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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的英文为“Regulation”或“Regulatory Constraint”，日本学者植草益（1992）
在其著作《微观规制经济学》中将其定义为：“社会公共管理部门依照所制定的规则标准，对企业活动进行管理的行为。”中国经济学家朱绍文等最早引用该词并将其翻译为“规制”。美国学者丹尼尔（1999）
在其著作《管制与市场》一书中将其定义为：“由执行机构制定并执行，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并最终影响企业或个体决策的普遍规则或特殊行为。”随后，国内学者傅京燕（2006）、赵玉民（2009）、文学国（2012）等均对环境规制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大辞典·第一册》将环境规制定义为：“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为目的，政府对企业的资源利用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和干预行为。”
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对象是市场中的相关企业。国家行政机关具有较强的行政执行能力，能够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管制约束和行为处罚，环境规制的实施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性规范和社会性规范。其中，前者弥补了市场自身调节过程中垄断、竞争等造成的市场失灵，通过约束产品价格、数量、准入准则等约束企业行为，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确保电力、通信等自然垄断行业和银行、保险等信息不对称行业对资源的公平利用；后者主要用来解决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造成的市场失灵，通过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进行规范，保证社会的平稳有序运行。可以看出，环境规制是政府相关部门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依靠行政法律等手段约束企业排污行为，对污染进行防范与治理。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认知逐渐深化。环境规制的演进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环境规制以行政手段为主，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控制命令，强制性干预相关企业利用资源环境的行为，以保护环境；第二阶段加入了一些经济手段，通过鼓励污染减排、给予税收补贴等政策和增加环境税收、推行排污权交易等行为降低污染；第三阶段进一步修正了环境规制的内涵，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市场调节对企业的资源利用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和干预。
环境规制目标需要运用科学有效的规制工具来实现，根据经济主体排污行为的差异，环境规制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划分办法，
可概括为：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相关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所制定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环境政策和标准，监管部门对于未达标或者已达标企业可以进行强制性惩罚或给予奖励。按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处置污染的差异，将其进一步划分为直接环境规制工具和间接环境规制工具，其中直接环境规制工具通过对最终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量进行限定来保护环境，间接环境规制工具通过对企业的污染处理技术和生产技术进行规范来保护环境。目前，中国所使用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主要包括污染排放标准、环境标准、技术标准、排污许可证等。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优点主要表现为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采取强制性手段快速有效治理环境，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采取该规制工具的主要原因。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缺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执行和监管污染排放过程中需要花费较多成本；另一方面，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行为，将污染治理聚焦于特定生产方法，企业的自主选择空间被限制，不能及时创造更有效的新方法。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充分运用市场信息并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将污染环境的社会成本借助市场、税收、排污交易机制等方式内化于企业生产过程中，最终降低污染排放。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
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市场的自身调节作用来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企业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的减排方式控制污染排放。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给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更好地调节了企业的排污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越来越显示出其优越性。
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是由企业、行业或公众主体自发组织形成的环保机构或组织来间接推动环境保护。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公众的自主参与来提升环境治理效率，主要包括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监督等。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作为补充环境规制工具弥补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不足，鼓励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环境的治理和监管中来，提升了通过环境规制工具治理环境的效果。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副产品——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为了保护环境所制定的环保法律法规也逐渐完善起来，绿色技术这一概念被理论界逐渐完善。最初人们以“末端技术”定义治理污染过程中的技术，但总体来看，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治污方式远不能平衡工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污染产出，可见末端治理技术是一种低效率的治理手段。20世纪70年代，受三里岛核电站等放射性污染事件影响，美国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对环境的治理不再仅注重末端处理，而是在生产过程中加入过滤装置，通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保护生态环境。1979年，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废弃工艺和废弃物利用的宣传》提出“无废工艺”这一概念，同时期的“废物减量化”“污染防治技术”等概念都是“无废工艺”的同义表达。1984年，美国国会提出废物减少化技术，随后“清洁生产”这一概念被提出。清洁生产要求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不仅要在生产过程中注重减少污染排放，而且要在产品流通、使用中的各环节注重生态保护。随后，多数国家将清洁生产作为保护本国生态环境的一项基本国策。1992年，美国联邦政府还提出了“深绿色技术”和“淡绿色技术”概念，其中，前者主要应用于废弃物的处置，后者主要应用于减少污染。而随着这两个概念的提出，“绿色技术”这一概念开始被传播并应用，如今的绿色技术不仅包括以上内容，还涵盖生态技术、环境技术等，并且通常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和“外部性”等问题相关联。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定义，其中，Brawn等（1994）
将其定义为“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通过降低污染、节约资源来提高生产技术、工艺的总称”。中国学者许庆瑞、王毅（1999）
将其定义为“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所有成本最小化的一种技术”。
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流派：
该流派把绿色技术创新看作为了应对环保政策而采取的过程创新。Han（1997）
在产品生产设计中考虑绿色技术创新，将其分为产品提升、更新设计、功效创新、系统创新四个动态环节，要求在各个环节中提升创新水平。Berry等（1998）认为，企业之所以进行绿色创新，主要是因为面临愈加严格的环境管制制度压力，而绿色技术创新较为先进的企业还可以通过游说相关政府机构采取更严格的环境标准提升企业竞争优势。Kemp等（2007）
认为，在产品整个生命过程中，能够减少污染、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的创新均为绿色技术创新。Po-Shin等（2009）
认为，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能够降低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环境效率的产品或制度的创新均为绿色技术创新。Acemoglu等（2012）
将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清洁技术创新，企业通过使用清洁能源、高技术设备等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污染。
该流派把绿色技术创新看作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创新。Freeman（1996）
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绿色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要在顺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同时在减少能源耗费、利用资源方面提升效率。许庆瑞等（1999）
认为，从环境角度出发，通过绿色思想、制度设定、技术创新等行为降低产品成本的行为为绿色技术创新。赵细康（2006）
认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本质是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管理和技术创新。葛晓梅等（2005）
认为，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应将生态保护新知识与绿色技术应用于经营中的各环节，用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共同效益。Wong（2012）
认为，绿色技术创新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的局限，更加注重生态保护与技术创新的共同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借鉴环境技术创新范畴观点，将绿色技术创新归纳为：突破传统技术创新局限性，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在有限的自然资源和严格的环境约束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总称。
“效率”一词最初来源于物理学概念，是指有用功率与驱动功率的比值，后来被应用于不同学科，引申出多种含义。环境学词典将效率定义为人类行为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同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就是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比率。结合上文对绿色技术创新概念的分析，本书进一步将核心概念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定义为：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考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创新投入与产出间的转换效率，即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资源投入对产出的贡献程度和配置效率。本书考虑了技术创新生产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分为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在规模报酬可变（VRS）的基础上，考虑技术创新生产过程中环境非期望产出、投入过多与产出不足的特征事实，将绿色技术创新过程分为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建立非径向、非角度两阶段超效率网络SBM-DEA模型，在对每个阶段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最终通过模型计算出最终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