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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制度因素对离岸金融发展的影响，本章选取了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泰国、瑞士、荷兰、爱尔兰、卢森堡、意大利、加拿大、巴拿马共15个典型的离岸金融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地位上来看，英国伦敦是国际上最早形成的离岸金融市场，美国纽约则是最大的在岸离岸市场，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已经跃居世界离岸金融中心的顶级位置，其他如日本东京、卢森堡、瑞士、爱尔兰、巴拿马等均是世界著名的离岸金融市场。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些离岸金融市场分布在不同的大陆板块，代表不同类型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水平。从功能角度来看，15个样本涉及了内外一体型（混合型）、内外分离型、分离渗透型及簿记型（避税港型）等所有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从发展战略来看，既有自然形成型离岸金融中心，也有政策推动型离岸金融中心。从国家的发达程度来看，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还有从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起来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如新加坡。因此，本节的样本选取广泛而有代表性。
由于制度是一个复杂而又抽象的概念，部分可以找到现有评估体系构成的综合性指标来衡量，某些制度尚没有综合评估指标，并且单一指标只能反映该制度的某个方面，为了尽可能全面测度制度水平，本节尽可能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综合指标来进行多角度刻画。有关变量的指标如下。
本章利用IMF公布的CPIS统计数据研究全球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数据来源于各国向IMF报送的专项证券投资头寸调查数据。现实中，部分国家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因保密原因未能公布这些数据，所以在计算时需要利用其他指标来代替。CPIS主要统计内容为证券投资资产头寸，由权益类、长短期债务类投资组合组成，由于跨境的每一次经济交易都会导致资产负债头寸的变化，可利用资产头寸的变化来进行调查分析，从而确定居民持有的非居民发行的资产。高比例组合投资资产通常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特点，各国资产头寸的大小与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通过对比资产头寸就可以掌握各国金融服务出口情况，因此CPIS可用于衡量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演进程度。
本章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作为衡量产权制度的指标。产权制度将利益、责任与权利高度融合，具有清晰明确、保护严格的特点。研究证明，只有当企业家的产权被有效保护时，独立的企业制度才能得以真正确立，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产权保护的核心，Johnson等（2002）在对经济转轨国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产权与金融这一命题时，使用了“对私人产权的保护程度”来衡量产权制度，因而该指标是衡量产权制度优劣最重要也是最直观的标准。中国新制度金融学奠基人江春（2007）采用国家在银行中的持股比例来刻画产权制度，度量标准是一个国家银行业中政府股权占比达到50%以上的银行资产份额。也有学者认为，产权制度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民营化中，因此可以用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来测度产权制度（张永辉，2011）。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本章借鉴Johnson等（2002）的做法，选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这一指标来考察产权制度是否有助于投资者保护，进而是否能够促进离岸金融发展。一般来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和离岸金融发展为正向变动关系。
当前学者们对法律制度的测度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角度：从立法效率角度，张永辉（2011）用每年金融法规存量占总量的比重来衡量立法指标；从司法效率角度，蒋水冰（2010）用从业律师数量/总人口（万人）替代之前学者采用的一审结案率（因为法官倾向于受理那些容易结案的案件，结案率不具代表性）来衡量法律执行力，认为万人拥有律师数量是衡量一国司法体系状况的重要指标，能够显示司法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借鉴以上指标选取的原则和要义，本章采用法治指数作为综合指标来全面衡量法律制度。法治指数由美国律师协会、联合国际律师协会、泛美律师协会、泛太平洋律师协会等律师组织发起的“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提出，得到世界各国响应，后来成为国际上判断和衡量一国法治状况及其水平的重要“量化”标准和相对完善的评估体系。法治指数不仅可以衡量法制建设的进度与制度化基础，还可以刻画立法与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管理细节，因此常被作为客观测量法治运行和法律环境的检验标准。一般来说，法治指数越大，离岸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二者呈正向变动关系。
本章从对外开放水平、利益集团指数和政治稳定程度三个维度衡量影响离岸金融发展的政治制度。
对外开放水平评估了政府对外开放程度，本章选用“贸易自由度”作为代表政府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贸易自由度从制度层面来刻画对外贸易的开放和难易程度，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在研究中都使用它作为衡量国家对外贸易强度的有效指标。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时候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如地方保护政策、贸易关税、非关税壁垒等，在这些阻碍因素的影响下，对外贸易的强度会受到制约。贸易自由度越小，对外贸易受到的阻碍越大，对外贸易额将会越小，亦即对外开放水平越低，离岸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呈正向变动关系。
本章参考王鸳凤和黄霆珺（2006）的研究，用“银行集中度”（Bank Concentration）来衡量利益集团指数，银行集中度是各国或地区前三大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国家的政治势力主要通过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认知取向作用于金融体系发展。一个分权开放、充分竞争的政治环境相较于集权、封闭式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削弱利益集团势力，从而更有利于离岸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银行集中度越高，金融利益集团力量越大，越不利于离岸金融发展，二者呈负向变动关系。
关于政治稳定程度，本章用“外来旅游人数”作为刻画的指标。一国政治环境的特征主要反映在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性上，具体体现在政府当局是否不断更迭、政策是否频繁变动等。王鸳凤和黄霆珺（2006）在研究政治环境稳定性时，用暗杀和变革、政变指数等作为衡量标准，然而这些指标多属事件性，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本章研究借鉴蒋水冰（2010）的度量方法，选取“外来旅游人数”作为度量政治稳定程度的指标。一般来说，入境旅游人数越多，代表一国政局越稳定，越有利于离岸金融发展，二者呈正向变动关系。
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变迁的特征，作用效果立竿见影并且非常强大，对离岸金融发展的影响也尤为重要，本章选择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为考察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而非正式制度并无成文规定，是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因而其对离岸金融发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中诚信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离岸金融发展的重要制度特征。特别地，金融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一定程度的诚信文化，就不能形成离岸金融中心。因此本章主要考察非正式制度中对离岸金融发展最为重要的信用制度。
国外学者关于诚信的研究一般都采用问卷的方式来收集相关数据，了解被调查人对诚信的看法和自身的诚信情况，由此作为一个地区总体诚信水平的评价。本章从企业和居民，即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两个视角来全面考察一个地方的信用制度，主要表现为社会诚信规范和个体行为准则，其中企业信用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更为高级的社群信用形式，居民信用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普遍的信用形式。
第一，企业信用。本章选取“不良贷款率”指标度量企业信用水平。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则为不良贷款率，其作为重要指标可以衡量离岸金融资产的质量。一般来说，不良贷款率越高，说明企业信用越差，越不利于离岸金融发展，二者呈反向变动关系。
第二，社会信用。由于居民的生活水平是人们所处需求层次的体现，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人们在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只有生活水平达到高层次的需求阶段时，人们才更容易形成守信观念，因为此时不守信造成的违约成本巨大。所以生活水平越高，社会信用水平越高，越能促进离岸金融发展，两者呈正向变动关系。本章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2010年不变价美元）来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个人信用。由于个人信用与人口素质紧密相关，素质高的居民更加倾向于遵守契约，也就是说诚信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离岸金融发展，两者呈正比关系。本章用可以量化的“劳动力文化程度”近似反映人口素质，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与劳动力总数之比，该数值越大表示该国家或地区人口素质越高。
第四，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结合科学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则，本章所有数据均来自官方统计网站：各大离岸金融中心的离岸金融发展指标来源于IMF；产权制度指标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法律制度指标来源于世界正义工程；政治制度指标、信用制度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
本章选取的样本数据由15个国家或地区2004—2018年共15年的年度数据所组成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是以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为坐标收集的二维数据，又被称为合成数据，因此它分享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优点，具有更多的观测值，包含更多的维度，可以利用更为丰富的信息，因而推断的可靠性也有所增加。本章选用面板数据来建立模型主要有以下几处优点：①控制异质性；②降低多重共线性；③减少数据偏倚性。面板数据一般有两种类型，包括微观面板数据和宏观面板数据，本章所选数据属于后者。对于宏观面板数据，需要考虑其平稳性和相关性。本章所用处理软件为Stata13.0。
本章以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泰国、瑞士、荷兰、爱尔兰、卢森堡、意大利、加拿大、巴拿马这15个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为对象，离岸金融发展的制度因素中主要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四个维度，本章提取具有代表性的八个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分别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 X 1 、法治指数 X 2 、对外开放水平 X 31 、利益集团指数 X 32 、政治稳定程度 X 33 、企业信用水平 X 41 、社会信用水平 X 42 、个人信用水平 X 43 ，构建以下模型：
其中， Y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离岸金融发展程度，本章用CPIS来表征； β 1 、 β 2 、 β 3 、 β 4 、 β 5 、 β 6 、 β 7 、 β 8 为回归系数， μ 为误差项。
在计量经济学中，一般对数据取自然对数后再做回归，目的在于消除异方差以及数量级相差很大的情况。基于对数函数在其定义域内是单调增函数，取对数后，函数内各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不会发生改变，因此本章取对数后构造新函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本章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后得到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4-1所示。
表4-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有必要事先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具体如表4-2所示。
表4-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续表
在实验研究中，主要采用四种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分别为LLC、PP-Fisher、ADF-Fisher、IPS，从表4-2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 Y 和各个解释变量均至少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所以，综合整个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来看，各个序列的平稳性均能得到满足，可以进行后续回归分析，不会出现因不平稳导致的伪回归现象。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包含混合效应、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这三种模型，本章接着进一步检验具体应用哪种模型，并对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性、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等问题进行检验，以确定估计方法（见表4-3）。
表4-3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续表
通过检查结果可以发现，固定效应和混合效应里的F检验的伴随概率是0.0000，这表示固定效应在1%范围内比混合效应要好；对比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时，BP检验的伴随概率是0.0000，表示其随机效应比混合效应要好；通过Hausman检验可以看到伴随概率是0.4594，这表示在10%显著水平上随机效应模型较固定效应模型更准确。
通过异方差检验，其伴随概率为0.0000，发现存在异方差；BP检验显示，在1%显著水平上认为存在截面相关。用Wooldridge检验其残差序列，F数值是115.795，P是0.0000，表示在1%显著水平下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所以，对异方差、截面相关、序列相关要全部涵盖在内，使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其模型进行补充修正，让模型所检测出的结果更准确真实，之后的解释采用模型（4）来进行。模型（4）显示，各个解释变量对ln Y 的影响系数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根据上节回归系数列，对应可以得到以离岸金融发展水平 Y 为模型的因变量，以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 X 1 、法治指数 X 2 、对外开放水平 X 31 、利益集团指数 X 32 、政治稳定程度 X 33 、企业信用水平 X 41 、社会信用水平 X 42 和个人信用水平 X 43 为相关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将相关变量的系数和截距项对应放入回归模型，可有如下结果：
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全球离岸金融发展的制度影响因素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法治指数、对外开放水平、利益集团指数、政治稳定程度、企业信用水平、社会信用水平和个人信用水平，亦即产权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信用制度都对离岸金融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结合经济学含义，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与离岸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091，通过了1%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离岸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增加1%，则离岸金融发展的水平就平均增长0.091%。因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有利于金融发展，在离岸金融领域也发挥了同样作用。在私人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或产权容易受到侵犯的情况下，非居民不愿进行外部融资，抑制了资金的流动性，从而阻碍了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计量结果表明，法治指数与离岸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弹性系数为2.873，通过了1%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法治指数对离岸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法治指数每提高1%，离岸金融发展的水平就平均增加2.873%。说明法治指数高的国家，其法制建设进度快、执法效率高，以及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为离岸金融的良好有序发展提供了保障。
由回归结果可知，贸易自由度与离岸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022，通过了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贸易自由度对离岸金融发展有着较为显著的正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度每提高1%，离岸金融发展的水平就平均增加0.022%。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自由度越高，对外贸易越活跃，越能促进资金的跨国流动，并使金融机构在离岸金融市场逐渐聚集起来，助推离岸金融的发展。
由计量结果可以得到，银行集中度与离岸金融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弹性系数为-2.030，通过了1%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银行集中度对离岸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的负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集中度每提高1%，离岸金融发展的水平就平均降低2.030%。说明离岸金融市场在银行集中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更高，可能是由于银行集中度高，垄断性质的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及资金的自由流动，从而抑制了离岸金融的发展。
回归结果表明，外来旅游人数与离岸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393，通过了1%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外来旅游人数对离岸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来旅游人数每提高1%，离岸金融发展的水平就平均增加0.393%。说明稳定的政治环境十分重要，高度的政治稳定是离岸金融市场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
计量结果显示，不良贷款率与离岸金融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弹性系数为-0.018，通过了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不良贷款率对离岸金融发展有着比较显著的负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良贷款率每提高1%，则离岸金融发展的水平就平均降低0.018%。说明提高企业信用，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有利于离岸金融发展。
由回归结果得到，人均国民总收入与离岸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弹性系数为1.486，通过了1%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人均国民总收入对离岸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国民总收入每提高1%，离岸金融发展的水平就平均增加1.486%。说明社会信用水平高的国家，国际声誉良好，对离岸金融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由计量结果可知，劳动力文化程度与离岸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371，通过了1%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劳动力文化程度对离岸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文化程度每提高1%，则离岸金融发展的水平就平均增长0.371%。说明劳动力文化程度高的国家，人们遵守契约的概率，即诚信越高，离岸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
总的来看，首先说明影响离岸金融发展水平最大的制度因素是法治指数，其系数为2.873，远大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由此验证了法与金融学的观点，同时说明在发展离岸金融的过程中，法律制度对离岸金融发展的解释力远高于产权制度；其次，社会信用水平对发展离岸金融的影响较大，系数为1.486；再次，政治稳定程度和个人信用水平对离岸金融发展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但稍弱于法治指数和社会信用水平；最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对外开放水平对离岸金融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比较小。
在分维度结果里，政治制度中的利益集团指数的负面效应尤为显著，政治稳定程度对离岸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比对外开放水平的促进作用大。在信用制度中，社会信用水平对离岸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个人信用水平次之，企业信用水平最小。值得注意的是，抑制离岸金融发展的两个变量中，利益集团指数的抑制程度很大，其系数达到2.030，影响程度仅次于法治指数的正向作用。比较而言，不良贷款率所代表的企业信用的抑制程度则小得多，仅为0.018，是影响力最微弱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