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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是植物体内合成的高弹性物质，主要产于巴西橡胶树（又称三叶橡胶树），世界上还有银胶菊、俄罗斯蒲公英、杜仲等2000余种植物可产生天然橡胶，但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仅有巴西橡胶树。橡胶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cau-uchu，意为“流泪的树”，橡胶树表皮分布着大量乳管，树皮被切割后，可获得胶乳，胶乳经过一系列加工之后，成为浓缩乳胶或标准胶，是工业原料。
天然橡胶具有高弹性、抗拉伸、强耐磨和紧致密等特性，是航天器、民用军用飞机、军舰、潜艇等高端产品多个关键部件的原材料；与石油、煤炭、钢铁同为四大工业原料，其用途很广，用其生产的制品已超过7万种。橡胶制品业是以天然和合成橡胶原料生产各种橡胶制品的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细分行业包括轮胎制造、橡胶板管带制造、橡胶零件制造、再生橡胶制造、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其他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业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基础产业，影响着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采掘、交通、建筑、机械、冶金、汽车制造、航空器、电子、日用品、医疗计生制品行业，都离不开橡胶制品。橡胶制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多达百种，天然橡胶是其中重要原材料。将天然橡胶与石墨烯等新兴材料和添加剂进行混合改性，是获得天然橡胶新型材料的重要途径。
高弹性、抗拉伸、强耐磨和紧致密是天然橡胶的重要特性，同时天然橡胶还有耐热、耐寒、耐水、耐油等特性，具有良好的物理机械性能，分子结构规整性好，容易与硫化剂发生结构化反应。图1-1展示了天然橡胶最重要的四个特性及其对应的主要产品。在诸多产品中，合成橡胶无法替代天然橡胶，如飞机轮胎、潜艇上的密封圈、直升机上的耐磨橡胶垫片、宇航服上的乳胶制品、超薄医用手套和避孕套等。
图1-1 天然橡胶应用领域示意图
天然橡胶在轮胎中配比的增加是提高汽车舒适度、载重卡车安全性的关键因素之一。轮胎生产是天然橡胶最重要的用途，我国天然橡胶年消费量约为600万吨，其中约75%用于轮胎生产。每辆汽车有数百个橡胶零部件，橡胶零部件重量约占整车自重的3%～6%，其中轮胎中橡胶重量约占橡胶总重量的70%。轿车轮胎中，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制造商会根据两种橡胶的相对价格调整配方，但为了保证轮胎的舒适度，会保证较大比例的天然橡胶用量。载重轮胎、工程轮胎等大型轮胎中天然橡胶的占比也非常高。在极端低温条件下，利用巴西三叶橡胶树产出的橡胶所生产的轮胎容易玻璃化，科学家们尝试通过橡胶草、银胶菊等其他产胶植物解决这一难题。
天然橡胶的高弹性、耐低温、耐高温、抗拉伸等特性在飞机轮胎上集中体现出来。航空轮胎是轮胎制造领域的尖端产品，素有轮胎界“皇冠上的明珠”之美誉，是先进制造业的代表之一。航空轮胎是飞机起飞、降落和滑行过程中唯一接地的部件。飞机轮胎的负荷能力比工程胎大，速度能力比赛车高，充气压力是载重车轮胎的10倍，下沉量变形是汽车轮胎的2倍，其还需要应对极端温度和气压的挑战。天然橡胶是航空轮胎中占比最高的原材料，且无法被替代。
天然橡胶材料因具有阻尼特性已在桥梁和房屋减震等方面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高阻尼橡胶材料的黏性大，自身可以吸收能量，具有较大的延展性，能在地震时延长结构自振周期、减小地震作用力，并利用自身耗能特性发挥减隔震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通过人工试验和地震考验，使用积层橡胶有效防止地震波传向建筑，事实证明，橡胶具有良好的减震效果（周振清、尚绍英，1987）。为了更好地吸收地震能量，叠层橡胶隔震支座的使用率最高（王英卓等，2020）。我国部分地震高烈度区开展了建筑工程减震隔震技术工程应用工作，部分工程经受了汶川、芦山等地震的考验，实践证明该项技术能有效减轻地震破坏力，提升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能力。建筑物橡胶隔震产业可能成为继轮胎之后的大产业。减震橡胶制品，在汽车、机械产业等工业部门被用来防止振动和隔绝噪声，用于提高交通轨道、铁路车辆安全性和舒适性。
天然橡胶除了具有各种特性外，还是绿色产品，橡胶材料的碳汇功能显著，这明显不同于合成橡胶。从橡胶树获取原料后，经过初加工而成的浓缩胶是乳胶手套、避孕套等乳胶制品的基础原料。利用乳胶发泡技术制成的各类生活用品，如枕头、床垫等，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床垫的软硬度是影响床垫舒适性的重要因素，乳胶床垫由天然胶乳制成，具有较好的弹性，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适用于不同的睡姿。
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垦橡胶产量的相对份额不断减小。
从1904年起，我国陆续从国外引进橡胶种子和胶苗，在云南、海南岛、雷州半岛等地种植。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橡胶产业发展十分缓慢，全国只有4.2万亩胶园，年产干胶200吨。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并对我国实施封锁禁运，妄图切断我国急需的橡胶等战略物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除我国和越南外，均无热带作物生产，而越南主要热带作物地区又尚未解放。因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把发展天然橡胶的希望寄托在我国华南热带地区。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提出中苏合作，在中国华南地区建立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建议。党中央同意这个建议，并正式签订了中苏联合发展天然橡胶的协议，做出了建立华南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1951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做出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对华南种植橡胶树作了部署；10月在广州成立华南垦殖局（后移至湛江）。新中国的第一代橡胶科技工作者在这种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肩负起为国家研究和发展天然橡胶的神圣使命，从祖国四面八方会聚到华南垦殖局。
1952年底，原国家林垦部根据中央发展天然橡胶的需要，决定以原广西桐油研究所、重庆工业试验所橡胶组的人员和设备为基础，并从有关科教单位抽调一批专家和应届毕业生组建研究所。1953年初，我国成立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委员会。1954年3月1日，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在广州正式成立，隶属华南垦殖局领导；同年8月，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接收海南垦殖分局于1952年组建的那大橡胶研究站，成立研究所海南（联昌）试验站。随着天然橡胶生产管理体制的改变，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先后更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1958年，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迁至海南儋县，并创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1965年升格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1994年更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我国橡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农垦职工，经过几十年的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实践，探索总结出一整套适合我国华南地区自然条件的橡胶种植和初加工技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橡胶科学技术体系。1982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国家科委授予“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重大科技成果发明一等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出“先大陆后海南，先草原后森林，先平原后丘陵”的植胶方针，1952—1957年的计划是，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5个省区，以最快的速度种植800万亩橡胶，要求广东、广西两省区，在1954年完成400万亩橡胶的种植，以争取10年后，我国每年可产胶10万吨。1952年、1960年、1970年是我国开荒和种植的高峰期，每年开荒面积都在150万亩上下。1951—1955年，橡胶种植面积仅为开荒面积的62.52%，受限于种植技术与经验的匮乏，大量开荒土地没有种植橡胶。1969年，军队接管了天然橡胶管理行政权，加之“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大批青年劳动力来到植胶区，使1970年开荒面积和当年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但1972—1979年，开荒和种植面积均控制在每年30万亩以内（见图1-2）。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对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了经济封锁。1951年春，美国对我国实行橡胶封锁，之后多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天然橡胶贸易和消费情况国际社会难以掌握（实底·奄努埃等，1962）。1951年，中苏双方协议合作种植橡胶，苏方提供资金、物资、技术，换取成品胶作为回报。1952年9月，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议》。在植胶大发展初期，我国曾向苏联贷款，从苏联购买开垦森林土地的拖拉机、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等物资，苏联派出专家，帮助我国在华南地区建立天然橡胶基地。这是第一次（1952年）开荒种植的高峰，但种植面积远小于开荒面积，主要原因是缺乏种苗。
图1-2 1949—1979年中国橡胶开荒和种植情况
数据来源：《全国农垦统计资料汇编（1949—1979）》。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以国际形势放缓、成功生产合成橡胶为由，开始撤回专家，并终止了合作协议。毛泽东认为开荒种植橡胶成本高，仅一年多就花了一两亿元，并指示周恩来总理：“在橡胶事业发展方针上，赶快压缩种植面积，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扎实前进。”党中央将原定的800万亩开荒面积目标，降低为400万亩，华南垦殖局也着手做好人员遣散、多余苗木处理等工作。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
在“大跃进”运动的推动下，1960年再一次出现开荒和种植橡胶的高峰。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严重扰乱了天然橡胶生产及科研工作。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之后，各垦区一律实行军管，华南垦殖局由云南、广东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管，军代表担任垦区的各级领导职务（许人俊，2015）。由于军管干部缺乏橡胶种植经验，却指导熟悉橡胶生产的转业官兵，造成了橡胶生产的严重混乱。军队接管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和种植，造成了1970年的大面积开荒。知青下乡也是开荒面积大增的重要原因。大量的城市青年到农村，为云南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耿马县等提供了较多的青年劳动力。天然橡胶实行国家收购，虽然产量较低，但仍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也为国有农场发展天然橡胶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2年，全国干胶产量仅为35吨，1959年第一批大规模种植的橡胶树开始割胶生产，干胶产量首次超过1000吨，达到1604吨，比1958年增长了137%（见图1-3）。1965年开割面积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1973年9月，在遭受第14号强台风后，管理部门仍在强割和强刺激橡胶树，导致橡胶树死皮病非常严重，使橡胶树的产胶潜力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1973—1974年的低温寒害和1974年橡胶树割面条溃疡病的大面积爆发，橡胶产量急剧下滑。直到1974年10月，植胶农场恢复了农垦体制，才扭转了产量下滑趋势，生产能力开始提升。尽管1975—1976年的冬春之交广东和云南再次受到低温寒害影响，但是产量损失未对全国产量造成大的波动。1973—1974年和1975—1976年连续两次特大寒害摧毁德宏州60万余株橡胶树（甫发能，2000）。
1953—1979年，我国共补植橡胶树12857.89万株，按每亩33株计算，补植株数占定植的比重为44.73%（见图1-4）。造成补植比重大的原因，首先是缺乏科学合理的种植规划，广西和广东等非优势区域种植比重大；其次是缺乏优良品种，芽接苗种植比重小，缺少具有抗旱特性的品种；最后是胶园的抚管水平较低，重扩大种植面积，轻管理。
图1-3 1949—1979年农垦胶园橡胶开割面积与干胶产量
数据来源：《全国农垦统计资料汇编（1949—1979）》。
图1-4 1949—1979年橡胶补苗与育苗情况
数据来源：《全国农垦统计资料汇编（1949—1979）》。
图1-5 1949—1979年国有农场天然橡胶单位面积产量
数据来源：《全国农垦统计资料汇编（1949—1979）》。
1957年、1958年，我国橡胶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均在40千克/亩以上，而1959年仅为13.33千克/亩（见图1-5）。1957年开割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约2000亩，减幅为18.87%，而干胶产量却增加了48.50%；1958年开割面积比1956年增加70.93%，干胶产量增加95.38%。在橡胶品种和树龄结构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割胶频率的提高也不至于使单产翻倍，因此1957年和1958年单产的大幅度提高可能与当时的“大跃进”运动有关，可能存在虚报的成分，导致统计数据不准确。1965年平均割胶面积较上一年减少18.43%，而干胶产量却增加了49.11%。军队接管橡胶种植农场之后，橡胶单产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升，1974年受严重寒害的影响，单产有较大程度的下降。
1950年初，上海市进口3号烟片胶的旧人民币价格为2937万元/吨（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币1元相当于旧币1万元），年末上涨至6133万元/吨。为了抑制价格的过快上涨，工商管理部门对橡胶等商品实行了议价和外地来沪采购统一核价。1951年3月，中央贸易部将橡胶纳入10种主要工业器材，实行统一配售价格，价格被控制在5800万～5966万元/吨。1953年1月开始，为应对私营企业倒闭造成的经济萧条，上海市工商部门取消了议价和外地来沪采购统核价的规定，国家也放宽进口条件，橡胶挂牌交易价格为6000万元/吨。随后几年中，橡胶价格保持稳定，但供给严重不足，废旧橡胶再利用成为弥补缺口的重要途径。从1958年起，天然橡胶被纳入统一分配的物资，归属物资部的各地化轻（建）公司经营，使用时按区域统一向国家申请，但对较大的使用单位则大多采取直接供货形式。对于通过物资部门中转供应的小户企业，橡胶价格由原来挂牌价改为供应价，按进价加运费、不计利润的原则确定为5861元/吨（上海化工，2001）。
图1-6 1967—1978年云南农垦某农场的天然橡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数据来源：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某农场场志。
农垦生产的天然橡胶，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定价，国家统一收购价为6080元/吨，一直持续到1978年。在这期间，天然橡胶生产由国家控制，国家在宏观上为天然橡胶生产配置好资源，农场根据国家的指令配置微观资源，确保生产任务的完成。因此，橡胶种植农场不用担心产品销售，在利益的驱动下，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形成重种植轻管理的情形，使得我国天然橡胶经历巨大波折。从图1-6中可以看出，在收购价格政策下，种植橡胶是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利润率都在30%以上，部分年份达到180%。这是橡胶种植面积扩张的主要微观原因。高额的利润率，使得基层领导和群众有足够的积极性扩大种植面积。1956—1982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共有国有农场10个，分场64个，职工61000人，累计种植橡胶58.77万亩。
制度创新、要素投入、科技进步和市场改革等是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阶段天然橡胶产业扩张的支撑主要是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制的逐步推行，极大地促进了橡胶农场职工和胶农的生产积极性，这一阶段自然灾害的影响也较轻。20世纪80年代，橡胶种植面积增长了2倍。1971年，我国引进乙烯利刺激割胶配套技术，在实生树和低产芽接树进行试验（郭正平，1979）；
1977年，我国基本解决了乙烯利刺激割胶的重大技术难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割胶技术规程，并大规模推广应用。这一阶段，天然橡胶市场改革也在同步进行，橡胶产业逐步进入双轨制发展时期。
1979年，国家农垦总局颁发《橡胶栽培技术规程（试行草案）》，农垦部颁发《天然橡胶制胶工业工人技术等级标准》和《标准橡胶生产技术暂行规程》。
1983年，农牧渔业部农垦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割胶会议，制定了“割胶经济技术指标”，并决定每年开展评选全国优秀胶工活动。
1985年，农牧渔业部农垦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橡胶生产管理的函”，提出要健全技术管理机构；加强技术服务和生产管理，不能要求农场技术管理部门自创工资收入，甚至上缴利润；做好生产技术规程落实工作；农场同职工签订的橡胶树承包经济合同除按规定上交产品和税、利费等外，还应把幼树增粗、伤树率、割胶强度、病害率等技术经济指标和奖罚办法明确定入合同；继续开展优秀胶工评比活动。
1987年，农牧渔业部决定全国各地国营、民营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的生产，由农牧渔业部农垦局归口管理。同年6月，农牧渔业部印发《六省（区）地方国营、民营橡胶和热带作物生产管理座谈会纪要》，就发展地方国营、民营橡胶和热作的指导方针、各级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及今后两年的主要工作做了规定和安排。
1988年，农牧渔业部农垦局在广州召开六省（区）热带作物布局调整和高产经验交流会。同年10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天然橡胶生产工作座谈会》，11月就“关于当前我国天然橡胶生产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国务院写了报告。
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海南植胶区，并做出“加快胶园更新建设速度，增强橡胶发展后劲”的指示。
1991年，国务院在批转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办好国营农场报告》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天然橡胶生产应采取“保护扶持、巩固提高、适当发展”的方针。
1993年，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通过关于《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到“把一批以生产棉花、糖料、橡胶为主的国有农场建设成为专业化商品化的示范基地”。
1994年，农业部再次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巩固和发展我国天然橡胶业的报告》，提出了发展橡胶的战略目标、方针、重大措施及需要国家扶持的意见。国家计委批准将国家安排农垦天然橡胶专项预算内经营性投资改为预算内拨款。
1996年，农业部农垦局制定“全国割胶质量考核项目与评分标准”，标准包括割胶深度、耗皮量、割面均匀、割线斜度、下刀、收刀、伤口、割胶速度、切片均匀、切片数等项目。
1997年，农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解决国产天然橡胶积压问题的紧急请示》，请示中建议国家采取如下紧急措施：紧急收储垦区现有库存积压天然橡胶；建立天然橡胶储备调节机制；严格控制天然橡胶进口总量；取消天然橡胶5%优惠关税进口政策。
1982年10月18日，经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评定，全国橡胶科研协作组被授予“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发明一等奖。1982年，我国橡胶种植面积为571万亩，为新中国成立前4.2万亩的136倍，干胶产量12.8万吨（陈世新，1983）。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重新得到社会各界的认识，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割胶技术规程，并大规模推广应用和进行一系列技术改革，如单用阳刀割胶改为阴阳刀，高频2天1刀割制改为低频3天至5天1刀，加刀强割改为减刀浅割，乙烯利单方乳剂改为复方糊剂，割原生皮+再生皮改为只割原生皮，显著地提高了国有农场生产水平。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证明，我国在热带北缘种植橡胶的技术体系已经完善，具备了进一步扩大种植范围的条件。
民营胶园从国营橡胶种植农场周边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支撑下和国有农场的引领、帮助下，海南和云南的民营胶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一股橡胶种植热潮在农民中掀起。1970年，我国国营橡胶种植面积占比达96.8%，民营胶园只有4万亩，主要分布在国有农场周边村庄；1978年，国营体系外的橡胶种植面积仅有6.8万亩，但占当年新增面积的比重达96.7%，即国营橡胶种植业停滞不前。20世纪90年代，民营胶园陆续进入开割期，其橡胶产量占比逐步提高。1981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民营橡胶种植面积仅约5万亩，干胶产量为572吨；1990年，种植面积就达到50万亩（秦伟，2008）。1979—1995年，国内天然橡胶产量从10.8万吨增加到42.4万吨，年均增长率达9.3%（见图1-7）。广西和福建农垦在比较了主要作物的成本收益后，逐步减少并基本退出橡胶种植业，增加了粮食、水果等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天然橡胶种植向海南、云南和广东集中。
图1-7 1978—2000年天然橡胶产量以及农垦产量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原农业部。
20世纪80年代，橡胶种植面积稳步增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种植面积基本保持稳定。1991年我国橡胶种植面积为925万亩，1999年为947万亩（见图1-8）。1991—1994年为收缩性周期，1994年末种植面积较1991年减少了42万亩，这主要是国内外价格倒挂和台风灾害所致。1988年和1990年国家两次调整天然橡胶价格，1988年的调整虽然名义人民币价格从6080元/吨提高到8600元/吨，但以美元计价的价格下降了，由1976年调整后的5000美元/吨降为2310美元/吨。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国内生产成本，导致走私严重，国产胶销量急剧下降。1990年天然橡胶价格再次下调为1640美元/吨，“种胶不如买胶”的观点开始传开，橡胶种植业受到一定的冲击。
图1-8 1978—2000年天然橡胶年末实有面积以及农垦种植面积的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原农业部。
得益于良好的种植规划和品种匹配以及采收技术的改进，这期间天然橡胶单位面积产量连续增长（见图1-9）。垦区的单产水平明显高于民营，主要是因为垦区生产管理规范，但差距在逐步缩小。2000年，国营和民营的单产水平已非常接近，小农户生产技术更加娴熟，采用更高频率的割胶制度，单位橡胶面积产量提升速度较快。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营橡胶农场开始尝试改革，地方农垦局成立企业，经营性业务采用企业化管理，但其社会职能仍未改变。一个农场往往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有医院、学校，还有公安、法院等机构。由于改革不彻底，未能有效降低天然橡胶的生产成本。根据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某农场统计，1999年干胶的直接生产成本仅3968元/吨，而间接成本高达4784元/吨，超过直接生产成本。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橡胶价格开始下跌，农垦的橡胶种植积极性有所下降。2002年我国再次启动农垦改革，国有橡胶农场逐步走上企业经营的道路。从“八五”至2005年，国家每年对天然橡胶的基本建设投入维持在1亿元左右，投入对象仅限海南、云南、广东三大橡胶垦区；1994年海南农垦10个农场被列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支持范围（宋建武等，2006）。
图1-9 1978—2000年天然橡胶单位面积产量及其分部门情况
数据来源：原农业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天然橡胶价格显著高于国际市场。1994年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1994年1月1日，我国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当年平均汇率为8.6，即1美元兑换8.6元人民币，而1993年1美元仅兑换5.8元人民币。20世纪80年代美元平均汇率为2.7，贬值速度非常快。1994年之前，国内天然橡胶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即使1995年前后进行了天然橡胶市场化改革，但国内市场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进口配额制度尚未取消，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有限。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马来西亚天然橡胶价格连续下跌，1999年跌至低谷，而1999年国内价格同比上涨13.9%（见图1-10）。总体来看，国内橡胶种植仍是有利可图，但国有农场因体制原因，发展缓慢。
图1-10 1978—2000年国内外天然橡胶年平均价
数据来源：政策性文件、世界银行、中橡商务网。
1996年，国家完全放开市场后，天然橡胶快速融入国际市场。这一阶段，天然橡胶经历了由“喜”转“悲”的转折。2014年之前，天然橡胶价格曲折上涨，民营橡胶种植面积快速扩张，2011年天然橡胶名义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点，种植户收入也到极高点；植胶区农村经济欣欣向荣，建新房、买轿车、购资产等发生频率提高。随着农垦改革的深入推进，海南农垦整合优势资源，成立了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并成功上市；云南农垦推动属地化改革，其中西双版纳州国有农场实行职工和户籍人口承包制，打破了原有的生产管理体系。
2000年，农业部印发《关于调整热作产业结构的意见》，提出“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调整优化橡胶生产布局。天然橡胶种植面积经过调整优化，到2005年稳定在900万亩左右”的方针。
2001年，农业部印发《热带南亚热带作物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要求天然橡胶在种植布局上逐步向海南中西部、云南西双版纳州、广东粤西局部风寒害较轻的宜植区转移。重点是稳定面积，推广新良种，加快老胶园更新改造，巩固提高，适当发展，调整优化橡胶加工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当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消费国。
2002年，我国成为天然橡胶第一大进口国。
2004年，我国正式取消天然橡胶进口配额制度。
2005年，海南农垦将天然橡胶产业剥离，整合优质橡胶资源成立了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国务院批复了《关于推进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海南农垦整体下放到省政府管辖，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离。
2008年，海南农垦正式下放到地方管理。
2010年末，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优化了股权结构。在植胶分公司的经营管理上，胶工的收入形式遵循“承包经营、定量上缴、剩余归己、市价结算”十六字方针。
2010年，云南农垦按照“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方针，在保持农场国有土地性质不变、企业职工身份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天然橡胶生产属地化管理，胶园承包到户、经营核算到户、经营盈亏到户。2011年，云南农垦按照“属地管理、产权到场、承包到户，创新管理体制、激活经营机制”的要求加速推进体制改革。
按照“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化、国际化”的思路，广东农垦较早进行内部的企业化改革。其对内采取优化、发展、提高的方针，对外采取建基地、搞加工、抓贸易、拓市场的办法，到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等东盟国家发展跨国经营，内外并举做大做强橡胶产业。
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停滞不前，21世纪前15年是国内橡胶种植业发展的一个新高峰。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13年，橡胶价格上升，导致了全球橡胶种植业的扩张。2003—2013年，我国民营橡胶种植面积增加了172%，而国营橡胶种植面积只增加了10%。价格上涨期间的面积增长绝大多数来自民营胶园，而民营胶园的经营主体中绝大部分是农户家庭，即在这些扩张地区的农民家庭种植结构中，橡胶树比重显著提高。2011年后，市场形势急剧变化，橡胶价格快速下降并保持低迷，民营胶园面积从2017年开始小幅下降（见图1-11）。
图1-11 2000—2020年天然橡胶价格变动与民营胶园年末实有面积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青岛橡胶贸易信息网。
兴奋期： 天然橡胶初加工原料无滞销风险，现金结算，橡胶树更新时可收获木材，割胶生产相当于一份稳定的职业，一段时期内橡胶被称为“摇钱树”。经历2001—2003年的价格连续上涨和2004年国家取消天然橡胶特产税后，农户加大了橡胶种植力度。2005年的“达维”台风造成海南植胶区比上年减产30%。2011年前后天然橡胶名义价格达到历史高位，很多家庭每日割胶收入达到1000元以上，货币收入急剧增加，不同家庭采取了不同的行为。部分家庭选择在农村建新房，部分家庭在城区购置房屋等资产，部分家庭高价购入橡胶树资产，部分家庭进行农业投资或增加教育投资；部分橡胶种植农户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农户，将橡胶林作为下一代职业的后备选项。
痛苦期： 天然橡胶名义价格在2011年达到历史高峰之后，急剧下跌，2014年的价格已不足2012年的一半，此后保持低迷，橡胶种植家庭的福利严重受损。根据2013年、2016年和2019年在海南省主产县市对橡胶种植户的抽样调查数据，2012年259个样本农户的橡胶收入均值为2.13万元，2015年195个样本农户的橡胶收入均值仅为1.25万元，2018年250个样本农户橡胶收入均值为1.22万元。急剧下降并持续低迷的橡胶价格，显著降低了农户家庭收入，特别是橡胶收入占比高的农户收紧了家庭支出，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高价购入的橡胶树资产投资无法收回，借钱建房或买房的农户出现了资金断裂。家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难度大，相比于价格上涨时种植面积的快速增加，价格下跌时种植面积变化缓慢。
转型期： 天然橡胶价格上涨和橡胶树资产强化看似提高了家庭的福利，其实蕴含着风险。更多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到橡胶生产中，当价格持续低迷时，调整成本高，福利降低，这类似于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源诅咒”。橡胶树的经济生命周期约40年，经过7年的非生产期抚管后，才进入长达30余年的开割期，砍树意味着投资无法收回。槟榔、热带水果等潜在的替代作物，市场容量小，容易出现采收更亏本、不采收烂地里的现象，但橡胶树则没有这些问题。2014—2018年，橡胶市场连续5年处于低迷状态，2019年，作者对海南和云南近45个村寨进行调研发现，砍树改种其他作物的现象并不普遍。橡胶种植户在积极调整家庭生计策略，降低对橡胶的依赖程度。2013年的抽样调查发现，西双版纳州橡胶种植区域橡胶收入占比高于75%的样本比例为66%，而2019年的抽样调查发现，其占比仅为33%；海南橡胶主产区的橡胶收入比例从25%下降到8%。
政策干预： 一是良种补贴。2006—2015年，国家实施天然橡胶良种苗木补贴政策，橡胶种植户通过申请，能以低价格或免费获得良种苗木。这一时期，大多数年份橡胶价格处于上涨阶段，种苗补贴不仅提高了良种覆盖率，还对家庭种植结构中橡胶树资产强化具有正向作用。二是限制林木砍伐。橡胶属于经济林范畴，任何种植主体砍伐橡胶树，必须取得当地林业部门的准许，否则可能面临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种植户结构调整。我国已划定1800万亩天然橡胶生产保护区，在生产保护区内砍伐橡胶树，会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三是价格（收入）保险。价格（收入）保险主要有两种形式：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动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地方政府试点的价格（收入）保险，虽然形式不同，但目的都是降低价格低迷对胶农家庭福利的影响。橡胶相关的收入增加会提高家庭收入，可是亦有可能进一步强化橡胶树在家庭资产和劳动技能中的作用，进而强化“资源诅咒”。
1995年以前，我国天然橡胶一直由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定价，1996年完全放开市场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迅速接轨，橡胶成为农产品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产品之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橡胶价格大跌，天然橡胶迎来了长达12年的曲折上涨。2011年橡胶名义价格达到历史最高，为每吨4万元；2016年跌破每吨1万元；2014—2020年橡胶平均价仅为2006—2013年的52%，其间，95%以上月份的均价都低于平均生产成本。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上一轮价格上涨大周期导致全球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大幅度扩张，生产调节缓慢，实际需求量跟不上产量增长步伐，累计剩余存量较大。未来几年，预计全球橡胶行业仍处于略有过剩状态，但“十四五”期间，市场条件将逐步改善，预计2025年后橡胶产业会转向供需紧平衡。
上一轮价格上涨的大周期刺激橡胶种植面积大规模扩张。价格变动既是供求关系调节的结果，又是生产和需求调整的最关键信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00年，天然橡胶名义价格均未超过2000美元/吨，没有长时间上涨或下跌；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这期间天然橡胶价格实际是下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天然橡胶价格跌至谷底，我国橡胶价格不足1万元/吨。2001年以后，橡胶价格进入了持续上涨期，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中国加入WTO后，天然橡胶需求量大幅度提高。2011年天然橡胶名义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纽约1号烟片胶超过5000美元/吨（见图1-12）。据天然橡胶生产国联合会（ANRPC）统计，2011年末，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橡胶实有种植面积相较于2002年增加了1800万亩，占2011年实有面积的17.4%，中国增加650万亩，印度增加248万亩；随着新增或更新种植橡胶树的逐渐成熟，2020年泰国和越南橡胶开割面积分别比2014年增加12.7%和28.1%，全球天然橡胶供应持续增长。尽管2014年以来，全球天然橡胶市场整体处于低迷，但相较于2005年前，名义价格仍处于较高水平，缅甸、柬埔寨、科特迪瓦等低收入国家仍在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图1-12 1960—2020年国际天然橡胶价格变化
注：TSR表示技术分类橡胶，RSS为烟片胶。数据来源：国际橡胶研究院IRSG、世界银行。
越南、柬埔寨等低收入国家的成本优势明显。橡胶树定植后抚管6～8年开始生产，割胶一般可持续25年以上，胶园更新时可销售木材。天然橡胶生产成本主要有定植及非生产期抚管形成的生物资产折旧，割胶劳动力投入，施肥、除草等胶园管理投入，胶刀等物资投入与必要的运输成本。本章根据农业劳动力成本、单产水平和橡胶树品种结构及其产量分布，考虑胶园生产经营特点等因素，测算了不同国家单位产品的成本（见表1-1）。劳动力占直接生产成本的比重大，影响最为直接，割胶机械化、自动化难度大是引致产业区域转移的核心要素。马来西亚曾是最大橡胶生产国，但农业劳动力匮乏导致其橡胶产量大幅度下降，其对外籍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提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劳动力跨国流动，马来西亚2020年较上年减产19.6%。单产水平对成本也有关键影响，一定量的割胶劳动力投入，产出翻倍，成本可降低约50%。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是缅甸的2倍，在2020年单产水平下，越南成本却明显低于缅甸。单产一定的情况下，成本随割胶劳动力价格而变动，割胶、施肥等成本细项按株投入，单株产量越低，产出成本越高。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成本优势明显，泰国、缅甸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中国和马来西亚则表现出成本劣势。
表1-1 天然橡胶生产成本测算
价格低迷对不同国家割胶生产活动的影响不一，部分胶园弃割弃管。2020年，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20号标准胶的平均价格分别为8978元/吨、9454元/吨和9222元/吨；泰国3号烟片胶12012元/吨；我国全乳胶12580元/吨；泰国和马来西亚浓缩乳胶折合干胶分别为13557元/吨、13399元/吨。与表1-1中的成本对比可发现，平均单产上，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割胶生产无法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但越南仍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泰国、柬埔寨等国大体处于盈亏平衡点。平均单产反映的是整体情况，实际上不同区域和地块间有明显的差异，云南西双版纳州产区平均亩产接近100千克，马来亚半岛、泰国南部亩产超过120千克。实际生产中，农户可进行多样式的生产调节，通过增加每日割胶株数或优先选择高产地块割胶，以获得更高收入；若有其他工作机会或农业生产活动，部分胶园特别是中低产的胶园则被放弃割胶。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需兼顾照料老人和儿童，即使割胶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仍会选择割胶生产。在橡胶树短期内减产幅度小的情况下，不少种植家庭选择不施肥或减少其他投入，以此来增加当期收入。
天然橡胶产能释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橡胶树生产周期长，但采收的灵活性高，即使不采收，也不会有收获物腐烂的问题，所以生产可调节性强。天然橡胶种植区域大多在山区，农户就业机会少，种植农户还面临资产和技术专用性的约束，故生产调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持续上涨的价格刺激下，全球天然橡胶产量从2002年的726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1124万吨，年均增长5.0%。2014年后，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主产国的产能继续释放，并在2017年前后达到产量顶峰，近年逐渐下降；2020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橡胶产量相较于2017年，分别减少了8.5%、17.5%。越南、柬埔寨、科特迪瓦等国橡胶产量继续保持增长，越南2020年橡胶产量相较于2017年增加了12.5%，柬埔寨增加了74.5%，科特迪瓦增加了45.7%。2020年，科特迪瓦橡胶产量约为90万吨，超越我国，成为第四大产胶国。过去几年，全球橡胶生产布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六国的橡胶总产量占比从2015年的87.5%下降到2020年的81.4%。传统天然橡胶种植国家生产调节慢，而具有劳动成本优势的低收入国家持续增产，使得全球天然橡胶供应居高不下。
全球供给剩余消化仍需一段时期。据国际橡胶研究小组（IRSG）估计，2011—2020年，仅2014年和2016年消费量超过产量，其间累计剩余橡胶214万吨（见图1-13）。若假设2010年全球天然橡胶库存为零，2020年末库存占全年产量的比重超过1/7。虽然乳胶枕头、橡胶公路等新产品和新用途被开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续蔓延明显增加浓缩乳胶用量，但需求端增长仍有限，多年剩余的天然橡胶一直未被很好地消化，价格缺乏持续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在价格和成本两端挤压下，部分胶园被放弃割胶，当期供应减少，但产能仍在，若价格上升，这部分胶园将恢复供应。新冠肺炎疫情虽然限制了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但也减少了非农就业机会，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割胶生产。供需两端调节预计还需较长一段时间。
图1-13 1990—2020年全球天然橡胶产量、消费量及其剩余情况
数据来源：IRSG。
天然橡胶价格与合成橡胶价格高度相关。合成橡胶是人工合成的高弹性聚合物，与天然橡胶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特别是在轿车轮胎制造中，可替代程度较高。一般情况下，通用合成橡胶价格要低于天然橡胶，天然橡胶对合成橡胶价格具有一定的预测力，但也存在“倒挂”的情况（见图1-14）。合成橡胶还没上市进行期货合约交易，国内产能充足并集中于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大集团，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较低，合成橡胶生产成本主要受丁二烯和苯乙烯等原料价格及资金成本等因素影响。2016年底至2017年初，天然橡胶价格较大幅度上涨，一是泰国南部主产区发生洪灾，引发市场担忧；二是丁二烯市场供应紧张。
图1-14 1997—2021年我国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月度价格及价差
数据来源：中国橡胶工业协会、青岛橡胶贸易信息网。
图1-15 1960—2020年国际石油、铁矿石与天然橡胶价格
注：原油为Brent、Dubai和WTI平均价，橡胶为马来西亚20号胶价格。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石油价格“徘徊不前”和工程轮胎需求持续疲软。原油炼化工业生产的丁二烯和苯乙烯是生产合成橡胶的原料，石油价格走势对天然橡胶市场变动有显著的影响。2015年以来，原油价格约在50美元/桶上下波动，天然橡胶在1600美元/吨上下变动，均没有明显的上涨趋势（见图1-15）。《华尔街日报》2021年6月9日引用施罗德（Schroders）的报告称，2011年以来，能源和采矿开发行业投资减少40%；6月16日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报道称，2020年石油开采投入3300亿美元，不足2014年的一半。国内约75%的天然橡胶用于轮胎制造业，尤其是大型工程轮胎，采矿活动减少弱化了天然橡胶终端需求。
游资对天然橡胶价格短期波动的作用大。2011年前后，天然橡胶名义价格达到历史高位后快速下跌，主要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美国联邦基金有效利率下调至0.15%，大量游资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在供求关系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游资推动天然橡胶价格快速上涨；货币政策收紧，游资撤出，价格大幅下跌。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后，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继续深化，垦区剥离办社会职能，朝着现代企业方向推进。
《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发布之后，海南省委、省政府于2015年12月18日正式发布《关于推进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委2016年4月26日正式发布《关于深化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两省均将保障天然橡胶资源安全放在突出位置（见图1-16）。海南垦区撤销了农垦总局的编制，对原有人员进行分流，新设立的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省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企业负责农垦资产的经营管理。云南垦区将省农垦总局并入农业厅，作为副厅级事业单位，执行热作行业管理任务，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省级国有企业，省国资委为出资人。土地资源如何配置是一个关键问题，涉及农场与职工的契约关系。海南垦区侧重于构建多样化的农场与职工的权益关系；云南垦区致力于构建以服务组织为纽带、产业公司为依托的新型农场经营体系，明晰国有土地（林木资产）的权利义务关系，改革完善承包租赁经营管理制度。2020年8月，云南省委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场企业化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剥离农场办社会职能，明晰农场的产权结构，促进农垦朝着企业方向发展。
广东农垦是农业农村部直属垦区，其围绕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主题，持续推动垦区资产资源向国家战略资源产业（包括天然橡胶和剑麻）和城市安全食品产业（包括糖业、畜牧、乳业、粮油、果蔬等）两大主业板块，以及一个支撑产业板块（包括商贸物流、金融服务、小城镇开发建设、酒店旅游、医疗康养等）集聚。广东农垦持续整合优化垦区资源，大力培育壮大农垦农业产业集团，2018年垦区所属的广垦橡胶、广垦糖业、广垦畜牧3家主要农业产业集团营业收入占垦区总营业收入的比例达60%以上。2002年广东农垦开始在海外拓展业务，2020年，已在东盟和非洲投资建设了47个热作生产经营项目，海外总资产达60亿元，正在实施的海外热作产业面积约200万亩；“广垦橡胶”在泰国已经成为与诗董、泰华、宏曼丽等齐名的品牌；其并购了泰国树胶（大众）有限公司，为热带农业“走出去”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图1-16 海南和云南农垦改革方向对比
广东、海南、云南等热区农垦集团下属农场，大多拥有较大面积土地，既是重要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也是其他热带农产品的生产基地，是热带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
农垦企业作为热带农业龙头企业
，是我国热带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器，对热带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起着促进、示范和带动作用，其率先实施标准化生产，健全了过程质量管控体系，运用现代生产要素和装备，采用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成为热带现代农业的窗口，支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我国热带农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对热带农业科技创新起着重要作用。农垦企业要继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依靠科技提升国际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帮助和协助农户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提高热带农业技术扩散效率；农垦企业是我国热带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润滑剂，农垦企业要发挥对热带农产品加工流通转化增值的引领作用，优化拓展垦区集团内产业链布局，开发多元化新材料、新产品，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方式，弥补小农户参与热带农产品大市场的缺陷。
农垦企业作为蔗糖、天然橡胶等热带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是重要热带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国家队，对国家战略资源安全、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起着“压舱石”的作用，其要确保在特殊时期和关键领域内，国家战略需求得以有效保障；是热带农业对外合作的排头兵，发挥对海外热带农业生产基地、热带农产品加工贸易的主体作用，农垦企业要将自身打造成为大型跨国公司，拓展我国热区虚拟面积，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和外交大局，为国内各类主体在热区实施全球化策略提供公共知识；是热区边疆农村经济的稳定器，农垦企业对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农业产业开发起着保障作用，西南边境农村地区多以热带农业为主，农垦企业要利用其生产、组织、技术等优势，带动边境线两侧地区发展，稳定繁荣边境乡村经济，推动金三角等地区发展。
更好地发挥农垦企业在我国热带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把握好农垦企业在促进热带农业发展中的定位，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市场化导向。继续推进垦区集团化和农场企业化改革，激发农场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广东农垦橡胶和糖业、海南农垦橡胶、广西农垦糖业、云南农垦橡胶与糖业等热带农业产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通过纵向和横向整合，做大做强，稳步推进在海外加工和贸易的发展，在保障糖料和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垦区集团按照市场运作方式，促进木薯、热带水果、剑麻、咖啡、茶叶等热带作物产业转型和发展。
有所为有所不为。热区垦区集团及其产业集团、下属农场应聚焦主责主业，在天然橡胶、蔗糖、生物燃料、剑麻等产业深耕细作，着力在高端化发展方向上，带动相关热作产业转型升级。热带水果种植需要根据市场做出较快的反应，以农户和民营企业投资为主，现有种植面积中农垦占比不足5%，农垦企业可采取多元化方式参与热带水果产品，但应避免偏离主责主业。
支持民营产业发展。部分热带农业产业有农垦和民营参与，较好地实现了共生发展。垦区产业集团大多属于行业龙头企业，肩负着促进行业发展的使命和任务，其要通过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发挥好现代热带农业的窗口示范作用、热带科技创新与推广的促进作用、热带农产品加工流通转化增值的引领作用，向农民和民营企业推广新技术、传播新理念、开拓新市场，做大做强热带农业产业。
坚持组织和科技创新。经过70余年的发展，我国热区农垦建立了天然橡胶产业，发展了蔗糖、剑麻、咖啡等产业，在组织化、规模化、技术和产业链等方面优势明显。改革开放之后，农垦系统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不断深化改革，形成了一批具有雄厚实力、国际视野的企业集团。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农垦企业要发挥好组织和技术优势，为国内大循环提供热带农业工业原料、多样化食品和香辛饮料、生物燃料等支持，并积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农垦企业在促进热带农业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发挥带动引领作用。
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热区各垦区改革进程差异较大，部分垦区农场企业化改革相对滞后，经营活力不足，自身能力不足。垦区集团公司应整合优势资源，退出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构建运行良好、符合激励理论的科层关系；深化农场企业化改革，彻底剥离办社会职能，并为农场企业提供与本地区其他企业无差异的公共服务，着力解决农场土地产权纠纷问题，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做到“轻装上阵”。农垦企业应多元化产权结构，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企业经营，非核心业务可以由外部企业控股；从行政管理模式转化为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干预。农垦企业应实施员工持股激励计划，激励企业管理者勇于开拓，大胆试、大胆闯，保障基层员工安心稳定工作。以种植业为主的农场企业职工，所从事工作实际上与周边村庄村寨农户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其对土地产出没有剩余索取权，农场企业缺乏使员工长期努力的激励机制。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农垦企业在热带农业产业中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比如广垦橡胶、海胶集团，但与国际大型企业，如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法国路易·达孚相比，还有一段距离。通过科技创新形成技术壁垒是大型跨国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各垦区应聚焦主责主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通过资本纽带并购相关研发机构或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团队，在全球布局研究力量，并充分利用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在对外合作中，各垦区尽可能避免高风险的种植业，侧重于布局加工业，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当地种植业发展，以此获取稳定的原料来源。各垦区应加强对贸易业务的重视，建立符合自身定位的贸易网络，与生产企业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各垦区应加大力度吸引高层次人才，做好国际化人才储备，在满足国内大循环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
强化农垦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农垦企业在增强自身能力的同时，还应积极带动民营产业发展，发挥好龙头企业的作用。各垦区应引领农民参与产业链，为农户提供品种、栽培、采收等技术支持，一方面能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农垦企业加工原料质量，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热带农业产业中来，做大做深产业。各垦区应积极支持农业合作社的建设。海南儋州石屋合作社与海胶集团西联公司合作，批量提供胶乳给加工企业，企业按照适当高于市场的价格结算，同时允许合作社选择适当时间节点结算，加工企业获得了优质原料，合作社及其社员获得了产品溢价；广西农垦明阳生物生化集团拓展了木薯的用途，为稳定木薯原料的供给，积极与村庄合作社或村委会对接，提供种植技术和收购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