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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Johanson与Wiedersheim-Paul（1975）以企业国际化发展阶段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一个由国内市场逐渐拓展至国际市场的演进，而这一发展进程表现形式为企业不断增加对国外市场承诺的持续性，它是企业为了更好地实现国际地理空间跨域而表现出来企业层次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处理企业与其所在的国际环境关系而进行的行为。 ［3］ Piercy（1981）指出，企业和管理者对海外业务投资的资源和类型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能被称为企业国际化。 ［4］ 王钦（2004）指出，企业国际化战略，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企业积极投入到世界分工体系的工作之中，在由国内经营逐渐转向全球经营发展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战略选择。
从企业的发展历程中来看，基本表现形式为规模上由小到大，经营范围上由国内走向国际市场，价值链网络上由单一走向复杂的一种过程。 ［5］ 孙志毅、乔传福（2004）认为，企业国际化战略是指一个国家的某些企业为了谋求更全面的发展，将其市场逐渐拓展到其他国家并一步步实现企业输出从而形成跨国企业、多国籍企业的一种战略活动。这些企业以获取国际经营利益为主，同时也是有意识地以国际市场信息和国际市场需求为主要决策依据的经营行为。 ［6］ 彭迪云、甘筱青（2007）认为，企业国际化成长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和延伸企业边界的过程，也就是说企业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为整合对象，参与到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不断实现规模扩大和结构转换的动态过程。 ［7］
彭迪云、甘筱青（2008）指出，国际化是实现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其中包括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外向国际化是指国内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从而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过程，它是企业一项重大的战略性措施，也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核心。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5年达1456.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071.2亿元），首次超越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8年达1430.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457.5亿元），在全球占比达到12.5%，位居全球第二。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369.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442.3亿元），蝉联全球第二位。
中国企业采用新建和并购等方式，积极在全球布局，传统的制造业和工程承包领域、新兴的通信和互联网服务等领域中，涌现出了一批如华为、联想、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等的大型跨国公司。在2019年的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29家中国企业入选，在数量上首次超越美国，其中6家企业入选全球100强跨国公司，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伴随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转向，全球产业链进行了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国跨国公司应从战略、技术、生态、社会责任、人才培养等方面着手提升国际化程度，综合以上来看，对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向，加大对外经贸活动的投入，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同时，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国内的众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也纷纷部署其走向国际化的战略，国内外相关专家也对这方面做了众多的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涉及母国和东道国，而且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商务环境要比国内复杂很多，因此企业在施行国际化战略时，需要考虑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因素，如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与区位、制度以及资源等。
国外研究中，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他认为不完全市场赋予了企业的垄断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等特定优势是企业进行海外经营的基础。 ［9］ 弗农（Vernon，1966）在1966年提出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不止企业，每个产品也是有生命周期的，通常要经历萌芽、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一个周期过程。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产品生命周期的存在，使得其自身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每个企业的周期经历时间也不一样，这些都影响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进程。他关注的是传统经济解释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结构的不充分性，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比较成本的。 ［10］ 此后，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 Casson，1998）提出了内部化经营理论，当企业外部交易成本过高时，企业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进行内部化跨越国界，企业也就通过这一方式实现了国际化经营。 ［11］ 安德森（Anderson，1993）指出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主要有合同进入和投资进入等方式，在选择国际化经营模式时企业会综合考虑要进入目标市场的内外部各种因素，以此来选择一种战略模式以达到最佳状态。 ［12］ 随着经济全球进程的加深，美国学者奥维雅特和麦克道格（Oviatt & McDougall，1997）发现有些企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实现了国际化，这些企业迅速嵌入已有的国际业务网络中，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企业的领导者通常都具有深厚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和知识基础。 ［13］ George和Prabhu（2000）提出政策方针会对企业全球化动机与行为产生影响，因而政策环境应是企业全球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14］ Andersson（2004）认为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是新兴市场中的重要战略因素，而在成熟市场中企业学习能力则为重要的战略因素。 ［15］
国内文献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以及资源理论。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区位理论中，王彦军（2003）认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投资结构不合理，集中表现在区位结构、产业结构和规模结构上的不合理。其中，在区位结构上，中国企业主要偏重于对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明显偏少。 ［16］ 程惠芳等（2004）在《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文中采用廷伯根（Tinbergen）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点。他们认为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等与中国向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与中国向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呈负相关。 ［17］ 谢申祥等（2009）主要从市场规模前景角度来考虑，分析本土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因，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容量较小的企业偏好于流向市场规模偏大的市场，这种现象可用采用经济学中供求关系理论来进行解释。 ［18］ 邓洁（2017）认为，我国可以主动地选择投资国别，灵活使用多种对外投资方式，从地理来看接近研发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与东道国企业集群进行技术互动，并通过技术传递和技术吸收获得逆向的技术溢出，以此进行再创新，转化为适合企业与市场需求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实现自主创新能力与综合竞争力双重提升的目的，最终实现企业全球价值链层级上的升级。 ［19］ 熊瑶（2018）通过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国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区位选择及华为公司的案例分析，得出应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科学区位选择、加大研发力度、完善专利体系等，以保障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展开。 ［20］ 在制度环境方面，姜瑶（2016）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考察制度环境与企业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所处的地区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企业提高自身国际化深度与广度。 ［21］ 刘勰和李元旭（2016）的研究也对企业国际化程度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质量的提高而提升这一结论进行了证实。 ［22］ 沈心怡（2017）认为制度因素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她认为，当中国机电企业缺乏东道国经验时，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东道国完善的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有效的促进，减少企业对东道国经验的需求。 ［23］ 在资源方面，吴晓波等（2014）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母国网络位置与本土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网络中心位置对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有促进作用，网络中介位置对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有消极影响。 ［24］ 石梦瑶（2017）研究了企业家能力、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关系网络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些资源对企业国际化程度都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25］ 刘盟（2019）认为，为了更好地通过战略资产追求型OFDI方式提升中国ICT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必须要加大对科研和教育经费等方面的投入，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人才储备。通过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提升中国ICT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促进我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26］
通过对国际化战略国内外的文献梳理发现，国外研究较早且相对成熟，进行了多种理论研究，研究内容也更加深化。而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出的时间较短，因此国内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战略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晚。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才开始大规模走向海外，国内学界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国内的研究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战略化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和资源的研究上。这些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性，对我国企业更好地实现国际化战略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国内文献在其他方向的研究较稀缺，研究也不够深入，并且大多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