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发展面临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全球治理权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大势所趋。全球物质性权力与既有制度性权力不匹配,制度性权力控制在西方大国手中。但由于自身意愿和能力的减退,发达国家的“自顾”“内倾”倾向会持续加剧,现行全球治理机构职能和作用式微,尽管拜登政府已重回《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特朗普政府时期退出的国际协议和组织,但这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策略性考虑,并没有改变美国一直以来所施行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其在经费、议题和一些重大问题上还会对全球多边合作不断制造障碍。
美国政府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迥异的立场和态度,反映了美国维持其霸权利益的立场和对当代世界发展导向这一重要全球共识的不认同。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坚持由其主导下的高水平一体化路子,即主要由其主导和倡议,体现其战略意图和政治设计,以谈判方式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以此形成参与主体、范围相对固定的个别国家俱乐部。这一模式对各方的共识和同质性要求高,谈判和履行成本也高,自然形成了“俱乐部”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被支配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只能是“被代表”“被牺牲”,特别是这一模式下人为划线,背后隐藏着不同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客观上在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着“文明的冲突”。
“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千差万别,但是有着共同的发展诉求。“一带一路”坚持把发展作为各方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坚持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推进实现尊重差异的共同性整合,以“五通”提升各国发展水平,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强化的所谓以价值观划线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一带一路”不搞少数国家封闭小圈子,而是提供面向各国、各地区的开放性平台,“一带一路”着眼于提高全球治理的行动自觉,不搞自上而下的设定服从和制裁机制,不搞等级化和差别化,以“共商、共建、共享”解决如何建、谁来建、为谁建的问题,给全球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强弱以同样平等的参与机会;“一带一路”强调利他与利己相结合,共同寻找利益交汇点,超越一直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的单纯以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形成一种更具自主性、更趋平等和包容性、更为全面的全球发展治理模式。“一带一路”不是现有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的替代方案,而是与现有国际治理机制充分兼容的补充方案,是有效推动全球治理、安全、发展、信任的重要载体,是现行全球治理和发展困局下的智慧之举。
“一带一路”通过一个个项目、工程,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机遇,增强了发展信心。“一带一路”有利于缩小全球国家间贫富差距,通过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为全球发展创造红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先进技术、生产能力、管理经验提供帮助,提高税收、就业和民生福利水平,实现“鱼”“渔”双收。但是“一带一路”还是被认为动了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奶酪”,但它们的抵制不会改变“一带一路”的发展属性和基本事实。美国拜登政府随意放大和制造全球价值观分化无益于全球问题的解决。当前我们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在坚持“一带一路”基本理念和发展目标下,根据新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适,在如何实现“更好”和“更能”之间寻求平衡,尽快取得更多标志性的成果,不断夯实“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共同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由被动参与转向主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这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双向作用、深度交融、相互成就、双赢多赢的发展过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发动机和稳定器,成为世界上体量最大、增长最快、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当前,我国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机遇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实现高水平的自主自强,加强创业链创新链对接,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开放的管总规划,近十年来,“一带一路”把我国对外合作推进了一个新水平,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构建双循环不可或缺的链接器,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将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推进器。
“一带一路”依托国际大循环,提升了我国国内供给和需求的适配度。近十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我国大量优质产能“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产能过剩的压力。国外大量矿产资源的进口,提高了我国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保供水平,大量国外优质农产品进口,提升了国内民众的生活品质。近十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率超过当年贸易总体增长率水平。202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额为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7%,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投资1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2020年上半年,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各类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不断增长,加快了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随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在东亚经济圈的产业链主导地位不断巩固,成为稳定我国国内发展基本盘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数字丝绸之路”发展迅速,我国与沿线国家及相关国家以跨境电商为主要形式的数字贸易加快发展,我国参与的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互联互通的重要领域,推动了我国数字产品、技术、标准“走出去”,对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领域的竞争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
可以说“一带一路”对于塑造我国当前区域发展格局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地理上远离沿海地区、交通不畅,开放水平提高缓慢。“一带一路”框架下形成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推动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跨境交通网络体系使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一大批依托“一带一路”形成的重要交通干线、口岸等战略节点和跨境合作区发展势头强劲,推动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在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推动提升国内国际互动水平,将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新机会、新动力,“一带一路”必将极大地受益于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2020年11月15日,RCEP历时8年终于正式签署。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成员国的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的约30%。RCEP不仅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而且是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和互惠的自贸协定。中国新发展格局正在做大,发展的基础日益扎实。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对全球经济也是重大利好。“一带一路”作为联通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和纽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新形势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