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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国家事业，也是一项人类发展事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实践中动态、及时、有效应对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凝聚合作共识，才能实现健康、长远、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激烈的全球和地区竞争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重大谋篇布局。美西方不断提出抗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要充分认识共建“一带一路”独特的战略价值，若没有近十年前就开始的“一带一路”建设，在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遏制和强力打压的情况下，我国会更加被动。习近平主席有关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涵，为共建“一带一路”指明了方向。应紧紧围绕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要求，深入学习、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其内涵，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到实处，把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落到实处，把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落到实处，让“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惠及合作各方。
一是要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根基在国内，枝叶在全球，只有国内的根基稳，全球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事业才能真正枝繁叶茂。二是要处理好政府引导和企业主导之间的关系。共建“一带一路”主力是企业，后盾是政府，应该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导、效果主导。三是要处理好软联通、硬联通、心联通之间的关系。“软联通”应该先行，“心联通”要坚持不懈地做工作，水滴石穿，要规避“硬联通”大的风险，放大“软联通”的效能，做好“心联通”小而美的项目。四是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另一方面确实要把规避风险放到重要位置，把风险防范放到发展之前。五是要处理好优化存量资源和创造增量资源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在中国北京召开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形成的合作项目是我们的基本盘，必须巩固基本盘，优化基本盘，放大基本盘，把基本盘做好，就是对未来最好的示范，也是最大的效益。六是要处理好斗争和合作之间的关系。既要看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的类似倡议是对“一带一路”的对冲，也要看到其与“一带一路”的共通点，未来有对接和合作的可能，要有创造的可能。
美西方等提出的旨在与“一带一路”展开竞争的倡议，任何一个单独倡议均难以撼动“一带一路”，但其可能造成的战略压力等潜在影响远大于实质性影响，须高度警惕这些国家相关倡议协调可能形成的合力。美、欧、日、印各国立场不同，价值观存在差异，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应分类施策，防范化解对冲有关风险。
大国博弈是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长期课题，在当前中美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国因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最不稳定的外部因素。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政策，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更加注重联合两洋盟友体系，提出所谓“重建美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
和“印太经济新框架”等，全方位布局亚太和全球以遏制中国，牵制“一带一路”建设。因此，应多维度做好对美相关工作，化解“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与压力。
一是加强中美基础设施合作。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的原则，从危机中寻机遇，在竞争中求合作。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估算，到2025年之前，美国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将超过2万亿美元。拜登签署的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总额只有1.2万亿美元，中美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绿色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和医药健康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美可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方面交流对话，建立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促进机制，通过加大到美州地投资建厂力度等方式合作共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同时，中美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B3W等倡议对接，开展“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合作共建第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营造对“一带一路”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是继续加强国际友城合作，调动美国州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让美地方政府能实实在在地看到“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基建和经贸合作的巨大空间，可推动每年在中美两地轮流举办中美省州长论坛，通过省政府和州政府的紧密联系来推动省州级基建项目的合作，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层面出发，缓解美国社会、民众对中美关系和“一带一路”的错误认知，推动“地方促联邦”。
三是引导美国工商界以第三方身份等多种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美国政府及一些政客不同，美国工商界有着务实、创新的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禁忌少。因此，应注重加大与美国商会、相关美国企业等民间力量的沟通协调，为美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基建与经贸合作打造更便利的“接口”，推动“以经促政”。
四是加强中美智库和媒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消减舆论压力。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和错误解读部分来自智库和学界，应巩固中美“一带一路”合作特别是第三方合作基础，加强智库和媒体交流，共同回答“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关切与疑虑，消减“一带一路”倡议舆论压力。
当前，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俄乌局势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欧洲经济复苏进程受阻，美欧关系“面和心不和”，中美博弈不断加剧，欧盟成为影响中美博弈进程及三边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变量。为此：
一是抓紧推动中欧投资协定重启进入审批流程。中欧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欧双方克服困难，实现了贸易逆势增长，投资稳中有升。2020年，中欧贸易结构出现新变化，中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唯一正增长的主要贸易伙伴。2021年，中欧之间贸易额突破8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航空航天、生物、光电、电子、材料等领域的贸易增速超过了30%，中国与欧盟的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中欧班列月行千列、年行万列，2021年开行列数达到1.5万列，同比增长22%。2021年，中欧双向投资规模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在金融、疫苗研发、新能源、电动汽车、物流等领域投资合作非常活跃。同时，中欧共同开发非洲、拉美等第三方市场项目稳步推进，帮助东道国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应抓住俄乌冲突下欧洲面临的各种困境，重启中欧投资协定，稳住并扩大中欧经贸关系，避免欧洲全面倒向美国，形成美欧抗衡中国的强大合力。
二是积极推动欧盟提出的有关基础设施合作倡议的有效对接。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B3W倡议与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对接合作。应该看到，尽管欧盟“全球门户计划”与B3W倡议均与价值观捆绑，但二者价值观并不完全一致，资金来源上，欧盟前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均为七国集团成员，这均会使得欧盟“全球门户计划”与B3W倡议在推进过程中形成“挤出效应”。相比而言，“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德、中法、中意合作已有一定基础，中国先后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中法已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第四轮示范项目清单，中意已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第二轮示范项目清单，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并未和中国正式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官方机制，但在企业层面，仍然有资金数额较大的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可见，欧盟“全球门户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性较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与欧盟提出的“全球门户计划”对接，拉紧中欧利益纽带，推动基础设施、金融、能源、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合作，巩固第三方市场合作成果，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建格局，可避免美欧形成抗衡“一带一路”的合力。
以中国周边为基础的“一带一路”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盘，应建立并巩固以中国周边为基础的“一带一路”框架合作网络。
一是巩固并深化中国—东盟各领域的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形成了更加紧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2021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878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5%。RCEP生效实施，对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已经开始显现，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和区域经济增长潜力的最大抓手。同时，美国抓紧在东盟地区布局以抗衡中国和“一带一路”建设，因此，继续深化与东盟的基建与经贸合作，对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提高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及国际竞争力，以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要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指导下，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双边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绿色和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重点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双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融合度和竞争力。要加强“一带一路”与RCEP对接，不断扩大区域开放的有利条件，为成员国经济复苏增长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二是加强中日韩合作。美日、美韩为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在政治上保持着和美国的高度一致，韩国在政治上也向美国靠拢，但中日韩经济纽带关系难以割裂。以东盟为中心、中日韩三国参与的RCEP，对亚洲经济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RCEP生效后，中日之间首次建立了自贸安排，必将推动中日加深经贸合作。此前，日本也表现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积极性，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可加强“一带一路”与日本主导的CPTPP对接合作，形成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以经促政”。同时，RCEP+CPTPP框架下，中日韩贸易关系在全球贸易关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是一些商品类别进口关税的互惠下调，更多是围绕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技术研发等制造业产业链的各方面，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的合作格局。应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进程，形成利益驱动下日本、韩国自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良性关系，避免日韩一边倒向美国的局面形成。
三是应运筹处理好中印、中印巴大三角关系。印度是南亚大国，尽管提出了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的合作倡议，但几乎没有进展，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其与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基建合作已对我国产生了“挤出效应”。当前俄乌冲突下，俄印关系致使美印、中印关系出现调整变化，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经济上拉住印度，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领土争端；同时，处理好中印巴大三角关系，以调解者身份处理印巴关系，主张并强化三国在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与争端解决；保持对印政策和对印度周边邻国政策的双平衡，要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尼跨喜马拉雅互联互通建设着手，深化中国与整个南亚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中国与南亚地区共建“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一是加强与俄罗斯、中亚“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中亚国家是我国周边重点国家，俄乌冲突下，美国加大了对中亚的投入力度。应抓住俄乌冲突下中俄战略互信增强、俄罗斯对中亚各国控制减弱的难得契机，打通中国西部新疆、北部内蒙古、黑龙江等合作经济走廊陆路物流和贸易通道的短板和堵点，加大力度开展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深挖中俄、中亚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潜力，共同推动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规划对接，将“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落到实处，推动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共同开发北极航线通道，使中俄、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资源共享、技术共享、发展机遇与成果等方面有新突破，形成更紧密相连的产业链合作网络，使之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新的稳固根据地。
二是拓展与非洲、拉美等地区合作。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很多与我国都有良好的合作根基。当前，拉美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国家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应抓紧时机，深入美国“后院”开展相关合作，更加积极主动扩大与这些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但也不能搞成中国“包办”，不能放任各种错误认知、误解和误读干扰“一带一路”建设，应加大对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一带一路”理论内涵和愿景目标的诠释和宣传，大力构建有利的话语体系。
一是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的多边化、国际化和机制化。更加主动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和工作进行对接，加强与联合国各类附属和专门机构工作目标与计划对接，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等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更多转化为国际组织的决议、标准、规则、议案，形成类似于联合国新千年计划这样的国际性倡议、计划与行动，使“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成为全球各国共同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
二是内外联动，发挥“一带一路”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引领作用。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对接，发挥国内经济的支撑辐射和引领带动作用。同时，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CPTPP、APEC，以及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化平台的深度对接，使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盘。
三是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优化和扩大共建“一带一路”基本盘，聚焦重点走廊、重点国家、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做好示范，多维度推进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重点领域建设，培育形成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同时，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周期短、见效快的“小而美”项目，使更多国家和人民看到可视成果，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四是更多地发挥国内外智库、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作用。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不断提出靶向解决推进过程中问题的方案，总结实践经验，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理论，构建“一带一路”世界学，形成“一带一路”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执笔人：张晓强、陈文玲、颜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