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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金融业务能够兴起，最初是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副产品。离岸金融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干预主义政策，彼时各国政府醉心于膨胀性财政政策，忽视了对金融行业的政策关切。同时干预主义者们大力倡导对金融业的严格监管，严重束缚了金融机构的手脚。当苛刻监管和沉重税收双重压力下的金融机构渴望寻求出路时，离岸金融市场恰巧提供了一个合适的避风港，由此催生了离岸金融业务的繁荣（钟红和齐文，1995）。离岸金融中心形成之后，根据离岸金融中心的演进过程，可以将其历史演进分为萌芽阶段、成长阶段、扩张阶段和调整复苏阶段。
离岸银行业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其主要发端是1934年瑞士为存户信息保密制定的银行保密法。这一立法不仅引发了私人银行业务的诞生，也导致了离岸银行业务的萌发。此后学界公认的最早的离岸金融市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其形成的制度原因在于20世纪30～60年代美国一系列干预主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是欧洲货币市场形成的主要推手。因为离岸市场的环境更为宽松，市场与政府间的“摩擦力”很小甚至不存在，正是这种“摩擦力”推动了离岸金融市场的经营发展（Johns，1983）。因此，“欧洲货币市场不是银行业发明的，而是由政府通过寻求控制货币自由流动的方式创造的”（Hampton，199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为了保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官价，加上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援助计划，使得美国不仅对欧洲贸易乃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大量贸易逆差，由此使得大量美元外流欧洲。1963年，美国开征利息均衡税，禁止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政策管制，原本意在通过货币政策为政府提供更多的控制权和抑制收支赤字，但其结果反而鼓励了存贷款转向监管相对宽松的地区，导致资金大量出逃（Zoromé，2007），美国的储蓄和资本流失成为全球离岸市场发展的绝佳机会。于是在当时具有宽松监管环境和优惠经营条件的欧洲，以伦敦为主形成了为非居民经营美元的银行业务，即欧洲美元市场。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在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逐步推进的背景下，投机行为变得非常普遍，系统性金融风险逐渐浮出水面，为保护本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抑制通胀，欧洲一些国家开始采取诸如对非居民持有本币收取利息或不付利息而对非居民外币存款给予鼓励等措施。此举加快了本币的流出速度，包括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在内的硬通货资金被转移到境外，形成了币种多样化的欧洲货币市场（韩玉姝，2012）。欧洲货币从最初单一的欧洲美元逐渐发展到欧洲英镑、欧洲马克、欧洲瑞士法郎等多元化币种结构，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货币市场。
20世纪70年代美国连年恶化的国际收支以及两次石油危机中的油价飙升使得欧洲货币市场以一种超常的速度在全球发展开来，规模不断扩张。离岸金融市场突破了原有的“欧洲”区域限制，逐渐向其他非欧洲地区扩散，市场模式也呈多样化趋势，由原来的一体型发展到簿记型和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经营币种的范围扩大，欧洲货币市场的地理区域显著扩大，其分布地区不仅快速扩展到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加勒比海等地也出现了对美元和德国马克等货币进行借贷的亚洲美元市场和亚洲货币市场。1968年10月1日，设在新加坡的美洲银行首先获准设立一个亚洲货币单位，标志着亚洲离岸金融市场的诞生。此后，中国香港、马尼拉、东京、纳闽（马来西亚）和曼谷相继设立了离岸金融市场。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强有力推动下，亚洲离岸金融市场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增长速度远快于其他地区（梅新育，2003）。1973年的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形成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巨额石油美元以存款形式投入欧洲美元市场，使得欧洲银行在揽存和放贷同步进行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期，中东产油国也由于出售原油而形成了大量美元储备，新兴市场则需要美元发展本国经济，由此又形成了另一个离岸美元及离岸金融中心——中东石油美元市场。
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也在这段时期迅速发展。加勒比海地区的巴哈马和开曼等缺少经济发展资源的岛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把目光投向了发达国家的银行业，他们制定了非常宽松的监管和税收政策，吸引外国银行开设“空壳”机构，没有任何设备、人员或办公地址就可以从事银行业务，以至于90%以上的跨国银行通常并不在注册地实际开展存贷业务。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保密性，卢森堡的银行监管制度当时是世界上较为自由化的银行制度之一，同时又具有极为严格的代客保密制度，没有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税务环境也优于周边国家。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离岸业务得到迅速发展时，这些岛国依靠其主要优势如宽松的监管和优惠的税收，成为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在本国设立离岸金融市场，试图获得提高金融服务收入、资本流入以及增加本国金融服务业就业等利益。美国于1981年在纽约和底特律等地设立了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国际银行设施，试图将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美国银行吸引回本土。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离岸金融中心——它只是由美国的本国或外资银行为非美国居民设立的一种特殊的银行账户，不是通过地理上隔离，而是通过在岸—离岸账户之间的隔离，建立的离岸业务市场。国际银行设施的建立使海外全能型欧洲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略有下降。此后日本效法美国也开辟了类似于国际银行设施的日本离岸金融市场。由于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本身就是自由流通的主要国际货币，这类离岸金融中心经营的并非外币而是本币。并且由于它们的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在本土，实际上是一种在岸的离岸金融中心，本国及外资银行不出国门便可在岸从事本币的离岸业务。
以美国1981年开设的国际银行设施和日本1986年建立的日本离岸金融市场为重大突破，离岸银行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两条定义从此被改写：在境外设立机构和经营非本币不再是离岸金融中心和离岸银行的必要条件，它们也可以是在岸从事本币的一种特殊账户。随着纽约国际银行设施、日本离岸金融市场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形成，以及后来泰国曼谷国际银行设施（BIBFs）成立，离岸金融市场遍布全球。与此同时，离岸金融的功能模式也出现了一体型、渗透型、分离渗透型和簿记型并存的多元化结构。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67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进入高速成长阶段。此时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资产也在迅速膨胀。
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社会对离岸金融的默许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自那时以来，谴责“避税港离岸金融中心的税收制度、保密制度和松懈的金融监管制度为逃税和洗钱提供了平台和场所”的声音不绝于耳，国际金融监管越来越聚焦于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一些超国家组织在国际社会上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离岸金融中心的评议，它们开始采取措施调查评议离岸金融中心具体的运营状况，并且试图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和对策。由一些富庶大国组成的七国集团掀起了对金融全球化风险的争论，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了三个独立但互有联系的国际组织。这些超国家组织对离岸金融中心全方位的审视、监督，极大地改变了离岸金融中心的演变历程，使得全球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步入调整期。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整个在岸金融业出现复杂化、高杠杆化、影子银行大量增长的情况，离岸金融中心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双重考验。大多数人预计在外界压制下，离岸经济发展因其局限性会相对低迷，然而事实却表现出了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复苏态势”。离岸存款在2008年达到顶峰后有所回落，但离岸贷款和CPIS均处于稳定状态，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其后离岸存、贷款和CPIS总量均稳步增长。同时离岸金融业务开始表现出多元化、非银行化的特征，一些离岸金融中心还开设许多结构化创新产品，例如对冲基金、特殊目的载体（SPV）等，资产持有量依然高启。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为金融中心提供的大量客源，抵消了美国和欧洲市场上出现的减少额，离岸金融中心表现出持续发展能力。现今，世界上20%的世界私人财富和22%的银行资产均投资于离岸金融中心。而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进程的逐渐推进，离岸金融中心规模势必还会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