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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动了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能源既是自然资源，又是经济资源，具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双重属性；能源既是人类消费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消费品，工业、农业等一切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投入资源，又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伴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我国的经济总量也取得了较快增长。但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不加节制的能源消费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前，我国能源消费面临的外部约束越来越大，必须采取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综合手段，从根本上解决能源消费过快增长的问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与世界上其他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我国石油地质条件复杂，石油资源埋藏深，勘探开采难度大。截至2018年底，我国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35.7亿吨，位列全球第十三，石油储量、产量增长潜力有限。其中，东部地区已进入勘探成熟阶段，增储和稳产难度大大增加。西部和海域地区勘探程度低，具有一定的增储、上产潜力，但受勘探开发技术要求高、经济性差、生态环境脆弱等制约，产量具有不确定性。此外，尽管非常规石油储量丰富，但其开发受经济和生态环境约束较大，只能对石油供应起到补充作用。
由于资源、开采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天然气产量增长放缓。截至2018年底，我国天然气储量6.3万亿立方米，位列全球第七。常规天然气赋存条件差、开采难度大、成本高。包括煤层气、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虽资源量丰富，但由于勘探开发受限于开采技术等因素，现有产量较小、利用率低。
我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达1.4万亿吨，基础储量2158亿吨。我国煤炭开采很少选用露天开采，一般选用井下开采，从而导致对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的破坏严重，安全生产问题突出。
尽管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但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我国天然气和石油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煤炭资源人均占有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
此外，我国能源进口风险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能源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我国获取海外能源资源难度加大。世界能源政治已经演变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非OPEC油气出口国、IEA和发展中国家油气进口国多方力量互相博弈的局面，大国围绕能源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美国非常规油气开发技术取得突破，“能源独立”使得美国将能源作为实现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布局、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国将我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导致我国获取海外能源资源面临巨大挑战。②我国当前近80%的进口原油经过马六甲海峡，能源运输通道相对集中，风险较大。
煤炭资源开采会造成地表塌陷，70%的大型矿区都是土地塌陷严重区。煤炭开发导致我国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严重匮乏；煤炭开采形成的矸石山以及矸石自然排放的有害气体严重影响了周边环境和居民健康。
我国石油资源集中地多属于缺水地区，不规范的石油开发可能影响水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原油开采前期的钻井勘探以及开采过程中的注水驱油，不仅会破坏区域天然水循环系统、耗费大量水资源，且原油泄漏可能对地表水、土壤以及地下水等造成污染，间接引起生态退化等问题。石油开采行业水基钻井液冒漏造成的污染最为严重，此外还存在油井喷漏、输油管线泄漏等引起的污染问题。石油开采过程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VOCs）、二氧化硫（SO 2 ）、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等多种大气污染物；海洋石油开采与原油海运带来的原油溢出不仅对海洋渔业、养殖业、滨海旅游业、海洋运输业等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破坏了海洋环境，引起海洋生态系统的异常变化。根据中国石油消费总量控制和政策研究项目组估算，中国每年排放到海洋的石油约128万吨。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我国煤炭消费量为37.97亿吨，占全球煤炭总消费量的50.7%，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为58%。这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它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以及造成煤烟型大气污染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主要来源。我国每年大约允许排放1200万吨二氧化硫。但事实上，2018年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仍然高达1507万吨。
绿色和平组织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我国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尘和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政策，从短期、长期以及区域发展层面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加强能源高效持续利用，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对能源消费水平提出总量控制目标，统筹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控制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开源节流。优化能源配置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对能源的需求，随着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我国在能源结构、能源利用、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形成安全、稳定、清洁、经济的能源供应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能源市场体系不完善，应急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较低，但能源消费总量很大。2018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约为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32%。由于人口基数大，按照美国人均能源消费标准来计算，我国的能源需求量需在现在的基础上翻倍。
当前，我国化石能源没有形成供需决定的价格机制，能源市场价格信息不灵敏，能源价格未完全反映能源的生态环境成本、能源供求关系和能源资源的稀缺程度，能源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能源监管体制也尚不健全，还需进一步规范能源资源的勘探及开发秩序。我国石油战略储备容量仅约为美国的25%，日本的60%，战略储备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部分区域的农村中低压电网结构不合理，煤炭生产安全历史包袱较重，尤其是起步较晚的煤矿、小煤矿，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预警应急体系，以便能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能源供应中断等危机。
第二，传统制造业粗放发展导致工业能源资源消耗高、能源利用率低。
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40%左右，但工业能源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仍然高达70%左右。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了“十三五”期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GDP能耗下降18%的目标。部分大企业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显著提升了其能效水平，但中小企业工艺装备普遍落后，能效水平相对较低，污染物排放量小面广。我国工业经济增长迈入新常态后，部分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节能减排内生动力不足。
第三，优质能源资源相对不足，能源资源配置率较低。
优质化石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加之能源资源分布不均，极大制约了我国化石能源的供给能力。长期以来，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万元GDP能耗以及主要工业产品能耗高于发达国家，进一步对化石能源的供应产生压力。由于政府没有及时退出市场，我国形成了能源区域市场分割局面。能源区域市场分割有效保护了国有能源企业，但它改变了区域企业所有制结构分布，导致能源资源错配，影响了能源市场的统一和资源优化配置。另外，对于监管不到位以及大型能源国企的低效率问题，政府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能源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此外，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缺少规划，能源资源缺乏充分有效的利用和保护。由于没有将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能源价格尤其是煤炭价格偏低，不利于能源的优化配置。这些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能源紧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为应对能源短缺，一方面，要坚持节约能源，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体系；另一方面，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加强电网建设，扩大西电东送规模。实行油气并举，增强石油战略储备能力，稳步研发石油替代产品。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节能标准化工作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80%以上的能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加快制修订强制性能效、能耗限额标准”。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还未形成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未完全实现由“以需定供”向“以供定需”的转变，能源节约的成效正被不断增加的更大的能源需求消蚀掉。在全面建设生态文明、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改变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能源的总量控制、建立能源的优化配置机制，对打赢蓝天保卫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