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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镇化的渊源与内涵，众多学者从人口学、产业发展等角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欧洲是现代意义上城镇化的发源地，当时的欧洲农业活动逐渐减少，非农业活动逐渐增加，人口随之向城镇转移、聚集，城镇规模越来越大，实现了从乡村型社会到城市型社会的转变，社会经济也随之发生各种变化。
从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索罗金等（1929）从社会学角度提出，城镇化是从农村意识向城市意识转变，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变化的全过程。Wirth（1938）认为，城市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规模、密度和异质性。歌德伯戈等（1990）认为，城市化是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Pressat和Wilson（1985）强调人的城镇化，提出城镇化表现为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地区人口所占比重增加。Henderson（2002）从产业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城镇化不是单独出现的，是农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World Bank（1991）、Martinez-Vazquez等（2009）、Spence等（2009）认为，一定水平的城镇化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和商业机会，同时城镇化代表着生活质量的提升。Colenbrander（2016）认为，城市化是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结构性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转变过程中往往出现基础设施不足、居民随意选择居住地等问题。Müller等（2021）提出，在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的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特别是完整的日常生活社区，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来看，费孝通先生在对苏南地区小城镇发展的研究中总结了中国农村城镇化萌芽阶段的发展规律，其研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研究的起点。近年来，吕文静（2014）提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由经济落后的传统农村社会演变成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城市社会。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日益转变为人的城镇化，其是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协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以及区域发展，构建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美国的“理性增长”理论提出规划紧凑型社区，居住区、办公场所、商业区应交错布局。日本的城镇化经历了由都市集群化向多极多圈层城市化结构转变的过程，以解决“大城市病”问题。欧洲的绿色城市理念缓解了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破坏问题。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发展不均衡、环境污染等不足。
在城镇化质量研究方面，Moreno和Warah（2006）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存在城镇化发展过快而忽视其发展质量的问题，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应该与城市的承载能力相符，进行有规律的改变，因为这关系未来居民城市生活的实际质量。王丽君等（2017）认为，新型城镇化应以公平、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前提，使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获得均衡的增长与发展机会，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Sun等（2017）预测，2015—2030年中国各省份城镇化率将继续提高，但不均衡，各省份的城镇化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省份的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不相适应。Chen和Chou（2018）研究发现，中国台湾空间发展和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在应对城市扩张方面，土地利用规划和机制存在制度缺陷。Amin等（2020）研究发现，长期来看，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针对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国内学者从不同层面（国家、省级、城市级、县域级层面等）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展开了大量研究。如表1-1所示，叶裕民（2001）、王宾等（2017）、余江和叶林（2018）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朱洪祥（2007）、井晓鹏和周杜辉（2011）、王新越等（2014）、王金营和李佳黛（2017）等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层面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进行相关研究的还有续亚萍和俞会新（2015）、陈莉和李姣姣（2017）、卓德雄和曾献君（2018）、王彦霞和王培安（2019）、李燕娜（2020）等。虽然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存在差异，但都涉及城镇化质量的核心问题，其研究选取的指标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城乡等因素。
表1-1 中国新型城镇化评价相关研究文献对比
续表
“三生空间”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协同耦合的结果，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三者相互影响。关于“三生空间”概念，国外学术界并无明确的提法，相关研究多出现在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詹克斯等（2004）提出，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交通和服务设施是否便利等都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雅各布斯（2005）分析了城市不同功能区域合理分配、城市多样性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霍华德（1898）提出“田园城市”理论，构建“社会城市”模式，即一个中心城市与若干个田园城市构成城市群。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制定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时，必须认真研究与城市相关的生态系统，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Schiappacasse等（2021）发现，战略规划、积极参与、以质量为导向的总体规划和设计、统筹协调的规划和实施、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强大的创新动力是城市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Qayyum等（2021）研究发现，南亚经济体迅速城市化和非正规经济
的扩张，对环境质量构成严重威胁。Li等（2022）研究发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具有压力效应，而生态环境对城市化具有约束力。
中国学者对“三生空间”融合发展展开了大量的应用研究。蔡玉梅等（2008）和龙花楼（2014）阐述了“三生空间”建设模式。汪阳红和卢伟（2014）解析“三生空间”结构优化思路，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大小的城市群，提出优化“三生空间”结构的重点领域。郭言寒（2017）、金星星等（2018）、王映月和李朦（2019）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分别测算了江苏省地级市、闽三角城市群、西安市“三生空间”的综合利用质量、协调发展水平。江曼琦（2019）深入分析城市“三生空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三生空间”优化目标与路径。张雄等（2021）利用凝聚子群密度系数矩阵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功能的空间关联性进行分析后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功能网络中的城市直接联系增多、紧密程度提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及质量评价展开了大量深入研究，且在“三生空间”融合、新型城镇化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本书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但是，以往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方面的文献鲜有从“三生空间”视角展开的研究，且未系统探讨基于“三生空间”融合理念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机制。本书在城市扩张和乡村空心化的背景下，将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融合发展的理念引入新型城镇化研究，系统探讨“三生空间”融合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动力，构建新型城镇化推进机制，以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为例，探讨其基于“三生空间”融合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实现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生空间”融合视角下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