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可持续生计理论

关于生计的相关概念，最早与贫困问题联系紧密，后常见于乡村发展、农户生活等方面的研究中。由于国内外学者对生计的研究学科与研究范围有所不同，对生计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直至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生计一词被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正式地提出，它主要强调不仅需要保护环境与社会发展，还需要重视持续性保护与发展。可持续生计的发展理念从20世纪末起，直到今天被全球各界认同。

可持续生计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学界对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并对实践中引发的贫困等问题逐步开始探索与尝试性的研究。由此各国政府与相关组织也积极参与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相应地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即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国际关怀组织（CARE）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冯茹，2015）。在这三类生计分析框架中，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成为主流，其认可度与运用度最高。该框架强调的是政策方面的行动力对生计产生的可持续影响（Carney et al.，1999）。UNDP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该框架更多地关注人们拥有的各类资源，强调对不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达到为人们增收的目的。这个框架中还包括各类资产、生计能力等因素。CARE属于美国的非政府国际组织，这是国际三大救援机构之一，由于组织性质的特殊型，该框架更多重视弱势群体生计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个人内在与社会外界两方面的激励作用，框架中包含有生计内容、生计策略与生计结果。

相比较于其他机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最为广泛且最受学界关注。2000年，英国国际发展署在可持续生计农村咨询委员会（IDS）等组织机构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由5个模块组成，分别是脆弱性、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其中，生计资本包含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5种资本。国外学者们针对SLA框架中的不同组成部分，研究并发现各个模块之间存在相互独立且相互影响的关系（Tacconi，2009；Nesar Ahmed，2010；Arezoo Soltani，2012）。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对可持续生计的研究逐步从点到线再到面，且研究深度逐步加深，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对SLA框架五模块的每一模块进行的深入探讨。一是针对脆弱性。学者们大多运用脆弱性分析研究框架，构建研究对象的生计脆弱性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以此研究生计脆弱的变化，为实现可持续生计探究有效的策略（赵峰等，2009；励汀郁等，2018；刘伟等，2018；梁爽等，2019）。二是针对生计资本。学者们将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探究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在个体行为中起的作用，发现生计资本中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下，贡献度不尽相同，每一种资本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邝佛缘等，2017；翟黎明等，2017；李聪等，2019）。三是针对结构与过程转变。对政策的聚焦成为该部分研究的主流，政策实践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高政策所带来的实际效益，学者们详细解读了生计视角下政策的实施情况，以此更好地为政策制定与落实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康晓虹等，2018；龙彦亦等，2019）。四是针对生计策略，通过对不同地区劳动力群体的实地调查研究，采用实证模型分析不同生产决策下形成的生计策略的差异性，从而选择出最优的生计策略（王娟等，2014；朱建军等，2016；苏芳等，2017；蔡洁等，2017）。五是针对生计结果，学者们通常将家庭收入、可持续发展、生活水平等作为生计结果的衡量标准（吴孔森等，2016；胡晗等，2018）。

二、社会融入理论

最早在西方一些国家，“社会融入”的概念界定与社会整合、社会融入等概念通用，不同国家由于研究视角存在差异，概念界定也存在着偏差。英国较重视个人主义，倾向于将个体自由与社会融合相结合，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则比较注重集体主义，较为关注国家社会一类的集体目标形象，多用社会融合来界定。

国外对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阶段、目标、制约因素、途径、机制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同化论和多元论两种对立的理论（卢海阳，2015）。大多数研究认为，社会融入的关键在于消除移民遭遇的社会排斥，把社会政策创新作为推进其社会融入的手段，目的是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Blumer，1969）。以Gordon（1964）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同同化论理论，并强调社会融入的发生是单向性的（Fordham & Ogbu，1986；Bollen & Hoyle，1990；Dustmann，1996；Alba & Nee，1997），这一观点实质上与移民的国家、种族间的融合概念不一样，即移民到了迁入地，在得到国家认同的同时，种族认同逐渐消失。以Berry（1997）为代表的学者认可多元论理论。从字面意思可看出，多元论理论与同化论理论是互为相反的两类理论。多元论理论认为，移民到了迁入地后，会得到国家与种族的双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移民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意味着移民在迁出地的思想理念能够继续延续，可见迁入地对于不同思想理念的包容性。从以上两种理论的现实意义来讲，同化论理论认为移民有融入中产阶级的趋势，而多元论理论则认为融入的结果有可能是多元的（周皓，2012）。

对于早期社会学家Graves（1967）的研究成果，多元论理论的代表学者Berry将移民的社会融入看作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过程，将心理融入这一心理层面的因素引入整个融入过程的逻辑链条，同时在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中专注于社会融入的分析框架，并构建起社会融入分析研究框架，如图2-1所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移民的社会融入受到了群体层次与个体层次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群体层次因素分为移民的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社会支持等社会因素，个人层次因素是融入之前，包括个人特征、文化距离、个人期望等的因素。融入过程中的因素包括融入阶段、社会支持、社会态度等，其中社会态度包括偏见与歧视等。融入的结果包括心理适应结果和社会适应结果，其中，心理适应结果是指移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而社会适应结果反映了个人处理日常生活的社会能力（卢海阳，2015）。

三、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一样，作为行为改变理论的研究范畴常被学界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心理学家M.Fishbein和I.Ajzen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个体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且个体在作出行为决策时通常比较理性，会在衡量某个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后仔细评估，然后作出是否执行该行为的决策。这一规律常被学术界用于研究行为意向与行为过程，在反复论证与检验后形成了能够预测个体态度与行为的理性行为理论。该理论的内容包含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意向和行为4个部分。虽然理性行为理论能够很好地预测与诠释个体意向如何指导行为的产生（Sheppard et al.，1988），但是理性行为理论存在一个难以突破的局限，即个体在产生自身行为时可能并没有受到实际意向的控制（Greiner R.，2015）。个体行为如果不能完全受到自身意志的控制，那么即使个体受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驱动，最终也不能顺利地实现个体行为的发生。在实践中，个体行为并非完全由自我意识控制，外界条件与内在因素是综合的控制因素。其中，外界条件能够对个体行为的发生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如个体拥有的资源禀赋、机会与能力等（Ajzen，1985），内在因素能够对产生的个体行为有更好的说服力与解释力，如个体的感知。由此，Ajzen（1991）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的内容中包含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行为意向和行为5个部分，如图2-2所示。其中，态度代表个体对从事某一目标行为正面或负面的情感，是由行为结果的主要信念及对这种结果重要程度的估计所决定的；主观规范代表个体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人希望自己采用某种行为的感知程度，是由个体对他认为应该如何做的信任程度，以及自己对与其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水平所决定的；感知行为代表个体的内在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与产生的意向均具有控制作用，是克服理性行为理论缺陷之后，考虑加入内在因素的一种表现；行为意向代表个体打算从事某项特定行为的度量，是一种意愿；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共同决定了个体的行为意向，行为意向进而影响到行为。该理论提出计划行为理论，是理性行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强化了对个体行为的预测能力。同时，该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任何对个体行为具有解释能力的因素都可以纳入该理论的分析框架。因此，在预测个体“理性”行为时，计划行为理论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性，对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John et al.，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