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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Topic”与“Title”中输入“livelihood”进行查询，对近十年的文献进行高效梳理，以期直观地了解生计问题在国际上的研究发展状况。截至2018年12月，笔者共检索到近3000条相关的数据资料，对国际上关于生计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对生计问题的研究呈现持续增多的态势，这说明在国际上，学术界非常关注生计相关问题，体现出了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性。同时，综合这些年国外学界对有关生计问题的研究可发现，其研究方向主要聚焦于人类学、经济管理、农学、环境生态科学、地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区域等方面。
早在20世纪中叶前，很多学者开始触及和探索有关“生计”领域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类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除了认识到其重要性之外，还关注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发展。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可持续生计”概念。20世纪末，一些学者对生计概念进行了研究（Robert Chambers & Gordon Conway，1992），还有一些学者从消除贫困的视角丰富和完善了生计相关理论（Ian Scoones，1998；Amartya Sen，2002）。国内已有大量文献延伸拓展了生计概念，针对农户生计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有关生计资本与生计活动的关系（郝文渊，2014；赵雪雁，2011；苏芳，2009；王彦星，2014）；从生计多样化和生计资本的角度研究土地利用问题（李翠珍，2012；梁流涛，2013）；针对乡村生计的可持续性及失地农民利益补偿问题的研究（赵雪雁，2013；苏芳，2013；李海燕，2014；谢晋，2016）。
关于生计可持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普遍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且被广泛运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研究框架分别是脆弱性分析框架、社会排斥研究框架与可持续生计框架。
（1）脆弱性分析框架。
脆弱性分析框架是研究生计问题的重要框架之一，它主要考虑个体与家庭在受到外力因素影响下的生计问题。具体而言，如在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情景下，个体与家庭在抵御风险的同时所具备的自我修复能力。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将脆弱性分析框架的结构思路从二维研究思路逐渐拓展到三维研究思路。随着对脆弱性分析框架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研究层面上，较为集中于个体受灾程度、抵御风险能力及恢复能力等方面。在这些研究中，由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和美国克拉克大学提出的脆弱性分析框架较为突出，其对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生计可持续的作用较大。
（2）社会排斥研究框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在法国研究福利性社会政策时，学者提出了“社会排斥”的概念，且英国学者P.Townsen等人在研究中将其运用到生计相关问题研究中。到了20世纪末，Amartya Sen从社会排斥与贫困之间关系的视角，将社会排斥划分为建构性与工具性两类，逐渐完善了之前对社会排斥的框架分析，由此社会排斥的研究框架初步形成。社会排斥研究框架主要包含三个指标，分别是个体能力、社会排斥和产生后果。其中，社会排斥指标主要针对个体的生存状况与生计能力方面的提升，尤其对研究特殊群体具有较为明显的效果。
（3）可持续生计框架。
可持续生计是生计策略变化的一种结果，为实现可持续生计这一目标，需要明确生计的构成要素和生计策略形成过程。20世纪末，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国际发展援助组织和英国一些研究组织共同研究，将农户可持续生计的途径这一概念界定为针对农户生计的稳定性和脆弱性问题范畴。在众多生计分析框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图1-1）被使用得最为广泛。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对农户生计可持续问题的研究热情相对较高，许多学者把农户生计的相关研究与重大热点问题相结合，如减贫脱贫、生态恢复、乡村振兴、城乡可持续发展等，并针对这些进行一系列的案例研究或实证研究，试图通过定性与定量的方法为农户生计问题找到新的创新点。
图1-1 英国国际发展署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国内学界将可持续生计分析应用于农村发展和移民的研究不断增多，大多以大型水库建设、区域生态恢复项目等的工程类移民为对象。相关研究表明，移民搬迁对于移民生计发展同样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研究视角各有不同。有学者聚焦移民搬迁带来的贫困风险（杨云彦等，2008；张华山等，2012）和脆弱性（赵峰等，2009；严登才，2013），有学者对水库工程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发生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移民后续生计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梁娟，2013；严登才，2011）；同时，通过各类综合性措施来培养移民在安置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王培培，2013），也是工程移民生计可持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生态移民非农生计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和环境变化、文化差异、心理冲击、安置模式等对移民后续生计的可持续性造成的影响上（史俊宏，2012；李聪，李树茁等，2014）。
根据Chambers et al.（1992）的定义，生计作为一种谋生方式，立足于个体能力、拥有资产及产生活动的过程中。生计策略则是指为了达到与实现人们的生存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组合，其中包括了生产活动、投资策略、生育安排等。生计策略的选择对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而选择之前需要先对农户的生计策略类型进行划分，然后分析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对于生态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无论从自身的资本禀赋等因素还是从政府政策引导与扶持渠道角度来看，移民在搬迁后面临的更多是生计策略的选择。
目前对生计策略类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农户的生产要素或收入分配的视角上进行的类型划分。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与研究背景将生计策略类型进行了划分。史俊宏（2015）研究内蒙古7个牧区生态移民安置区时，提出了无任何工作、打工（有手艺）、打工（无手艺）、固定工作，以及个体户（小本生意）5种生态移民生计策略类型；安祥生、陈圆圆等（2014）则将生计策略分为自由打工、私营企业、自办、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5种类型。孙晓一、徐勇和汤青（2016）更是对生计策略详细研究，划分了8种类型的工作单位、21个职业类别。从农户生计策略类型的具体划分方法来看，目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研究者通过主观判断进行的划分（李聪等，2014）；另一类是采用聚类方法对农户生计类型进行的划分（陈卓等，2014；Y.Tesfaye et al.，2011；A.Soltani et al.，2012；王娟等，2012）。
国内对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与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相关的研究（朱建军，2016；高功敬，2016；赵文娟，2015；李丹，2015；郝文渊，2014；王娟，2014）；二是生计多样化方面的研究（杨世龙，2016；伍艳，2015；王洒洒，2014）；三是从其他视角研究生计策略的选择，如生态补偿、生计风险与生计安全等视角（苏芳，2013；许汉石，2012；王成超，2012）。
国外相关文献表明，从社会融入的测量研究来看，移民社会融入属于多维度概念，可以分为二维度、三维度、四维度等。以下详细阐述具有代表性的测量维度：首先是Gordon（1964）提出的“二维度”模型，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包含结构性与文化性两个维度，前者是指移民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社会参与度；后者则是指移民在价值导向与社会认同上的转变过程，两者并不必然是重合的。Remennick & Larissa（2004）针对Gordon二维模型，具体说明有哪些指标测量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模型，这也为其他的研究者进行移民社会融入类型的划分打下了基础。其次是Josine Junger-Tas（2001）提出的“三维度”模型，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从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等维度来理解的。其中，结构性融入反映的是移民的生活状况；社会文化性融入反映的是移民参与社会组织及依照迁入地的社会规则、行为模式进行活动的状况；政治合法性融入是指迁入地的社会基本价值观被认可的程度。在Gordon的二维度测量模型的基础上，可以看到Junger-Tas的三维测量模型在政治领域逐步关注到融入的重要性。社会融入的三维测量模型强调的是移民在迁移过程中容易成为被歧视群体，在迁入地区成为有别于当地原住民的“二等公民”，因此，移民在社会融入的概念中，应该凸显出搬迁后移民的政治合法性，使其融入搬迁地的内涵更加完善。最后是Han Entzinger和Renske Biezeveld（2003）提出的“四维度”融入模型。比较前两种测量维度的方法，该模型是对二维度与三维度的详细化与具体化，主要的区别在于将结构性融入部分在社会经济层面进行测量。四维度测量模型认为移民在迁入地将面临各方面的适应情况，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主体社会方面对移民产生的排斥或接纳上。其中，社会经济融入是指移民在迁入地解决生计与收入等方面的问题；政治领域融入是指移民能够享受政治或社会等方面的参与权；文化领域融入是指移民在迁入地适应当地语言、生活等社会行为规范；主体社会是针对移民受到排斥或认同方面的内容。
在国内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中，大多聚焦城乡之间的移民群体，对城乡移民城市融入的理论研究处于探索阶段。研究者在借鉴已有的国外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城乡之间的移民群体进行社会融入研究。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可兼容的部分融入型。这一类的研究者多偏向于二元关系理论，认为移民在新迁入地与原始居住地之间始终存在着“二元关系”，这种关系会使移民在融入过程中产生被隔离或被排斥的心理，因此，移民在融入期间要从对立关系转向为更加理性的部分兼容关系，需要得到认同感（马西恒等，2008）。另一类是可兼容的多元化融入型。有学者把移民群体的融入分为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等不同层面的融入，认为融入的过程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田凯，1995）。大多学者认为，城乡之间的移民群体的融入是一个递进融入的过程，在融入过程中也保留着原居住地的一些思想、生活习惯及文化理念，融入城市属于多个层面的兼容性融入（张文宏等，2008；王桂新，2008；杨菊华，2009）。
移民的社会融入一直被国内外学界作为结果变量来研究，大多聚焦移民迁移后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后所实现的社会融入方面。因此，总结国内外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将移民社会融入成因归纳为两大类，即资本成因论与非资本成因论。
资本成因论是结合了已有的人力资本成因理论与社会资本成因理论而形成的。资本成因论与移民在原始居住地与新迁入地的不同生活模式紧密相关。迁入之前，移民的观念行为与意识形态是适应原生活环境的，而在新的生活居住地，移民的行为规范与生活习惯需要重新调整，这就要求移民自身的各类资本指标发生转变。人力资本成因理论研究实质上是针对移民个体的教育水平、职业能力、劳动技能等人力资本方面进行的研究，是在“现代化理论”倾向的基础上建立的人力资本成因机制。Josine Junger-Tas（2001）在研究中发现，在移民从原始居住地到新迁入居住地两个生活空间的转变中，人力资本的更新是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与此相同的是，社会资本成因理论关注到了移民在迁入之后需要接受政府或社会的多方面支持，这就需要为移民搭建起新的社会网络支持系统，Dirk Jacobs和Jean Tillie（2004）认为迁入到新环境中的移民非常需要族群和社会的关系网络，从而能够使用现有的社会资源，提高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融入程度，由此帮助提升自身的社会融入度；Pauline Hope Cheong（2007）对移民社会网络进一步进行研究，指出移民在融入新迁入地的过程中，若无法形成良好的社会网络，那么就不容易得到更有效的信息资源，从而限制了与外界的互通互动，最终降低社会融入度。国内学者也非常关注移民的社会融入资本成因，主要针对城乡之间移民群体的城市融入。有学者认为移民的学历水平与技能培训等对其城市融入起到了关键影响（姚先国，2006；金崇芳，2011；周密等，2015；杨菊华等，2016；张宏如等，2015；韩福国，2016）；还有学者认为城乡之间的移民群体在城市生活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会帮助其在新环境中提升各方面的适应程度，有效提升移民的城市融入度（童学敏，2012；孔祥利等，2016；张宏如等，2015；李练军，2015；何军，2011）。
非资本成因论是学者们在探究资本成因基础上，发现了其他影响社会融入的因素而形成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是制度与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这类因素在移民迁入之前与迁入之后，对其社会融入起到作用。Martion Papillon和Victor Piche（2002）认为在研究移民各类资本的同时，需要关注移民面临搬迁前后的变化时，迁入地的各类政策与制度等因素对移民消除融入障碍与限制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在社会融入研究中对制度与文化因素的研究结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部分学者认为移民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与不同的政策制度虽然会对其融入城市有不利影响，但移民群体面临城市文明的冲击，会逐步调整与适应文化与制度上存在的差异，顺利地从适应乡村转变为适应现代化的城市。因此，可将移民的城市融入视为减弱文化与制度差异的过程（沈蓓绯，2012；王丽霞，2013；陈敦山，2016）。还有学者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秉承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城乡之间的移民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这不仅表现在城市居民从制度与文化方面对农民工的排斥上，也从心理和行动上表现出对农民工的不接纳，这对农民工融入城市产生了极大的障碍（彭华民等，2012；李贵成，2013）。
国外学者对生态移民的研究源于环境难民。该研究由世界观察研究所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Scudder（1973）认为环境难民是指因环境恶化受到生存威胁，从而选择适于生活的新迁入地的群体。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学者们逐渐将其作为研究热点，对生态移民的研究形成了主流式的研究趋势，学者们大致从以下几个不同视角形成了研究观点。
一类是关于生态移民的本质问题研究。学者们根据各国移民的实践发展历程，发现任何生态系统由于各种原因产生变化而引起的自然灾害，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居住的环境，尤其是较为严重的沙尘暴、龙卷风等，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劣，使人类生存面临危机（Meisner，2002）。同时，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地的学者关注到了人口贫困因素对迁移的影响，认为因为贫困、人口等社会经济问题，人们无法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Chopra、K & Gulati，1999；Markos Ezra，2003）。从此，生态移民群体逐渐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对象。另一类是关于生态移民的安置研究。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态移民的安置问题进行了研究与阐述（Frerks & Georg E.，1995；Evans Peter，1996；Elmhirst & Rebecca，1999），主要观点集中于对移民安置的方式与条件。大多学者将生态移民安置视为有原则可遵循，通过移民安置的不同方式，将生态移民安置的整个过程看作是资源重新调整与配置的过程，认为移民可以经过安置后形成新的生产系统与生计机会。还有学者根据迁移者的特征，设计出多种可供选择的安置方案（Dingle，2007），以此妥善解决生态移民的安置问题，为后续生计提供保障。另外，学者们注意到安置问题与移民补偿密不可分（Chatty & Dawn，2002），将生态移民安置的目的聚焦于移民安置政策，以提高移民的生活水平和有效获取经济来源为主要研究内容。Wrathall（2012）提出生态移民迁移后，需要至少保证原有的生活水平，且需要为移民创造能够保障基本生活的各类条件，从而使移民在迁移后能够安心居住。还有一类是关于生态移民的后续发展研究。许多国家的学者在研究生态移民问题时，最初与社会学领域相结合。社会学家Scudder（1991）提出了关于生态移民迁移的社会学架构，将移民迁移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迁入迁移地、条件适应、调适与整合这几个阶段，而移民后续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移民迁移的最后一个阶段。Lopez-Carr（2014）认为生态移民会受到迁入地的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影响，安置过程中应尽可能地考虑迁入地与原居住地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理念的差异，使移民原始的行为规范尽可能地适应迁入地，帮助移民与原住民和平共处，实现移民在迁入地的后续良性发展。
我国对生态移民的研究主要缘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生态移民工程。具体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阶段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在2000年之前的探索阶段。从我国宁夏尝试性地进行居民的搬迁，逐步形成了“吊庄模式”，到各地开始学习与实践，这也成为中国生态移民的起点；随着国务院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提出对生存和发展存在极困难的村庄进行搬迁的要求，国内多省区市设立试点区域，纷纷尝试开展有关贫困农户的搬迁工作。截至2000年年底，全国17个省区市共计258万人口均被纳入生态移民工程范畴（唐丽霞，2005）。二是在2000年之后的实施阶段。2001年的国家扶贫工作会上提出了生态移民工程，这为我国生态脆弱区与欠发达地区带来了福音。在许多自然环境脆弱的地区，人们面临着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适时采取国家生态移民搬迁安置政策，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也有助于扶贫脱贫的顺利实现。
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逐步推进，国内学界日益关注并探讨生态移民相关问题。任耀武（1993）首次提出了生态移民的概念，随后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生态移民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且出现了多学科领域研究现象，如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中均有相关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生态移民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主要涉及生态移民概念界定等。针对生态移民的概念界定，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阐述（葛根高娃等，2003；郭剑平等，2010；郑艳，2013；潘家华等，2014），都认为与生态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均是由于气候恶化引起的人口流动现象。二是生态移民搬迁过程的研究，主要涉及搬迁方式与安置补偿等问题。王永平等（2014）针对土地稀缺地区的生态移民群体安置问题进行研究，认为集中安置于城镇的方式最为有效；温胜强等（2018）聚焦于生态移民安置区，深入探讨了聚落形态的根本问题，为生态移民安置区今后的规划与布局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依据；还有学者发现在生态移民的补偿体系与政策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及时从补偿内容、补偿标准等方面构建更加适宜的补偿机制（刘红，2013；张灵俐等，2014；高榕等，2018）。三是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研究，主要涉及移民搬迁后社会融入与可持续生计问题。张丽君等（2012）重点分析了阿拉善盟的生态移民群体面临的后续产业发展问题，提出了有效的发展思路与建议对策。随后，学者们针对区域乃至全国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摆脱困境与持续发展的策略（王放等，2003；周华坤等，2010；张丽君，2013）。四是生态移民其他特殊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生态移民群体中的民族与宗教问题。由于我国生态移民的特殊性，相当一部分移民属于少数民族群体，那么在搬迁安置等环节需要考虑其民族或宗教的相关事宜（乌力更，2003；马伟华，2014）。国内学者对生态移民实践过程中引发的问题进行研究，客观评价生态移民政策实施之后的效果，为今后移民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国内外相关文献为本文研究城镇融入对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提供了依据。纵观已有研究，国外学者非常重视社会融入的结果，通过运用数理经济模型对移民社会融入结果进行定量研究，发现社会融入对经济行为、健康、社会行为均有不同的影响（Weaver & Angle，2002；Kara，2011；Heilemann et al.，2000；Vedder & Virta，2005；Sam & Berry，2000）。国内多数学者将社会融入视为结果变量，少数侧重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对留城意愿、个人福利、经济行为的研究（张鹏，2014；悦中山，2011；聂伟等，2013；靳小怡，2005）；另外，还有学者在研究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时发现，以往研究仅从收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视角剖析农民工劳动供给影响因素，并没有从移民的社会心理视角进行研究。因此，有学者关注到了移民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针对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的迁移过程的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就包含个人的劳动供给等经济行为（卢海阳、钱文荣，2015）。
国内外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关于移民社会融入与生计方面分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本书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目前国内外对移民生计策略的研究较多，但关于城镇融入与移民生计方面的研究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总结已有文献，不足之处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缺乏生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制约该研究的深入。对移民的生计研究已成为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然而在研究当中却较少关注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内在机制。
第二，城镇融入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中的作用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对如何测量生态移民的城镇融入还未形成统一标准。
第三，国外学者非常关注社会融入的结果研究，国内学者也逐渐关注社会融入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但关于城镇融入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仍较少，城镇融入的作用如何影响移民生计策略选择有待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