或者地方社区共同持有。
（6）员工股票持有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ESOP）。这是英国的一个案例，公司向自己的员工出售公司股份。
在影响力投资市场，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具有对风险、回报和社会影响力目标的不同预期是很常见的现象。一个政府投资者可能具有强烈的社会影响力目标，同时可以接受较低的回报和较高的风险，或者更长的偿付周期。一个财务回报优先型的投资者可能非常有投资热情，但是不愿意牺牲任何财务回报。而影响力优先（Patient Capital）型的投资者可能会愿意通过牺牲一部分财务回报换取更高的社会回报。结构性金融交易就是专门用来解决需求不一致的问题的，它把不同人的需求平衡合并在一个产品或合同中，也许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全部需求，但至少是大家都能接受从而交易可以继续的一个水平。这样的交易可以计算出融资及各种不同资本所要产生的总体成本，但是因为这种工具过于个性化，它的成本可能会很高，同时执行效率可能会很低。
贷款和其他信用担保在结构性金融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交易中如果有一个参与方愿意担保交易中所有（或一部分）风险，就可以带来更多其他的投资方，有点类似于传统金融中的基石投资者（cornerstone investors）的角色。通常情况下，政府或大的公益组织具有为一项投资的风险背书的能力，因此才可以撬动更多的资金进入。比如，2011年英国的一个小型借贷机构公平金融（Fair Finance）从法国兴行银行（Societe Generale）和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筹集到了200万英镑的贷款，其中75万英镑由慈善耐心资本做担保，另有35万英镑是大社会资本提供的软性贷款。担保和背书在一些社会金融合约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社会影响力债券，其中彭博背书了70%高盛资本对于Ryker's Island这支影响力债券的投资；而在澳大利亚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案例中，则是新南威尔士政府背书了其第一支社会效益债券部分的投资额。
SIBs也就是“为成功付费”（Pay for Success），指政府和私营投资者以及慈善机构三者之间的一个契约，这是资产类别清单中没有具体提到的投资资产类别，在本处作为特殊方式示例。社会影响力债券是一种以社会成果为目的的新型融资工具，由政府向私人投资者发行债券，筹得资金用于支付社会公共服务。如果目标实现，政府向投资者返还本金，同时支付一份利润；如果目标没有实现，政府则不做任何返还。尽管叫作债券，但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债券。如上文所述，传统债券要求偿还本金，并按固定比例支付利息，而社会影响力债券与项目成果挂钩，就风险而言类似于股权投资，也就是“为成功付费”。社会影响力债券由英国社会金融公司开发，2010年在彼得伯勒监狱项目中首次实施。社会影响力债券采用的是公私合营的方式，但实际上是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跨界合作完成，它被认为在社会目的完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政府省钱、投资者赚钱的投资实践。社会影响力债券逻辑如图3-2所示。
图3-2 社会影响力债券逻辑
资料来源：NAB Germany（2014），有改动。
从图3-2中可以看到，传统模式下，政府出资实施或者购买社会服务，无论实施效果如何都需要支出相对较高的费用。通过影响力投资，政府只需支出部分甚至无须支出项目费用，其余则由投资者购买债券筹集，用于社会服务机构实施项目。如果项目成功执行，则由政府返还投资者本金及相应回报，与传统方式相比可以节省政府财政支出。其具体运作方式如图3-3所示。
图3-3 社会影响力债券模式
资料来源：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Taskforce（2014），NAB Germany（2014）。
在社会影响力债券运作中，政府机构、中介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服务机构是四个基本的参与者。政府确定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包括设定项目目标、时间跨度以及投资返还水平标准，委托中介机构运作。中介机构是整个模式的核心，其工作包括开发投资协议、发行债券、寻找潜在投资者和社会服务机构、项目管理等。投资者承担风险，购买债券。社会服务机构一般是已经在相关领域有过成功经验的社会企业或非营利组织，通过竞标或其他方式从中介机构获得资金并执行项目。受益人和评估机构不参与投资，在图3-3中用虚线表示。评估机构一般由中介机构指定，作为独立第三方，依据项目影响力目标，对项目成果进行评估。如果最终项目执行成功，中介机构基于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和附加回报，余额返还政府。以上是社会影响力债券的一般模式，不同国家之间可能会有差异。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发行的社会影响力债券，即使在投资表现不佳的情况下，政府也会给予投资者一定补偿。
社会影响力债券的优点在于：第一，用“先付费，后服务”的方式打通了投资与社会服务之间的通道，解决了政府财政压力，有利于执行长期项目。第二，在调动市场和非营利部门积极性、加强合作的同时，也分摊和降低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第三，鼓励社会服务机构提高效率，不断创新。当然，社会影响力债券也有其自身局限性，比如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社会服务，尤其是那些难以评估、效果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较为模糊的领域。
据社会金融统计，截至2017年4月，全球共计发行了74支社会影响力债券，筹集资金共计2.78亿美元，绝大部分集中在英国和美国，主要涉及工作能力提升、住房、儿童与家庭福利、教育、健康等领域。另外，还有70支以上正在开发当中。目前，英国、加拿大、新加坡和南非等国已经建立社会影响力债券交易市场，逐渐打破了该类债券非公开发行的惯例。
在我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在2016年两会期间提议在深圳开展社会影响力债券试点，这可以说是社会影响力债券首次进入国家立法机构的视野。
2016年年底，山东省沂南县通过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发行扶贫社会效应债券，委托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岛银行、齐鲁银行、临商银行、青岛农商行募集人民币共计5亿元。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沂南县扶贫特色产业项目、扶贫就业点、扶贫光伏电站、扶贫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等“六个一”扶贫工程，预计当地125个贫困村2.2万人直接受益。这单债务是我国首例扶贫社会效应债券，其收益水平与项目运行的社会绩效挂钩，这点和社会影响力债券一致。不同点在于：第一，发行规模较大，远远高于目前全球每单376万美元的平均水平；第二，投资主体都是国有或国家参股银行，在国外一般是独立的非政府机构或个人；第三，社会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政府部门，而非以社会企业及其他非营利机构为主。商道纵横创始人郭沛源等认为，沂南县的这单债务虽然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还是应当属于影响力投资，是我国社会治理改革中一项重要的金融产品创新。
最后，发展影响力债券是一种与社会影响力债券相似的融资方式，关键区别在于：对前者而言，发起和买单的主体是双边援助机构、外国援助部门、多边机构、大型基金会、慈善家等，而非政府部门。2014年6月，全球第一支发展影响力债券发行，发起方是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Foundation）。之后，又有瑞银慈善基金会（UBS Optimus Foundation）通过同样的方式为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教育女孩儿”（Educate Girls）非营利组织融资。目前，发展影响力债券案例比较少，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
。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的参与方都会参与到投资管理流程中，供给方可以选择由自己来单独进行直接投资。比如一个私募股权公司可以直接对一家社会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选择和另一家或几家机构合作投资，这两者都属于直接投资的范畴。供给方也可以选择将资本交给作为中介机构的资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而这样的中介机构可以吸纳来自各个渠道的资金，不一定仅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资金供给方。投资管理流程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发生在中介机构的层面，虽然资金供给方在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上有一定的权力，但实际的投资执行方是中介机构。所以，下文所要描述的是直接投资流程的发生阶段，它可以出现在某个资金供给方自行进行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也可以出现在中介机构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投资基金进行投资的背景下。虽然参与方有些区别，但大体流程是一致的。以下将统一把投资方称为影响力投资机构。
寻找高品质的项目是影响力投资机构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如前文所述，由于目前影响力投资的需求侧尚处在发展阶段，很多机构不具备被投资的条件，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或机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情况下，影响力投资机构需要先积极参与建设本土市场。
项目搜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识别和接近目标社会组织，这是保障最初交易的较为稳妥的路线。另一种是开放式资助申请，有融资需求的组织可以自行提交相关信息材料，但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行政负担，而且不确定性相对较大。另外需要提到的是，近年来由于一些影响力投资领域支持性平台的发展，有了更多为投资者和被投资组织提供配对服务的线上平台，这可能会成为未来项目搜寻的一种有效方式。
除了吸引项目，影响力投资机构还需要清晰定义正在寻找的投资对象的类型、选择标准以及自己所采用的申请流程。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优化项目程的措施，包括：①在开始的时候，通过选择低风险的项目达到快速成功。一些早期的成功案例可以帮助吸引更多的投资基金。一旦有了一个强大的、高品质的投资组合，具有更高水平的社会效益的项目便更有可能被吸引过来。②与其他投资者进行共同投资可以显著提高项目的质量。共同投资者可能是基金会或信托、个人慈善家，或是企业，甚至是政府。如果共同投资者具有更深资历，他们将提供现有的项目源、关系网络和市场知识。③广泛撒网的同时需要明确公布不符合自己投资兴趣的标准。④明确自己的机构定位，并清晰地传达给社会目的型组织，将自己与其他类型的投资者区别开来。⑤选择适合自己机构的营销渠道，比如网站、公开出版物、当前投资对象、之前拒绝的申请人（可以将你的机构推荐给别的具有相似需求的机构）
。
在拥有一定量的项目之后，需要通过简单的评测来确定可能的投资对象。例如，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在搜寻阶段设置的五个评测标准是：是否与聪明人的使命相吻合、财务可持续性、规模化潜力、社会影响力、管理能力。为了更有效率地筛查出合适的投资机构，如果说在吸引项目的阶段，影响力投资机构需要发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项目我不会投”，那么在简单的评测阶段就需要按照“什么样的项目我要投”的标准来筛查。
影响力投资机构管理团队和投资对象负责人之间的关系，是投资评估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因为管理层的判断在投资决策中有重要影响，该判断也依赖对团队的信任和对投资对象的信赖。在尽职调查过程中透明度和公开性很重要，它们可以让整个投资团队对投资对象有全面的了解，反之亦然。这个阶段的投资评估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需要影响力投资机构与投资对象二者共同合作，使双方能够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如何通过合作增加价值。总体来说，尽职调查是一个由潜在投资者从投资的角度对投资对象的强项和弱项进行详细评估的过程，它也是一种可以用来建立双方良好的信任关系的工具。
投资者在投资评估阶段可以分别进行初步筛选和详细筛选。初步筛选主要用来形成对潜在投资对象的全面了解和整体印象，同时判断其发展阶段、可投资性和使命是否与投资者本身具有战略契合关系。在初步筛选阶段，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sian Venture Philanthropy Network，AVPN）推荐了一个两步筛选法，建议影响力投资机构在每个步骤的评估后得出“拒绝”或“继续”的决策。第一步是进行投资者与投资对象之间战略契合的案头调查。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项目主题、地理位置、投资规模、社会相关性或影响力。第二步是与投资对象管理层进行讨论与互动，对其组织和活动、项目、合作伙伴等形成整体印象与看法
。详细筛选也就是尽职调查，主要目的是估计投资的可能性以及为此需要投入的成本。而评测一项投资的潜在绩效，最核心的部分是要明确投资对象的社会变革模型，或者说投资对象运作的因果逻辑。明确社会变革模型需要考察变革理论、逻辑模型、系统构建，并且要确保这些都与组织的商业模式有紧密结合，通常需要通过分析验证商业计划书来进行。投资对象的能力也是尽职调查阶段很重要的考察元素，能力的考察可能包括对组织治理、运营策略、收入来源、财务、社会影响力等多方面的考察。考核运营能力有很多现有的工具，比如一些非营利组织、咨询公司等机构开发的组织自测工具，不过大多数投资者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置自己的考核指标。另一个在尽职调查阶段比较重要的部分是比较不同的投资机会，并最有效地分配有限的投资资金。在这方面主要用到的是一些效益成本分析工具，比如SROI、成本效益比率（Benefit-cost Ratios）、经济报酬率（Economic Rates of Return，ERR）等。
投资管理包括单一项目层面的管理和投资组合层面的管理。在单一项目层面的管理上，当投资正式开始时，投资者的角色就要开始转变到支持投资对象的绩效改善上，在这个阶段投资者也会收集一些数据来锚定中期发展进程。这种支持改善的角色包括三个重要功能：①根据既定计划追踪工作是否向正确方向发展；②帮助投资对象建立适合自己的绩效评测和管理系统；③直接从客户和受益方处收集信息，并用来改善管理
。而投资管理的关键要素应当包括：界定一致的社会成果和目标，确定双方关系的性质（理想情况下需要达到开放、合作和信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会议频率、投资者在治理层面的权力（比如，是否可以任命董事会成员）、能力建设和增值的关键领域、资助计划与关键阶段性里程碑、退出计划。
其中，投资者在治理层面的权力，也就是是否能够任命成员进入投资对象的董事会，是一些投资者为了达到有效投资管理所倾向于采用的方式。首先任命成员进入董事会（一般只占一个席位）不是为了增强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的控制权，而更多地是为了加强沟通，更有效率地帮助投资对象提高绩效。大多数欧洲影响力投资机构在它们投资的社会目的性组织中至少有一个董事会席位。最初，确保一个董事会席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种做法随着其附加值更加明显而变得更容易被接受。有两个关键问题推动着影响力投资机构对董事会席位的偏好：我们能否为董事会提供附加值？我们有没有能力实现目标、附加值？
投资组合的管理相较于单一投资对象的管理就更加复杂，它需要投资者综合考虑自己的收益风险组合，以及不同机构在不同层面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能否产生聚合作用，以及怎样对它们进行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催生聚合作用，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在管理投资组合时，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1）标志性投资。由于影响力投资仍然是一个新兴领域，选择投资于公认有良好信誉的社会目的型组织是一个在该领域建立信誉，并为未来的投资活动提供杠杆的重要方法。这是新成立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开始创立可溯投资记录的一个有用策略。
（2）资源整合。目标是在整体上增强影响力投资机构的使命，对单个社会目的型组织而言，这相当于对一笔投资的补充。这种方法为充分利用知识和经验提供了可能，所以应该积极识别这些跨机构的资源整合机会。
（3）资源竞争。不可避免的是，投资组合中的各个组织在投资机构中可能会争夺资源（无论是资金还是其他方面的支持），而良好的关系管理有助于协调这方面的问题。
（4）辅助支持。应鼓励投资组合经理帮助拥有相同客户群或供应商的投资对象互通有无。实现的方式包括与所有投资组合机构召开定期会议，促进它们之间经验交流。
（5）来自投资对象的反馈。除了日常交流，影响力投资机构可以鼓励投资对象给予额外的反馈，这是一种软性的沟通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投资对象提供非财务性支持。
（6）成本效益监测。监测投资机构是否有效地使用其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投资机构需要将这些信息报告给机构的资助者。对于使用自己的资本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收集成本效益的信息对于吸引其他外部的资助者，扩大其资本池也非常重要。
投资者和投资对象的合作关系终止，这样的分离叫“退出”。一个主要资助方的突然退出会对社会目的型组织将来的可持续性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使之偏离原先的使命轨迹。因此退出的过程需要被严格地定义、解释和管理。退出的方式会因资助手段和被投资社会目的型组织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异。
退出对成功和不成功的社会目的型组织都具有挑战性。实际上，那些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不断发展的社会目的型组织，虽然它们的发展路径稳定，但是这些由捐款支持的组织实际上在发展阶段上不那么成熟，因此在面对退出时，所受到的冲击更大。对于这种组织，考虑它们的财务可持续性时很难参考一个既定的标准，而这也会影响投资机构的退出决策。退出需要考虑的主要原则包括：
（1）为了做出最合适的退出策略，影响力投资机构需要参考准确的社会和财务绩效衡量标准。在任何情况下，退出策略都应当考虑到成功或失败两方面的可能性。
（2）应当在退出的几年前就开始对退出进行准备，与投资对象的领导层对退出进行深入交流，同时帮助他们提高领导力。
（3）影响力投资机构应当在首次投资中就明确退出的实践安排，而且应当在投资初期就确定。但同时，应当给予退出的时间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投资对象的状况会影响退出策略。理想情况下，资金投入应当在临近投资结束时逐渐减少。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投资手段也对退出策略有不同的影响。此处将主要讨论以捐款方式的投资和其他类型方式投资（如股权、债权等）退出策略的区别。
从捐款形式的投资计划中退出时，必须对财务可持续性采取和其他类型投资不同的方式。原因是投资对象本身也许还不能自己创造收入，仍旧依赖外界的捐赠，因此投资机构在评估投资对象是否已为退出做好准备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投资对象的组织弹性和财务弹性。组织弹性包括管理团队的能力是否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以及董事会的能力、品牌的影响力和财务状况、筹资能力。财务弹性包括收入来源是否广泛、是否有抗风险的财务表现（财务储备）等。影响力投资机构需要在投资初期就对这些指标具有一定认识，并将它们考虑进自己的退出决策中，同时在退出前更好地帮助投资对象完成能力的提升。帮助的方式可以包括在投资过程中就积极帮助投资对象探索创造收入的可能性，在退出前找到备选的接替投资者或捐赠者。理想的状况是影响力投资机构退出后，马上有公共部门的投资者接替。在一些欧洲国家，公共部门在帮助社会目的型组织规模化到国家甚至是全世界范围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对于某些投资来说，影响力投资机构应该和公共部门多接触，把握好退出和进入的时机。
在其他类型的影响力投资手段中，贷款是在投资风险比较低时采用的一种常见投资模式，它也是一种比较符合常理的预先确定退出时机的方式。它的逻辑比较简单，即投资对象达到相应目标并偿付贷款之后，投资者就自然完成了退出。采用担保、贷款等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在退出时还应当确定是否需要投资对象在偿付期满或偿付完成时停止资助，还是一直资助到期满后，如果资助到期满后，还需要确定投资机构的介入和非财务支持何时停止。在采用直接的股权投资或可转债投资时，如果投资机构持有投资对象的股权，需要格外注意退出的时间和方式。为了确定在何时退出，影响力投资机构需要不断监督和评估投资对象为社会使命带来的增值，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增值则会引发退出。股权投资退出的方式也很复杂，但相比捐款退出，股权投资退出的主要问题不是财务弹性和可持续性，而是投资对象能否完成社会使命从而使投资者可以顺利退出。股权投资退出方式主要包括向另一个影响力投资机构出售股权，管理层回购或将股权移交回投资对象，向投资对象的利益相关方出售或递交股权，投资对象战略性出售或合并，向特定的风险投资机构出售股权。需要注意的是，股权投资退出可能会对投资对象社会使命产生伤害，为了避免风险发生，退出的影响力投资机构需要选出可以帮助投资对象实现社会任务的股权购买者。没有做好保护投资对象社会使命的退出不是成功的退出，因为它最终将导致投资者得到远低于预期的社会回报。另外，如果影响力投资机构没有和投资对象一起向着长远的可持续性目标努力，而仅仅考虑自己在现有投资阶段的回报，它就不应该指望接替的影响力投资者替代它们的工作，或者就以为这是一次成功的退出。影响力投资机构应该帮助投资对象获取更多资源，直到投资者对投资对象产生的附加值接近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