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城镇融入对选择偏好的影响

生态移民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偏好是指生态移民在搬迁到新的环境后，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主观上对生计策略的选择意向与态度。由于农户的生计策略一般可以划分为纯农业型生计、兼业型生计与非农业型生计三种，本书将生态移民户选择的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纯农牧业型生计、兼业型生计与非农牧业型生计。因此，选择偏好也可以分为纯农牧业型偏好、兼业型偏好与非农牧业型偏好三种类型。城镇融入是指生态移民搬迁后，与当地城镇居民的异质性逐渐淡化，能够平等、全面地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方面活动，最终与当地居民相互交融、渗透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生态移民最初面临的是生计策略的选择偏好。生计策略选择偏好实质是生态移民对生计选择价值的判断，主要来源于生态移民对生计资本与城镇融入的综合评价。

一方面，生态移民的城镇融入充分地体现了移民在搬迁后，在经济、社会、文化与心理等方面的多重变化，同时这些因素也成为移民生计意愿与偏好的首要影响因素。张鹏等（2014）在探讨外来人口社会融入问题时发现，外来人口的城市落户意愿与社会融入有直接联系，即提高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程度可显著提升其迁入城市的意愿。悦中山（2011）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社会经济融入能够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发展意愿。崔冀娜等（2018）在研究青海藏区移民时发现，城镇融入是增强青海藏区移民生计意愿转型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融入因素在个体产生意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生态移民的城镇融入是其生计资本合理配置的体现，也成为生态移民选择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农户的生计资本积累得越多，其从事非农活动的生计机会越大，更容易实现生计的多样化（安士伟，2018）。生计资本是移民生存的物质基础与保障，能够决定移民搬迁到新环境后对所要面临的各类风险的应对能力大小，这直接决定着移民是否可以顺利地融入城镇生活，同时也会导致移民对新生活方式的认知与态度，而这也必然会影响到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偏好。因此，移民城镇融入能够体现出移民各类资本的有效配置情况，帮助移民获得融入城镇的信心，从而促进移民选择好生计策略。

二、城镇融入对选择行为的影响

生态移民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行为是指实施搬迁工程后，生态移民在新的生活环境里，通过降低生计风险、提高生计能力等方式实现生计的可持续性，进而选择具体的生计策略的行为。根据对上述生计策略的选择偏好的相关阐述，本书将生计策略行为类型分为三种，即纯农牧业型生计策略行为、兼业型生计策略行为和非农牧业型生计策略行为。每一种不同的生计策略行为需要在特定的资本拥有量与融入状态下产生，生态移民生计资本的差异性决定了其自身融入城镇生活的状态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同时影响其选择生计策略行为。根据理性行为理论，个体在产生行为意向后，进而会表现为具体行为，生态移民在形成生计选择偏好后，同样会产生不同的生计选择行为。国内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其经济行为有直接关系。因此，城镇融入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理也是本书的核心研究内容。

关于城镇融入对各类行为的影响研究已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卢海阳等（2018）基于浙江省农民工的调研发现，身份融合对农民工的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能够有利于稳定农民工就业预期，进而实现市场中劳动供给的可持续性。聂伟等（2019）认为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环保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能直接提升农民工的总体环保行为，因此，加强农民工的环保行为，不仅能够加大对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尽量降低媒介信息产生的理解误区，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全面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吴晓等（2019）聚焦于通过融入度和演变度来解析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模式，发现在不同时空阶段下，个体的迁居模式演变轨迹有所不同，但个体的迁居行为模式整体上向着更有利于实现其“市民化”的方向演进。何兴邦等（2018）从微观视角考察了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对其环境行为的影响，发现城市融入水平明显地提升了进城农民的综合环境行为表现。其中，经济融入和社会文化融入两个城市融入维度指标对进城农民的环境行为都产生了显著影响。由此可见，现有研究成果已为通过城镇融入来影响移民生计策略选择行为作了良好的铺垫。

三、城镇融入对选择效果的影响

生态移民对生计策略的选择效果是指生态移民选择不同生计策略行为后，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能够对移民家庭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应。根据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知，生计策略的效果往往通过增加收入、实现就业、提高生活水平、降低脆弱性及稳定利用自然资源等方式来体现。还有学者将生计输出与持续生计作为生计策略的结果（李丹，2015）。纵观已有研究可知，收入作为衡量贫困最直接的指标被广泛使用，本书将生计策略选择效果界定为生态移民的家庭收入。国内也越发关注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其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卢海阳，2015）。除了将个体态度与经济行为作为结果考量的因素之外，还将个体福利或家庭收入等作为重要的指标，城镇融入通过提升生态移民家庭收入的方式来有效改善生态移民生计策略的选择效果。

一方面，学者们对生计策略的效果研究虽有不同侧重点，但大多基于增收与减贫的视角。吴乐等（2018）基于贵州省三贫困县农户的调查，发现在设计生态补偿机制过程中，只有更多地关注农户的生计问题，才能够形成贫困地区减贫与环境改善的双赢局面。可见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是直接关乎贫困问题的。司瑞石等（2019）通过研究畜禽禁养政策对养殖户替代生计策略与养殖户收入的影响，发现畜禽禁养政策不仅增大了替代生计策略的概率，而且将禁养区和非禁养区之间养殖户的家庭总收入与人均收入差距拉大。胡晗（2018）认为产业扶贫政策在影响贫困户生计策略的同时，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种植收入、畜禽养殖收入，进而增加了家庭总收入。可见，对于贫困户，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生计策略转变的结果体现在能够有效帮助贫困户增收，且在脱贫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关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与心理状态的研究逐步成为融入结果研究的主流。李丹丹（2017）在研究教育投入对农民工非货币化收益的影响时发现，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极大地增强了农民工对城市融入的幸福感。杨春江等（2014）通过对4个城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认为城市融入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水平。方聪龙等（2018）则认为收入并不成为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唯一指标，而城市融合度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起着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根据三江源地区实地调研数据，生态移民的家庭收入是表征生态移民生计效果的合适指标。

城镇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如图2-3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