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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为保护生态脆弱区环境，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重视生态移民工程，制定政策并在全国各地逐步实施。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较差、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移民数量相对较多等原因备受各界关注。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及生态敏感脆弱区（齐月等，2013；吕爱锋等，2009；赵志平等，2010），因此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董锁成等，2002；王启基，2010）。但是，受全球气候变暖与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刘纪远等，2008；芦清水等，2009），严重影响了长江、黄河流域乃至东南亚诸国的生态安全，同时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例如，1983年，玛多县是全国首富县，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第一，但是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现在（2012年）已经变成了贫困县
。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和缓解牧民贫困，2005年，我国政府在三江源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投资75亿元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一期工程已于2012年完成，二期工程于2021年完成并验收。一期工程中，生态移民问题是一项重要问题，规划确定生态移民1万多户、6万余人，建成移民社区近百个。生态移民工程已成为三江源地区最大的工程，也是涉及少数民族的工程之一。
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全面落实，生态移民的生计问题逐渐成为各级政府与学术界（周华坤等，2010；李聪等，2013；付少平等，2015）关注的核心，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生态移民工程，着力帮助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开辟增收渠道，减少和防止返贫；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稳步推进生态移民工程，加强安置地生产生活条件，适当提高中央补助标准；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到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同时，各级政府陆续出台关于移民后续产业、移民生活保障、移民补偿标准等文件
；青海省政府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三江源地区易地搬迁群众可持续发展的意见》提出，将在5年内（2015—2020年）妥善安置三江源地区异地搬迁群众的后续生活，进而巩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成果。由此可见，生态移民工程带来的移民生计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群体与简单的迁移人口不一样，它体现了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出现的巨大变革，使牧区的牧户从以往的传统游牧生活变为城镇定居生活（杜发春，2014）。生态移民作为移民安置区最小的生计单位，承受着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苏芳，2009；赵雪雁等，2015）。移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不仅关系其生计安全，还关乎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着我国未来乡镇人地关系的发展与走向（吴孔森等，2016）。国内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许多学者对移民的重要性和移民迁移后的生产生活适应性作了研究（王放，2003；东梅，2006；张丽君，2013；荀丽丽等，2007；贾耀锋，2016；孟向京，2011），但是还存在着许多返贫隐患，譬如搬迁后的移民普遍面临生计方式变化、就业困难等现实问题（张丽君等，2011；侯东民等，2014），甚至出现返迁现象（冯雪红，2013；王俊鸿等，2013）。更重要的是，由于移民后续生计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大多数牧民没有稳定工作，导致移民安置地成为“贫民窟”，移民区社会不稳定（杜发春，2014）。因此，缓解与消除牧区的贫困隐忧，成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
据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简称）的资料，中国需要实施生态移民的人口数量约为700万，这一具有民族特性且基数庞大的群体生活在城镇社会。尤其是作为生态移民下一代的新生代移民，他们在城镇生活过程中成为主要的劳动力群体，同时，相较于老一辈的生态移民，年轻一代的移民接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思维更加敏锐，对生活的愿望与诉求同样更高（万广华，2011）。因此，促进社会融入，创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显得尤为重要（Noll，2011）。生态移民及相伴随的城镇化将对牧区的自然生态、经济结构和产业配置、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必然使根植于草原文明的牧区少数民族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和文化发生变化，这一系列的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杜发春，2014）。从2014年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的实地调研中发现
，生态移民融入社会程度存在代际差异，由此直接影响其选择后续生计的方式；同时，融入程度甚至会导致文化冲突，可能促使他们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关于如何减少和避免生态移民可能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这一议题，除了政府的生态补偿等措施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迁入地区的接纳能力和移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使移民获得稳定的生计
。
生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的核心是生计策略（王娟，2014），生计策略的选择对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安迪等，2003）。广义的生计策略包括生产活动、投资策略、生育安排等；狭义的生计策略一般指生产活动。生态移民作为三江源地区未来恢复生态与缓解区域贫困的主体，其生计策略选择至关重要。由于生态移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地理区域等条件限制，提高生态移民非农生计的可持续性，促进移民就近从事非农产业，是搬迁安置地后续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李强，2003；汤青等，2013；何仁伟等，2013）；同时，在2014年的实地调研中，发现牧民在回答“搬迁前后生活方式的变化”时，仅有5.1%认为没有什么变化，绝大多数人认为与以往传统农牧业相比，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外，还发现生态移民的收入来源除了生活补助外，还包括从事藏毯编织、虫草采挖、经商、保安、跑运输、劳务输出等工作的收入。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对生态移民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可供选择的适合牧民实际情况的替代产业多为非农牧产业（苏梅红，2011）。2012—2014年，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扰动影响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农户生计的变迁与重构、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及农户生计风险等方面，部分学者从微观层面关注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Hahn M B，et al.，2009；谭灵芝等，2012；贺爱琳，2014；李广东等，2012；何仁伟，2014），但是以生态移民为研究对象的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与之相类似的有城市流动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群体等。这些研究发现，这类特殊的非农生计群体在生计选择过程中占据了可持续生计的主导地位（胡初枝、黄贤金，2011；靳小怡、李华成，2011；赵雪雁，2011），并且该群体搬迁后的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是提高其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开展了不少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苏芳，2013；赵文娟等，2016；许汉石等，2012；王洒洒等，2014；伍艳，2016；李丹等，2015）。这些研究大多是从生计资本、补偿等方面探讨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及不同群体生计策略的模式等，很少考虑到搬迁后生态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状况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大都是牧民，由以往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到现代城镇生活方式，在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组织形式等方面与以往相比都产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思想和观念制约了牧民群众参与后续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说明社会融入问题影响牧民参与后续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早在19世纪9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开始针对美国的跨国移民社会融入问题进行研究。随后也有很多学者对社会融入的定义（Gordon，1964；Alba & Nee，1997）、维度与指标（Ward & Kennedy，1999；Phinney & Ong，2007）、社会融入结果（Nekby & Rödin，2010）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根据国内实际状况来研究移民融入问题，大多关注城乡移民或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秦立建，2014；宋月萍等，2012；和红，2014；崔岩，2012；丁宪浩，2007；张超，2015；周科，2016）。鉴于我国移民工程的复杂性与多民族文化特征，生计策略选择并不是单一且简单的经济行为。从社会融入视角来看，它是生态移民从自身意愿到选择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会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的深刻影响（田明，2014；王胜今，2013；向华丽，2013；王佃利，2011；卢海阳，2016；田艳平，2014）。在已有的文献中，生态移民融入行为和移民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尤其在国内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生态移民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的研究直接关系着生态移民生活的质量与社会的稳定。
基于以上背景，本书拟从城镇融入视角，从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生计策略选择行为和生计策略选择效果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重点回答以下问题：①生态移民的城镇融入有哪些维度及测量指标？生态移民的城镇融入的不同维度有何差异性？②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偏好的影响差异有哪些？③城镇融入与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行为有怎样的关系？④如何评价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