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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可归纳如下：
（1）考虑到环境污染具有较强跨界流动性及负外部性特征，地方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在减少污染的同时无法排除周边区域“搭便车”行为。“逐底竞争”的存在驱使各区域在招商引资、获取经济资源的利益引诱之下竞相降低规制强度而牺牲环境，形成“政策洼地”，导致环境治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异质性环境规制与FDI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分别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对异质性环境规制、FDI与两者交互项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
（2）之前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量方法存在缺点，如以绿色技术发明专利数量单一指标衡量的不足、随机前沿函数方法中函数设定的误差、现有DEA方法测度的不完善。本书将考虑技术创新的阶段性过程，同时将环境坏产出、阶段的关联性和效率值为1的不可比问题考虑在内，建立两阶段超效率网络SBM-DEA模型，使得测算结果更加精确。同时，考虑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性特征，在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FDI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时注重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
（3）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有较大差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也有较大的异质性，而现有文献较少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书稿在区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而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
（4）在单独分析FDI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时，引入对外直接投资（OFDI）这一因素，不仅进一步充实研究内容，而且使得FDI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更完善。
（5）基于现有文献的不足，建立更贴近现实的空间面板模型，在证实异质性环境规制与FDI存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FDI以及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分别与FDI的交互项引入同一模型之中，厘清异质性环境规制、FDI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深层关系，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