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对城市形象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研究最新章节_陈倩著

2.1
城市形象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市管理者越发认识到城市形象的重要性，城市形象的理论研究逐渐得到广泛的关注，并成为城市科学和城市规划领域探讨的热点问题，研究结果日趋丰富。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城市形象的概念、城市形象的构成、城市形象的影响因素、城市形象的测量等多个方面。

2.1.1 城市形象的概念

“image”一词的中文含义是“形象、概念或意象”，被理解为“人或事物的形象和外观”。形象一词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用来表示人们能看到、观察和感知到的客观事物的样子；另一方面，形象指通过感官系统刺激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或姿态，以及个体或群体形成的认知和感受。随着城市的诞生，人们使用“城市形象”这个词，表达他们对某地区的感受和评价，从而揭示该地区的特征，即“城市形象”是“城市”和“形象”两个概念的结合，是“形象”在“城市”中的具体化。它既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形态，又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多元的概念。

早期的城市形象多集中于第一种客观的物质形态的探讨，即城市的具体化形象，主要以建设和规划城市形象研究为主，涵盖城市布局、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等主题。20世纪60年代，城市形象研究理论体系形成，美国的城市学专家Lynch（1960）出版的著作 City Image （被翻译为《城市形象》或《城市意象》），被视为城市形象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书中以宏大的视野，剖析了在城市的建设中，营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性，并指出虽然城市形象并不是城市特色的唯一指标，但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通过城市形象的差异化分析，可以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提出建议。Lynch概述了三个必要的主张：①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给公众留下一种特有的印象，城市形象并非单一化的，而是多元和多样的，每种形象综合和概括了一定数量规模下市民所共有的感知和评价，城市形象可以概括为由许多个人印象经过叠加、综合后形成的公众印象；②Lynch通过画图与文字描述两种方法，对美国的波士顿、洛杉矶和泽西城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形象进行调查和分析，通过对比和归纳，Lynch认为城市形象的构成可以归纳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五大元素；③物质城市形态具有唤起精神情感的能力，良好的城市形象能为公众提供较强的情感安全和体验感知。Strauss（1961）通过调查洛杉矶居民对所生活城市的感知和评价，将城市形象解释为城市的街道、区域以及名胜遗迹等。由上可知，虽然这些研究中强调城市形象是个人根据其所见、所闻、所触后形成的综合感受，但Lynch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城市形象的设计，因此探讨更多的是城市的外在实物形象，即城市形象的物质形态，也称为城市的视觉形象（Visual Image，VI）。

虽然在城市形象研究理论体系提出后，Lynch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少研究都从Lynch提出的城市形象五大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对城市形象进行了探索和挖掘，但有学者指出，Lynch的理论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检验，大量的后续研究只是把Lynch的说法作为一个给定的事实，城市形象理论的科学严谨性存在争议（Marshall，2012）。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在城市形象构建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城市形象不仅是一个城市所拥有的道路、建筑、风景和环境等客观外在形态的具体表现，还应包括受众对城市客观存在的认识、概括和理解。

随着学术界对城市形象研究探讨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形象”的概念。很多学者从受众心理活动对城市形象重新进行了定义和解释，城市形象被理解为人们对该城市的总体信念、观念与印象（Ashworth and Voogd，1988），对有关区域的联想和信息的缩影（Kotler and Gertner，2002），是人们对城市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和提炼后的主观感受。除此以外，大量研究还从多个角度给出了对其的理解和定义，如营销理论（Kavaratzis，2005）、公共关系（Szondi，2010 ；徐根兴，1995 ）、国际关系（Potter，2009 ；Van Ham，2001 ）、公共管理（Eshuis et al.，2013 ）、公共外交（Gilboa，2008 ；Szondi，2008 ）、沟通（Kaneva，2011 ；Sevin，2001 ）以及地理（Boisen et al.，2011 ）。这些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视角：

（1）政治学或外交关系视角。这个角度的研究更关注城市形象的外交作用。城市形象被理解为通过大众传媒所展示和传播的、公众认知的对象，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众对政府的社会评价和心理认同（孙伟和陈晓雷，2017 ；徐和建，2020 ）。

（2）传播学视角。随着社会信息化步伐的加快，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城市形象的塑造者及传播参与者。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城市形象的概念被理解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重建传播与人之关系的传播学研究创新范式，以“可沟通城市”为核心概念，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城市形象包含了城市实体的物质形态和通过媒介传播的象征再现，且建筑物、物质空间、传播媒介、社会实践共同构筑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传播、交往、沟通的过程，形成受众对一座城市形象的整体印象。Avraham（2004）将城市形象定义为与一个地方相关的众多联系和信息。程曼丽（2007）认为在形象传播中，首先是要确定形象的基本内涵，以此聚合民心，形成内部共识，然后借助适当的表现形式向外传播，使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

（3）管理学或营销学视角。基于管理学的视角，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形象的塑造是为了满足地方营销、城市营销的需要。随着城市间的竞争日益加剧，Kotler和Haider（1993）在 Marketing Places （《地方营销》）一书中，创造性地将城市商品化，提出了城市营销的概念，把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提升看作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将城市营销和城市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管理和营销的视角，城市形象被理解为城市的内在特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是城市同公众进行信息交流、思想联络的工具。城市形象被视作城市的一种无形资产（李成勋，2003），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主体要素。城市形象的力量能让人们了解和知道某一区域，并将某种形象和联想与这个城市的存在自然联系在一起，成为城市的无形资产，也对城市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4）心理认知的视角。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认识城市形象，这是目前在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视角。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Mumford（1968）结合其多年的研究成果，在其著作 The City in History （《城市发展史》）中从认知的角度概括了城市形象的定义：城市形象是人们对一座城市的主观印象，是由主流媒体、环境和个人阅历共同结合形成的情感态度。陈映（2009）认为城市形象是指公众对一个城市的内在综合实力、外显表象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反映了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格。徐剑和沈郊（2018）认为城市形象是指一座城市给予人们的印象和感受，是一座城市从内到外全方位的综合性表现；既有城市内在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有城市的物质特征，体现着城市的整体风貌。刘颖（2020）认为城市形象是城市以其自然环境、政府支持、经济水平、社会状况、公共设施、历史文化以及市民表现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质量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综合形成对城市认知的印象总和。站在游客的角度，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形象是一种表示旅游者个人态度的概念，是个体对旅游目的地的认识、情感和印象。郝胜宇和白长虹（2008）、高静（2009）、汪芳等（2012）认为目的地形象在于城市利益相关者的内心，是“消费者”对目的地的体验和评价，以及旅游目的地所能带给城市消费者的整体印象和联想的总和。周金泉（2020）指出城市形象是游客对城市的一种态度，会影响他们旅游前的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会成为他们心中评价事物的一个标准。这些角度的定义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强调城市形象实质上是人们对城市基于知觉的认知，是一种受众产生的心智产品，将城市形象解释为受众对城市（地区）的总体感知和综合印象，是人们对该城市（地区）的联想和信息的缩影（Kotler and Gertner，2002）。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城市形象的概念是多样的，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形象的概念和内涵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

2.1.2 城市形象的构成

城市形象的构成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文献层出不穷。早期研究视角局限于物质形象，城市形象多指城市中能看得到的实物。如Lynch（1960）提出城市形象包含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五大元素，其中，道路是城市形象感知的主体要素，边界是道路以外的线性要素，区域是观察者能够想象进入的更大一些的城市范围，节点是城市结构空间及主要要素的联结点，标志物是城市形象的点状参照物。

随着研究的丰富和深入，城市形象的范围得到拓展和延伸，除了延续Lynch等开创的城市形象实体要素，后续的研究开始关注形象构成中的非实体元素，从更综合和全面的角度来解读城市形象。Stern和Krakover（1993）通过文献分析，提出了一个包含7个基本要素的城市形象的结构模型，其中7个基本要素包括一个主观因素（居住吸引力），六个客观因素（城市美学、城市距离、人口规模、活动水准、人口特征和城市气候），如图2-1所示。Laaksonen 等（2006）通过视觉拼贴技术和焦点访谈的方法对芬兰瓦萨市的城市形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可以从观察层面、评价层面和氛围层面三个视角来评价瓦萨市的城市形象，具体包含四个方面，即自然属性、建筑环境、文化和产业。

图2-1 城市形象构成元素

资料来源：Stern E，Krakover S.The formation of a composite urban image[J].Geographical Analysis，1993，25（2）：130-146.

从可视化的角度，城市形象可概括为视觉形象（有形形象、实物形象、硬件形象）和感知形象（无形形象、虚拟形象、感知形象、精神形象、软形象）（查振华，2009 ；王莉，2011 ；王莉，2012 ；王宝璐，2016 ）。视觉形象即城市的物象特征，具有直观性，如城市布局、街道、建筑物，各类装饰、标识，交通、环境、基础设施、居民住宅、商业区等都是城市的外形，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感知形象是城市的内涵和特质，需要体验和经历，如社会秩序、经济环境、公共关系、城市文化，人的精神面貌、文化素养、服务水平、职业道德，市民生活水平、生活习惯，城市特色等（夏学英，2002）。

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城市形象概念的核心是社会公众对一个城市的信息处理过程和结果。信息包括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所以城市形象又可以分为直接感知形象和间接感知形象（陈澄波和寿思华，2001）。受众群体不同，对城市形象的构成剖析也是不同的。从游客的角度，城市形象即为目的地形象，可分为原始形象、诱发形象和复合形象（Fakeye and Crompton，1991），也可概括为认知形象、情感形象，以及二者共同构成的整体形象（Baloglu and McCleary，1999）。从顾客的视角出发，城市整体形象可被细分为五个子形象：宜商形象、宜居形象、宜业形象、宜游形象和原产地形象（庄德林，2009）。从受众对城市形象的认知和评价角度，城市形象可以分为设计性形象（designative image）和评价性形象（appraised image）（Cox and Zannaras，1973）。

可以看到，随着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城市形象的含义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城市形象被看作综合了城市的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征的集合概念，是城市的总体形象，而不是单一的外表形象，可能包含若干子形象，如政府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市容形象、环境形象、交通形象、景观形象、当地居民形象及城市的称号等（杨洸和陈怀林，2005 ；庄德林和陈信康，2009 ；陶玉国等，2010 ，陈柳钦，2011 ）。此外，还能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理解城市形象，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性质、名称、历史、声誉以及承诺的无形总和，具有不可替代的经济文化内涵和不可交易的专有功能，既是区别于竞争对手的标识，也是城市个性化的表现（庄鹏涛和周路平，2010）。城市形象不仅包括人工环境与自然风光，更是一种对无形资产的共识，在城市视域下，政府是城市形象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社会形象是城市形象的直接和综合表现，市民是城市形象的承载者、塑造者与受益者，因此，城市形象由政府形象、社会形象和市民形象共同构成（刘颖，2020）。以上观点可总结见表2-1。

表2-1 城市形象的构成及解释

续表

站在公众感知的角度，根据公众对城市形象评价的好坏、感受的强弱程度，城市形象可以划分为：正面的、负面的、薄弱的、混合的或矛盾的（Kotler，2002）；按城市形象的独特性可以分为普通的或独特的（Echtner and Ritchie，1993）；按信息来源的多寡程度，公众对城市形象的感知和评价可以分为丰富的或单薄的（Elizur，1987）；从媒体对城市形象报道的情境，可以划分为正面情境和负面情境两类（Manheim and Albritton，1984）。具体见表2-2。

表2-2 城市形象评价分类

受众是城市形象感知的主体，也是城市形象传播的目标对象。在城市形象的受众上，大部分学者以旅游者的视角来分析城市在游客心中的形象，此时的城市形象又称为城市旅游形象或目的地形象。Shaked 等（2015）认为除了游客以外，城市形象的感知还应该考虑当地居民，并探讨了游客和居民在城市形象评价上的差异性。除此以外，城市形象的感知也可能来自本地居民，或投资者（杨洸和陈怀林）。受众主体不同，其对城市形象的关注点是显著不同的，后续的研究对受众的分析更为完整和全面。倪鹏飞（2003）认为受众主要有旅游者、居民和投资者三个类别；郝胜宇和白长虹（2008）归纳出城市面对的主要受众分别是本市居民、游客、投资者和商旅人士等四类人群。庄德林和陈信康（2009）从顾客需求的视角提出了城市形象受众的“五分法”，即将受众分为投资者、旅游者、居民、就业者与创业者以及城市外销产品的购买者等五个类别。

有学者进一步将城市形象的受众归纳为内部受众与外部受众两类，内部受众包括城市的居民、政府机构的人员、内部投资者等，他们是城市形象的有效传播者，取得他们的信任、支持和配合，可以使城市具有内聚力和吸引力；外部受众指所有潜在的消费者，包括来访者、未来访者，即除内部受众外的其他广大社会公众。Shaked（2015）分别从居民和游客的角度比较了耶路撒冷、罗马和的里雅斯特三个城市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居民和游客对同一个城市的形象感知存在着差异性，影响居民对城市形象评价的要素主要有四个，分别是市政设施、休闲、安全和公共服务；而影响游客对城市形象感知的要素主要是关怀、旅游娱乐、安全、公共服务和休闲娱乐等五个要素。

可以看出，对城市形象的内涵与构成，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城市形象的含义和范围是丰富的、多元的。城市形象的建构是个心理过程，可以通过个体感知直接产生认知印象，也可以通过媒介感知间接生成认知印象。但无论通过哪种方式生成的城市认知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城市形象的研究领域分布也较为广泛，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建筑规划、环境科学、新闻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理论视域下都有所涵盖，研究成果呈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态势。但也可以看出，目前对城市形象的研究视角庞杂，研究不够聚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研究的深度和影响力。

2.1.3 城市形象的影响因素

城市形象是一个地区在公众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是社会公众对一个城市的认知、态度、评价以及情感的反映，因此，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由后天形塑的。Stabler（1988）从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出发，总结了游客对城市形象感知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游客的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背景特征、游览动机、感知、心理特征、旅游经验、他人口碑、营销宣传信息和媒体等9个因素，如图2-2所示。

图2-2 城市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

城市形象的形成是公众对城市相关信息处理的过程和结果。根据信息认知过程的模式，城市形象的形成依赖于受众对城市形象资源及其信息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并受到接触过程中相关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受众主体的自身特点（年龄、受教育程度、心理动机），还是信息来源、信息传导过程，都可能影响到最后所塑造的城市形象。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研究也认为信息来源的数量和类型，受众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心理动机会对城市形象产生影响，在其研究中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变得更为复杂，每个影响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到城市总体形象，还会影响受众对城市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具体影响路径如图2-3所示。

图2-3 城市形象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

我国学者也对城市形象的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李成勋（2003）认为，城市形象受到历史角色、文化底蕴、人文风情、地理特征、产业优势、经济实力、发展前景、类似的特征等诸多要素的影响。蒋廉雄等（2006）认为区域形象的认知来源实际上就是作为消费者认知对象的区域形象资源，形成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则包括营销主体活动因素和公众影响因素。张燚和张锐（2006）把影响城市形象的因素划分为“主体、客体”两个方面，其中“主体”因素包括城市的经济环境、科教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城市规划与自然环境等；而“客体”因素则是指城市形象塑造的受众因素，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观者。程金龙和王发曾（2009）通过对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总结出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包括旅游者自身、旅游地、信息和外力四个方面。吴小根和杜莹莹（2011）将目的地感知形象影响因素归为三类：游客个体因素、旅游目的地情境因素以及感知刺激因素。在形象塑造过程中，主体经历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陈映，2009）。由于人的感官经验非常有限，因此，来自人际交流和资讯传播的间接经验以及主体的价值信念、期望、需求等因素便成为形塑城市形象的重要因素（葛岩等，2015）。

本研究按Stern和Krakover（1993）的做法，将影响城市形象形成或改变的各类因素划分为：诱导性因素（信息源、过往经历）和个体因素（心理特征、人口统计变量）两大类。

（1）诱导性因素。诱导性因素包括个体接收外部信息源的信息渠道、信息内容、种类和数量，以及个体的过往经历等。

①信息源。信息渠道方面，邹红霞等（2010）认为，互联网的出现造成了公众的信息超载，若公众的互联网体验欠佳，反而会对地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谢彦君等（2014）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媒介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研究表明，宣传片、在线评论和游记对目的地形象均有显著影响。积极的在线评论和游记能够促进正向情感形象的树立，并加强前往意向。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信息源是否可信以及受众的个人因素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改变程度。 Cherfi 等（2014）着重研究了信息渠道对游客行前形象形成的影响。在未到访过目的地的游客接触的信息来源中，电影和教育对其形象感知的影响比较大，因为人们认为这两个渠道更加可信。吕兴洋等（2015）以天津市为例，通过实验得出不同信息渠道对城市形象信息的传播差异明显的结论，互联网的出现显著影响了目的地引致形象的形成。

信息内容方面，江红艳等（2015）选择美国、德国、法国和韩国作为研究对象，得出消费者心中的企业形象会正向影响原产国形象的结论。张春晖等（2013）从入境游客视角出发提出了目的地形象代言互动传播模型，无论真实人物还是虚构人物都会对目的地形象产生影响。代言形象是建立目的地形象与旅游者自身形象之间一致性认知的桥梁，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在这中间发挥调节作用。 Hao和Chris（2013）通过对《芙蓉镇》进行分析讨论了电影的语言翻译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刘力（2013）以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研究了大学生对韩国影视剧的观看频率和喜欢程度对韩国城市（国家）形象的影响，结果表明，影视剧既能够正向影响目的地的认知形象，也能显著影响情感形象。

②消费者自身的经历和感知。关新华等（2015）、Tosun等（2015）通过调查得出，游客感知到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会正向影响游客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目的地形象，尤其是情感形象。朱翠兰和侯志强（2013）、Nisco等（2015）认为游客满意度会同时正向影响一个地区的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而徐小波等（2015）指出认可度而非感知度是影响目的地形象的主要因素，通过网络文本分析等多种方法建立了中国旅游城市形象感知的总体结构，包括目的地景观风貌、餐饮、资源型吸引物、居民友好感、住宿、社会风情、气候与天气、城市化水平、购物与商业服务、市内交通、价格等。周常春和戴光全（2005）、李祗辉（2011）认为，从长远来看，体育赛事举办地的口碑效应有助于形成较高的形象认同度。针对近几年的雾霾天气，程励（2012）通过调查得出，公众对雾霾天气危害的认知会负向显著影响到对城市形象的感知。另外，潜在游客也会通过过往旅游经历对其他城市进行感知。

（2）个体因素。个体自身因素对地区形象的形成同样具有不可避免的影响，如人口统计变量、心理动机、价值观、文化背景、期望等（Beerli and McCleary，1999）。国内外研究者都将社会人口统计变量看作是城市形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冯婕蕴（2011）以对中西旅游者的博客文本分析为切入点，讨论中西方游客对北京形象感知的异同，并提出其间差异是受到了游客需求、文化背景、政治意识形态和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陈奕滨等（2012）的研究指出文化差异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十分微弱。

近几年，许多学者将公众对某地区的熟悉度或涉入度作为研究对象（Fu et al.，2016 ；马明，2011 ；张宏梅和陆林，2010 ；邹红霞等，2010 ）。张静儒等（2015）通过熟悉度，将目的地形象与国家形象相关联，认为熟悉度可以通过国家形象正向影响目的地形象。 Tan和Wu（2016）认为，在熟悉度对城市形象影响的过程中，旅游者的旅游经历起到调节作用。但不同学者对熟悉度的概念和维度均有不同见解，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2.1.4 城市形象的测量

在对城市形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城市形象、地区形象的测量是学者们持续探讨的焦点和重点。本研究通过回顾和梳理国内外文献，对现有的测量方法做出归纳和总结。地区形象测量的方法十分多样，例如形象感知定量调查法（Anholt，2006）、定性访谈法（Laaksonen et al.，2006）、概念图（Brandt and de Mortanges，2011）、网格分析法（Hankinson，2004）和IPA法（重要性—满意度分析）（Insch and Florek，2008）等。上述方法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三种类型：结构化测量方法、非结构化测量方法以及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综合测量方法。

结构化测量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选取一系列评价指标或属性，运用标准工具获取定量评价标准，并通过数理统计得到某地形象的量化数据。用量化的方法对城市形象进行测量评价时，不仅能够发现城市形象的构成因素，还可以从中挖掘关键因素，开展因果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为今后形象的提升提供依据，这也是很多学者选择的方法。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开发了各种评价体系，Anholt（2010）创建了国家品牌指数， Xue 等（2015）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国家形象测评指标体系， Gilboa等（2015）建立了城市形象测量指标。众多中外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均是采用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或在对前人的量表加以归纳整理的基础上，来对城市形象或国家形象进行测量和探讨的。张春晖等（2013）通过多元对应分析研究了来自28个国家的入境游客对遗产类景区代言中国旅游形象的认同度，以及文化类别对其的影响。辜应康和杨杰（2015）通过实验法让调查对象完成问卷量表，探测出调查者对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外显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潜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更加偏好中国香港。 Shaked 等（2015）对前人的量表进行了归纳总结和补充，分别开发了针对旅游者和居民的城市形象综合量表，并对耶路撒冷、罗马和的里雅斯特三个城市的城市形象的测量进行了验证和修订。 Sevin（2011）对比了Anholt-Gfk Roper城市品牌指数（Anholt-Gfk Roper City Brand Index，ACBI）、 FutureBrand国家品牌指数（FutureBrand Country Brand Index，FCBI）、East-West国家品牌感知指数（East-West Nation Brand Perception Index，NBPI）三者之间的优劣和异同，并在“定义—测量—可视化”（Define-Measure-Visualize，DMV）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和语义分析等方法，完善了DMY模型，并总结了DMV模型在城市形象测量中的四个局限。

由于结构化的测量方法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味地使用结构化研究方法难以评测受众所感知到的目的地的独特性，因此，一些学者采取非结构化的研究方法来弥补这一遗憾，如文本分析法、访谈法等，其中，内容分析法是学者们最常用的质化方法。肖亮和赵黎明（2009）通过爬虫技术对地方官方网站、第三方网站、知名搜索引擎中发布的文字进行抓取，从而对基于互联网平台传播的中国台湾目的地形象进行解读和分析，并与大陆地区官方网站进行比较得出其中异同。沈体雁等（2015）通过大数据方法对205个互联网平台进行内容分析，构建出基于网络平台的中国景区形象指数。而张高军等（2011）、冯捷蕴（2011）、赵鹏宇等（2015）、吕兴洋等（2015）则是从游客发布的文字着手，挖掘受众感知到的目的地形象。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意识到城市形象的形成十分复杂，受到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选择采取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准确地捕捉公众感知的目的地形象，通过非结构化方法探究目的地形象的独特性，再通过结构化的研究方法测量不同因素对形象的影响方向和强度。Nieves和Jose（2015）、Koubaa 等（2015）等在研究国家形象与产品形象间的联系时，均先对领域专家或民众实行小样本深度访谈，以便进一步确定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以及相关变量，再针对目标人群大量抽样进行调查。Cherfi 等（2014）、徐文海等（2014）、马向阳等（2015）将德尔菲专家访谈与调查问卷测量法相结合，运用德尔菲专家法开发了基于竞争力评价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体系，如硬件设施形象、自然风光形象、政府治理形象、特色文化形象、社会文明形象、品牌促销形象及其他形象组合等，再通过向游客或潜在游客开展问卷调查，来测量某一特定目的地的形象。徐小波等（2015）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并采用文本分析研究了游客对中国旅游城市的形象感知，剖析城市形象的特征，并借助量化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总结了城市形象感知的特征及存在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数字化技术为城市形象的感知和测量提供了更好的支持，一些研究将“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到城市形象的感知测量中。如Liu 等（2016）利用26个城市的地理标记全景照片，研究了公众对城市图像的感知；研究结果部分证实了Lynch的理论，也揭示了主观感知与传统城市指标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Jiao 等（2018）研究了在美国举行橄榄球超级杯赛事期间，Twitter用户搜索的单词和短语中经常提到“地区”和“地标”等林奇元素，而“边缘”几乎不存在。 Huang 等（2021）在研究中将“大数据”和“小数据”结合起来，运用三种方法探索公众对Northen Poland城市形象的感知：①社交媒体分析法，通过文本挖掘技术、聚类分析、核密度估计和敏感性分析等，挖掘城市形象感知的影响因素；②基于GIS数据库的分析；③问卷调查法，先向城市居民介绍Lynch的相关理论，然后向城市居民发放调查问卷，询问居民对城市形象的感知和评价，例如请居民列举该区域5个最重要的地标建筑物，以刻画城市形象具有的“确切性”和“显著性”，列举5个最著名的名胜古迹，以映衬城市形象的“一致性”和“清晰性”，列举该城市5个最宜人的地方，以刻画与“受众体验的深度与强度”相关的评价。

2.1.5 研究趋势

在对以往国内外文献梳理和归纳总结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与城市形象相关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丰硕。近几年研究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为研究背景。近几年国内外学者不再单单研究地区形象的形成和提升，而是开始关注在地区形象遭到破坏时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修复。各种各样的政治、宗教、气候等动荡因素造成不同类型不同影响范围的突发事件频出，为学者提供了诸多研究案例。王苑苑等（2014）、Avraham（2015 ，2016 ）等对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并以单一事件为例，对负面事件情境下如何进行地区营销加以讨论。袁军和冯尚钺（2013）、雷晓艳和张昆（2014）等分析指出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危机公关中的策略的不当之处。

（2）以综合视角评价地区形象。在现有的文献中，目前基于旅游者的视角，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内涵、形成和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探讨居于主流（Herstein R. et al.，2008），研究中将评价指标集中在传统旅游六要素上（Beerli and Martin，2004 ；张宏梅等，2006 ；杨杰，2008 ；Kim et al.，2009 ；贾跃千等，2009 ）。对城市形象的评价和感知应该从更综合全面的角度来开展，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逐渐从综合视角将评价要素纳入城市形象指标体系当中（陶玉国等，2010 ；陈倩，2014 ），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