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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是一项需要持续努力推动的系统工程，是一项中长期的跨国行动，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正视和不断解决风险挑战中取得新的进展。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环境总体对我国有利，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130多个国家曾派代表出席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随着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风险增加。
美国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和亮点效应的显现，美国战略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和负面认知等持续加深，“一带一路”被看成两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国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开展中美“百年竞争”的重要手段。“一带一路”建设遭遇了美国全方位的打压遏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印太战略”成为美国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抓手。美国推出并不断强化所谓的“印太战略”，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盟友和伙伴之间的战略互动与合作，试图构建所谓的“中国最为恐惧的海上围堵”，对冲“一带一路”意图明显。经济上，美国整合各种资源以提升对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融资的实际支持能力，拉拢亚太盟友和非洲国家抗衡“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为遏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美国出台法案，支持并加大了对亚太地区和非洲的投资力度。为抑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2018年10月5日，特朗普签署了《更好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整合成立了国际发展金融公司（IDFC），希望使美国的年发展融资能力从290亿美元提升至600亿美元。2019年6月，美国宣布启动“繁荣非洲倡议”。2019年11月美国宣布启动“蓝点网络”计划，在疫情冲击下，美国牵头，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和越南等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提出了“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妄图搅局、抗衡“一带一路”，“去中国化”意图明显。舆论上，持续污名化“一带一路”建设，企图破除国际共识。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罔顾事实发表“中国输出债务风险论”“中国掠夺资源、破坏环境”“转移过剩产能”等负面舆论。美国一些记者花钱四处搜集情报，专门报道“一带一路”的负面消息，对“一带一路”进行有组织的污名化，甚至集体攻击抹黑。近年来，西方流行的所谓“新马歇尔计划”“经济侵略”“新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控制”“债务陷阱”“地缘扩张论”“环境破坏”等不实言论背后都看得到美国的身影。
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将中国视为其首要、全面、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步步紧逼中国，逐步显现出针对中国的全方位竞争态势，继续将“一带一路”视为两国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并持续加大对“一带一路”的制衡。2021年3月，美日开展“2+2”双边会谈，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拜登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时表示，应该发起类似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遏制中国、对冲“一带一路”的意图明显。
在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拉拢和舆论影响下，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加深。日本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其认为“一带一路”将进一步削弱其亚太地区影响力，并与其中亚“丝绸之路外交”存在利益冲突，也提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等若干与“一带一路”相竞争的计划，努力推动将中国排除在外的CPTPP，倡导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外交”，与印度共同提出“亚非增长走廊”，积极加入美国“蓝点网络计划”等与“一带一路”相抗衡的计划。未来，日本可能会伺机介入南海争端，拉拢周边国家反华遏华，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牵制干扰；同时，利用经济援助、项目合作等方式，与我国展开针锋相对的经济竞争，企图降低我国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力。
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立场，阻碍甚至干扰“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目前，印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唯一没有以正式文件方式表达对“一带一路”支持的国家。出于维护和强化其在南亚—印度洋地区主导地位的地缘战略考虑，印度一直以来都对“一带一路”保持高度警惕，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其“主权”，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对“一带一路”采取抗衡和竞争态度，提出所谓的“季风计划”“向东行动”等，对冲“一带一路”意图明显。
俄罗斯在与我国合作的同时也有别的考虑。总体来看，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持理解、配合立场，但也担心参与“一带一路”会形成对华战略依赖，冲击其主导的“欧亚联盟”战略，削弱其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以及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
过度政治化解读“一带一路”者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纯粹的经济建设项目，而且是中国政府进行政治渗透的措施，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会使欧洲更为分裂。德国媒体曾报道指出，“一带一路”的举措不仅仅是混凝土和沥青，而且是中国将中国符号全球化的愿景，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所经过的主要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渗透远远超出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国家对中国海外投资的稳定性及“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和政策的持久性存在担忧，部分国家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贸易、投资环境的公平性、透明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受美国主导舆论污名化“一带一路”的影响，部分参与共建的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认知。怀疑中国借此实施扩张，对于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网络存有疑虑，不太愿意让中国参与大通道的建设，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一些非政府组织受到其他力量的鼓动，散布一些抵制中国参与的舆论，也有一些国家担忧“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侵害本国中小企业利益”等。
总体来看，“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需要高度重视，分类施策，以化解风险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投资风险、安全风险长期处于较高水平，部分地区受制于大国博弈和民族宗教矛盾，局部地区冲突有升级迹象，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风险同步高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带一路”推进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关合作国家的政策政治稳定和对华关系状况，但“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部分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党派矛盾、社会矛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政权更替频繁化、政局动荡常态化，导致一些项目推进受阻，如“马新高铁”“莱比塘铜矿”等项目。
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既然提出了倡议，进行投资理所应当，且投资后不应图回报。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寄予了过高期望，把中国倡议理解为“中国单方面投资”，形成了中国倡议—中国投资—中国受益这种认知链条误区，因此对中国寄予了过高的希望与期待。比如，巴基斯坦对中国援建项目等曾提出很高要求，超出了中国投资建设和巴方自身的实际能力。这主要是由“一带一路”前期推进较快，但一些理念和原则尚未变成通行国际规则导致的。当前，中巴经济走廊产业园区合作进展相对较慢，与巴基斯坦自身经济发展基础和营商环境有很大关系，但巴方认为园区建设与前期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一样，中方政府应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当前园区建设进展缓慢是由于中方投入不够、对园区发展需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重视不够、对产业项目落地和吸引投资的推进力度不够。这种急于求成、“依赖”外力的思想，主要是由于对本国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认识不深，给今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特别是后续园区合作的推进造成了困难。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民族众多，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纷争复杂，增加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这些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凸显，既恶化了当地投资环境，威胁企业人员和设备安全，也可能借“一带一路”建设开放之机扩散和渗透到中国国内，甚至与国内不法分子内外勾连、相互借重，破坏中国安定的国内社会环境，对“一带一路”倡议及沿线工程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一带一路”是一项新事物、新实践，既要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就，也要看到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理论、政策、权威等提法滞后于实践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再出发的循环过程。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有待调整和改善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近十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陆海空网、多维度立体化丝绸之路并举，取得重大进展。“一带一路”实践中形成的新通道在原来的《愿景与行动》中没有表述，实践和进展走在了过去相关设计、表述和提法的前面。例如，中央提出的南向陆海大通道，这是一条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依托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国西部省（区、市）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通过区域联动、国际合作共同打造的，具有多重经济效应的陆海贸易战略性新通道。该通道以重庆为运营中心，以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等西部省份为关键节点，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北部湾通达世界各地，相较经东部地区出海所需时间大幅缩短。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发布的2020年“陆海新通道”运营情况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陆海新通道”目的地已覆盖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的250个港口。“一带一路”东北亚方向，中日韩合作在RCEP协定签署后需进一步加大力度；中老、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在实践中形成了新的空间布局；中非合作不断深入拓展，中欧合作将随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落实形成新的机遇，这些也是高质量发展需聚焦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区域。又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我国在2060年努力争取碳中和的重大决定，国际社会予以高度评价。在做好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加大绿色发展力度，在能源领域增强可再生能源共建力度，对新建煤电项目严格控制，但《愿景与行动》及相关表述中涉及不够，仍存在局限性，需要从国家顶层设计方面进行调整和更新。
在与美国的长周期大国博弈中，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建立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根据地的跨国合作网络对于我国未来取得对美国战略性胜利意义重大。目前来看，东北亚地区，我国与日韩经济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但尚未形成“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持欢迎态度，通过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但尚未真正形成“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市场化运作机制，重大项目发展、跟踪和评估机制等也有待建立。印度对“一带一路”采取战略竞争姿态，在美国提出所谓的“印太战略”后积极向美国靠拢，提出“季风计划”与“一带一路”竞争，高度警惕、反对甚至阻挠和破坏中巴走廊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方面，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形成了两国认可的规划，但有待继续推进；中老经济走廊进展较快，但沿铁路经济带真正形成还需更多投资和谋划；中泰铁路虽然已启动部分路段建设，但泰老段的衔接，早日建成泛亚铁路中线，实现陆路连通泰国湾、直达新加坡的陆海大通道尚需做大量工作。
此外，需要承认，“一带一路”建设初期确实走了一些弯路，例如，前几年由于全面推进、多点开发，出现了重点项目不突出、重点国家不突出、重点园区不突出、重点走廊不突出等问题，致使个别项目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收益，一些项目投资难以收回。但这些问题在后续工作中得到了纠偏，中央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原则，包括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商业原则、第三方评估等，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
百年不遇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得经济增长受挫，人员流动受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巨大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也不例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疫情直接影响了项目开展。在疫情传播严重的特定时期，一些国家的部分建设项目不得不停工停产。一些设备、物资、原材料不能及时运送到建设项目工地，一些人员难以返回工作岗位，导致部分建设项目出现中断、延期，运营成本和履约风险增加，如印尼雅万高铁项目的一些重点工程曾因100多名中国高级员工不能及时返回而暂时停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因中国高管不能正常到位而陷入困境。二是疫情暴发后，多数沿线国家采取了关闭边境、取消或减少国际航班、收紧签证、取消工作居留等限制措施。商务、留学、旅游等人员往来大幅减少，部分文化、体育等活动无法开展，民生项目考察、援外交流和扶贫等活动受限，线上培训、交流等评价效果不甚理想，这不仅不利于“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持续有效推进，也不利于消弭沿线国家民众因物理隔离而导致的心理隔阂，对巩固和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造成了负面影响。三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助推逆全球化思潮升温，部分沿线国家态度出现消极动向。疫情直接影响了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伴随着逆全球化思潮和全球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趋势加剧的影响，一些沿线国家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政府内顾倾向上升，投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意愿、积极性、配套资金、资源和物质保障等均受影响。四是疫情发生后，个别西方国家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冠疫情叠加炒作，借机发表新一轮所谓“债务陷阱论”等不实论调，个别媒体甚至造谣称“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是新冠肺炎的传染源，引发部分民众对“一带一路”建设所涉本国经济与战略安全问题的担忧，给沿线国家和地区涉华民意和民心相通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