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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对已有研究的评述，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1）尽管目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在传统DEA方法基础上改进建立了多阶段分析方法和基于创新价值链的网络DEA模型，但未能尽善尽美，要么将各阶段看成独立的子片段，忽略各子片段关联性，要么考虑了阶段的关联性而将环境负产出作为投入指标进行处理（这样做不符合生产逻辑），抑或是在测度模型中忽略投入过多及产出不足的松弛问题，而且对于决策单元（DUM）同时处于相对有效时无法进行排序比较问题也未加考虑。
（2）学者们研究了环境规制或FDI对技术创新或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皆存在分歧。不可否认的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体制、区域差异化政策、微观企业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立足于中国自身国情，研究结果的对立性依然清晰，国家或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加以甄别而付诸实践容易造成政策偏误。尽管现有文献中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颇为丰富，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①多数研究将三者割裂开来而没有从整体角度进行综合考察，仅考察两两之间的关系，容易带来结果偏差。②空间外溢效应被忽视。地区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难以权衡，“追逐到底”的存在迫使地区在追逐利益动机下随其他地区环境政策改变而做出相应改变，FDI的流入不仅存在污染和技术双重效应，污染空间流动和技术知识周边扩散也需兼顾，现有文献基于传统回归或是非线性回归未能全面顾及现实情况，即使考虑到空间效应，也仅仅从技术创新或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本身的溢出效应考察，而非环境规制、FDI流入引致的邻域空间外溢效应，使研究的结论具有争议。③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并不是单一、确定的，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地区FDI进入方式存在不同影响进而导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别，而且不同地区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也存在异质性，需要差别看待不同环境规制效果并因地制宜实施地方环境政策。
基于以上研究，本书从以下研究视角切入：
（1）现有文献对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方法的研究存在不足，例如以绿色技术发明专利数量单一指标衡量的不足、随机前沿函数方法中函数设定的误差，以及现有DEA方法测度的不完善。本书将考虑技术创新的阶段性过程，同时将环境坏产出、阶段的关联性和效率值为1的不可比问题考虑其中，建立两阶段超效率网络SBM-DEA模型，使得测算结果更加精确。
（2）在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首先单独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FDI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下文整体研究两者相互作用下的异质性环境规制、FDI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做铺垫。
（3）将异质性环境规制、FDI放入统一框架中，研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考虑空间外溢效应的情况下，建立更贴近现实的空间面板模型。首先，考察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FDI的影响差异，鉴于环境规制与FDI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建立两者非线性门槛模型；其次，将异质性环境规制、FDI以及两者交互项引入同一模型之中；最后，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效果进行验证，厘清异质性环境规制、FDI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深层关系，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