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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工业革命的到来，它改变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在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后，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放眼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业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对宏观经济的贡献率一直稳定在40%左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业在中国的地位都不会动摇，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能的攻关期，工业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凸显，如传统依托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问题，唯GDP增长论、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对工业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强大的阻力，另外，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效率较低等落后发展模式在经济新常态下也难以为继，加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促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工业企业带来影响。因此，将环境相关问题、国际贸易、技术创新融合在一起，研究中国工业发展相关问题，对推动工业朝着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向前行，显得尤为重要。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有力转型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而增长动能转换和效率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技创新。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则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强化了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地位和作用。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科技部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构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完备、资源配置高效、成果转化顺畅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研究开发、应用推广、产业发展贯通融合的绿色技术创新新局面。可见，在当前经济放缓的新常态局势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下，中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在于绿色技术的创新，因此，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既符合绿色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决定着经济增长质量变革的内生潜力。
从保护环境背景来看，高速发展的工业在提升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不可再生资源被不合理地过度开采，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固体废弃物、废水等排放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使酸雨、全球变暖、空气质量低下等问题成为全球性环境问题，促使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关注和思索。显而易见，环境作为公共资源，仅依靠市场自身力量降低环境污染已经行不通，需要政府进行适当干预。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中央、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职权范围进行进一步规范，也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给予高度肯定。环境保护体系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环境规制的合理有序发展，而作为中国环境管理的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实施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不同种类规制工具的使用，提高工业企业治污能力和创新能力，最终使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从外商直接投资（FDI）背景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尽管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但跨国公司间的资本流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后来，外商投资的积极作用逐渐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发展中国家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分工，促使资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得到了更快速的流动。根据近年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国吸收外资水平和对外投资水平长期位于全球第二，从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双边投资大国，庞大的投资规模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也使其成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逐渐重视环境规制的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污染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较强跨界流动性及负外部性特征，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减少污染的同时无法排除周边区域“搭便车”行为。地区之间相互竞争的存在使得其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环境，通过降低环境标准吸引外资，导致环境治理效率低下。在当前大量引进外资的背景下，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影响着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为此，需要考虑双方共同作用因素，研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那么，目前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是高还是低？区域间的差异是否显著？呈现怎样的变化态势？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是抑制还是促进？效果是否显著？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到底是寻求“污染避难所”还是带来“污染光环”？在空间效应下，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相互作用后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怎样？解答这些问题，对于区域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理智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中国工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最终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技术创新只强调创新而忽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本书所研究的绿色技术创新更贴合时代发展的步伐，绿色技术创新兼顾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以及创新知识的正外部性双重特征。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绿色技术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较强跨界流动性及负外部性特征，地方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在减少污染的同时无法排除周边区域“搭便车”行为。“逐底竞争”的存在驱使区域之间在招商引资、获取经济资源的利益引诱之下竞相降低规制强度而牺牲环境，形成“政策洼地”，导致环境治理效率低下。在当前大量引进外资的背景下，FDI的“污染避难所”和“污染光环”效应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其引致了污染跨区域流动以及技术空间溢出效应。结合中国工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本书力求形成以下突破：
第一，拓展了环境规制、FDI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理论研究框架。本书从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相协调角度出发，运用资源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方法，以提升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为目的，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互动机制，通过对三者理论框架的拓宽开展研究，并依据研究结论，寻找适合中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二，进一步丰富“波特假说”。“波特假说”仅仅说明设置较合理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技术创新，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论述怎样设置合理的环境规制，也没有从绿色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本书通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三种类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的相关影响，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作用，在进一步丰富“波特假说”的同时，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
第三，对“污染避难所”抑或“污染光环”进行进一步检验。其中“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导致环境污染，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带来严重损害；而“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被投资国的环境质量。围绕两者的争论一直存在，本书将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环境效应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此作为分析视角，研究FDI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验证FDI是寻求“污染避难所”还是带来“污染光环”。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主体，环境质量则成为美好生活的典型代表，地方政府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由过去只关注经济增长总量的考核机制转变为引入地方绿色环境治理标的，相应地，一些地方环境规制措施逐渐施行并取得一定的污染治理效果。如何兼顾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新常态背景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项重大议题。因此，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FDI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第一，准确测算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阶段性和总体效率，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工业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现状。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可以作为衡量现阶段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资源环境有效利用的评价指标。在当前经济放缓的新常态局势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下，构建市场行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既符合绿色发展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变革的内生潜力。而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及分析，则有助于认清中国工业整体现状并指导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为区域选择合理的环境政策工具和引用外资提供理论建议。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具备的资源环境优势差异明显，尽管目前所有区域都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和引用外资问题，但由于出现原因不同，所需要的解决方法也存在差异。通过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及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和FDI引进后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科学、客观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较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今后的工业绿色健康发展能够更加顺利。
第三，为国家新时期新理念的实施状况提供实证。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则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强化了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强调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推动绿色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性。本书力图通过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相关问题研究，进一步证实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对当前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