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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现有文献，学者们主要从环境规制如何影响FDI、FDI如何影响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与FDI两者因果联系三个角度论证环境规制与FDI间的关系。
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结论并不相同。其中吴玉鸣（2007）认为，环境规制对中国FDI引入具有抑制效果。陈刚（2009）支持该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为了引进更多的外商投资会降低环境标准，最终使中国成为外商企业的“污染避难所”。张晓莹（2014）运用Logit模型和2003—2011年113个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实证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差异与直接投资发生概率负相关。杨军等（2016）通过对中国29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制造业FDI流入越低，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得出严格的规制政策阻碍制造业FDI流入。唐杰英（2017）将环境规制分为环境政策和执行力度两个方面，分别研究了两者对于不同性质、来源和污染程度FDI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只对高排放、港澳台企业、非独资企业产生负向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Friedman（1992）认为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Dean（2005）提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反而促进了资本的流入。张中元等（2012）通过对中国39个工业行业相关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利于FDI垂直技术溢出。最后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FDI影响非线性或不确定。陈红蕾等（2006）分析得出FDI进入中国后并未出现明显污染转移现象，曾贤刚（2011）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惠炜等（2017）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FDI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污染排放相关，还与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不同相关。王兵等（2019）分析了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在测度中国1999—2015年30个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得出在环境规制下实际FDI增速“先升后降”的结论。
早期学者们一直将环境规制视为外生变量，很少考虑其内生性，而考虑现实情况，FDI的引入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应用。Coleet等（2006）运用博弈模型，建立FDI与政府间三阶段博弈，论述了FDI在不同阶段对环境规制标准制定的影响。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环境标准时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增强居民的“福利效应”，而FDI的进入使竞争增强导致环境标准上升，为了获得较低的环境进入标准，外资会增加对相关部门的贿赂，而“贿赂效应”和“福利效应”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决定FDI对环境规制作用的正负。关于FDI对环境规制的影响效果，目前同样存在争议。其中，沈坤荣等（2011）选取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发现FDI对中国不同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不同。苏梽芳等（2011）提出，尽管FDI引入促进了清洁技术的提升，但随着FDI的不断增加和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攀升，最终将导致FDI对环境的污染。史青（2013）从政府廉洁角度出发，选取中国1999—2007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FDI对环境标准制定的影响，并得出FDI对环境标准的影响受当地政府廉洁程度影响的结论。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Keller（2004）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提高投资国技术水平，最终改善当地环境。彭文斌等（2010）通过实证研究也证实了FDI对环境规制强度提升的正向影响。
无论是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还是FDI对环境规制的影响，都间接地显示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国内学者应瑞瑶等（2006）提出中国环境规制与FDI之间符合“污染避难所”假说。綦建红等（2007）将中国区域进行划分，并指出不同区域环境规制与FDI之间关系存在差异，其中，中部地区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东、西部地区表现为负相关关系。曾贤刚（2010）选取中国30个省份1998—2008年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发现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二者并无因果关联，得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的结论。刘朝等（2014）从工业总体和分行业两个角度分别从长、短两个时期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与FDI的关系，得出环境规制与FDI间的互动机制存在差异性，其中在高污染、低R&D强度产业，环境规制对FDI存在明显短期效应，在高技术密度、低垄断、低规模产业，FDI对环境规制存在明显短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