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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是塑造近代人类历史的一股重要力量。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使得国家和地区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与此同时，全球化本身和国际贸易也正在深刻变化。
过去10多年来，全球贸易总产出持续增长，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全球贸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但具有一定韧性。 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对世界贸易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全球供应链和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年，以名义美元计算的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价值下降了9.6%，而全球GDP下降了3.3%，这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WTO发布的《2021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当今以深度贸易联系为特征的高度互联的全球经济使世界更容易受到冲击，但在受到冲击时也更具韧性，全球贸易将全球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各国各地区处于统一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之中，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也面临重大冲击。特别是一些旨在通过解除贸易一体化来提高经济韧性的政策，例如回流生产和促进自给自足往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降低经济韧性，展望未来，增强经济韧性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而不是“脱钩”“断链”等。
二是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据统计，近10年来全球贸易额确实在增长，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商品贸易份额却在萎缩，服务贸易增长率比商品贸易增长率高60%。更具体一点，从2007年到2017年，全球出口总额占总产值的百分比从28.1%降至22.5%。虽然货物贸易增长停滞，但服务和跨境数据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真正的“结缔组织”。一些类型的服务贸易——IT服务、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增长速度是货物贸易的2～3倍。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中最具活力的贸易形式，并将在未来几十年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物流到金融，再到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柱，服务业占至少2/3的经济产出。在发展中国家，2/3以上的工作来源于服务业，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可达4/5。而且由于数字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曾经需要面对面提供的服务，例如教育、医疗、办公等，现在可以远程提供。
三是全球贸易需求地理流向出现新的变化。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一份综合报告显示，全球需求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95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消费中占比不到20%。如今，这一比例已升至近40%，到2030年有望超过50%。这些新涌现的全球消费者正给出口领域创造巨大的机遇。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E国际贸易凭借其联通全球的数字电商平台为更多中小制造商从这一增长中分得一杯羹打开了大门。同时，区域贸易特征更加明显，在区域贸易为全球主要贸易形式的背景下，当前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呈现以下特点：生产与贸易中心化的趋势不断增强，货物贸易主要集中在亚太，东亚地区货物贸易和对外投资日益活跃，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1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8782亿美元，同比增长28.1%。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4836.9亿美元，同比增长26.1%；自东盟进口3945.1亿美元，同比增长30.8%。东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为中国在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
四是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出现新变化。 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总量的70%左右是工业制成品。到2010年，全世界总贸易额的60%是中间品的贸易，即零部件、原材料等各种中间品的贸易，40%是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目前，全球贸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世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20%，有力地修复了全球供应链自疫情后出现的缺口。其中，反弹幅度最大的为矿石稀土类中间品，增长43%；食品饮料、非运输工具零部件分别增长22%、19%；运输工具零部件反弹动力不足，增幅仅为6%。中国仍为全球第一大中间品贸易国，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3040亿美元、3690亿美元，分别增长41%和37%。美国和德国分居第二、第三位，增速约为10%。同时，亚洲的全球供应链中心地位更加巩固，不仅域内中间品贸易规模高达6350亿美元，增长30%，且与欧洲、北美的中间品贸易增幅也在20%以上；而欧洲与北美地区之间的中间品贸易仅增长5%～7%。
五是全球产业价值链更多依赖创新，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地位下降。 过去成本要素推动国际贸易特别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转移，如今成本套利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据统计，只有约18%的全球商品贸易是从低薪资国家流向高薪资国家，另外82%的全球商品贸易驱动因素包括：接近更有技术的劳动力、接近自然资源、接近消费者、基础设施优良。如今所有产业价值链（包括生产制成品的价值链）都更加依赖研发和创新。过去10年，全球在品牌、软件和操作流程等无形资产上的投入相较营收增加了一倍多。这对拥有高技能劳动力和强大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而言是个好兆头。在企业投资建厂的选址决策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将继续使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不重要，而基础设施、劳动者技能水平等因素，尤其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将变得更加重要。这一切可能导致一种告别之前的产业外迁的动态，使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生产中夺回更大的份额——不过是以更数字化的形式。
六是“一带一路”正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增长中心。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球贸易占比近三成，“一带一路”区域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贸易中心和太平洋贸易中心之外，新的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中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20年国际贸易萎缩8%。但总体看，“一带一路”区域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对外经贸大学联合撰写的报告《“一带一路”贸易总指数（2020）》，自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呈波动缓行特征，相应地，“一带一路”贸易总指数在总体上也存在小幅波动。在全球经济低迷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叠加影响下，贸易总指数在2018年出现了短暂的小幅下滑，然后在2019年重新恢复了上升趋势，保持了稳定增长势头。与此同时，贸易潜力指数也显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潜力明显提升，尽管2018年以来略有回落，但总体水平仍显著高于期初，“一带一路”区域作为新的全球贸易增长中心对全球经贸复苏正在发挥越来越积极的支撑作用。图1-3、图1-4为世界贸易相关情况。
图1-3 1948年以来世界出口总额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图1-4 世界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及货物和服务贸易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世贸组织（WTO）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核心机制之一，其在管辖全球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多边贸易体制的增强及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带来了生产率提高、竞争加强、价格降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的25%增加到近50%。
金融危机以后，多边贸易体制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多边贸易谈判基本停滞，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反经济全球化和反贸易自由化的浪潮高涨，争端解决机制运转不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特殊和差别待遇”争议不断，国际社会关于WTO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最初智库、协会和专家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随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会议将其列入议题，WTO成员也逐渐发声并阐述观点。欧盟、加拿大率先分别发布了内容广泛的立场文件。美国在多个政府文件中就发展中国家地位及“特殊和差别待遇”等表明了相关立场，中国随后也发布立场文件。随着各方推动，2018年12月1日“二十国集团”（G20）通过《G20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宣言》，在认可多边贸易体制重要贡献的同时，指出“该体制目前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且有改善的余地”，表示“支持对WTO进行必要改革，以改进其功能”。
近年来，有关WTO改革各类争议仍在持续，如今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蔓延，世贸组织显得束手无策；而世贸组织最成功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自2017年8月以来，由于美国多次阻止对上诉机构法官的提名而失效。2019年5月，美欧日三方发出了第六份贸易部长级别的联合声明，提出有关WTO的改革意见，中国向WTO提交的《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重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立场。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上发布的《G20大阪领导人宣言》指出，各国首脑“重申对WTO进行必要改革的支持，以改进其职能”。主要国家围绕WTO改革的博弈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随着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经济全球化受阻给区域一体化发展留下巨大的空间。按照WTO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的实施数量，最开始的时候增加得很缓慢，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快速增加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平均每年10个以上的速度增加。具体来讲，1950—1959年为3个，1960—1969年为19个，1970—1979年为39个，1980—1989年为14个，而1990—1998年就有82个，从1992年以后平均每年向WTO通报的RTAs都在10个以上。据WTO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球164个WTO成员已送达WTO组织的区域贸易协定通知累计713个，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305个。其中，亚洲经济体与区域内外经济体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186个，占全球区域贸易协定总数的54.9%。特别是近年来，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等影响，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进程大大加快，呈现几大特点：一是发达国家间区域贸易协定出现强强联合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美日以及日欧之间，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都有了实质性的自贸区协定谈判，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在发达国家之间出现强强联合之势。2018年7月17日，日本与欧盟领导人在东京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二是广覆盖、高标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所涵盖的领域和规则已经不再囿于传统的货物贸易自由化及其所涉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让，而是涵盖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甚至包括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等超越WTO协定的内容。如在美国推动下，美加墨新协定重新出炉。三是区域贸易协定加快发展。2018年5月9日，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三国达成一致，将共同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并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8年12月30日，由11国参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这个GDP占全球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正式诞生。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组成了涵盖全球30%的人口、29%的GDP以及27%的贸易量的全球最大自贸区，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可见，随着国际贸易格局变动，过去作为WTO多边贸易框架补充的双边以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逐渐呈现出取而代之的势头。
E国际贸易是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革命与业态变革等变量相互作用下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是建立在现代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形成大数据流量处理的能力基础上，依托跨境贸易平台的集聚和管理，以数据流动带动全球消费者和生产者、供应商、中间商产生集成贸易流量，形成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社会化、平台化和混沌化的一种全新贸易方式，是高度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网络化的线下线上一体化的贸易方式。近年来，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代表的E国际贸易正在以喷薄之势发展和壮大，展望未来，E国际贸易将不断与现有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采购贸易交叉融合，成为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犹如蒸汽机之于工业革命一样，E国际贸易不仅带来了国际贸易领域的创新性变化，还引发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大变革。E国际贸易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提升，使世界市场出现新变化：世界市场越来越由一个时间空间地理上的概念（即国际进行经济交往的场所和领域），发展为一个抽象的经济概念，全球以信息为纽带、网络为平台形成了一个开放、多维、立体、虚拟全球统一大“市场”，突破了传统国际市场必须以一定地域存在为前提的条件，必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国际贸易商品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传统有形商品在国际贸易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国际贸易商品格局正向以无形商品与服务为中心的贸易格局转变。信息服务贸易、信息本身作为一种资源和可交易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贸易商品格局呈现无形商品与有形商品并存态势。
二是国际贸易地理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传统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环境对国际贸易影响下降，一国信息和互联网等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参与国际贸易的主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以跨国公司为主体转变为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并存，全球贸易将逐渐依托全球跨境贸易平台向普惠、包容方向发展。
四是国际贸易生产服务体系发生重大变化。E国际贸易依托跨境贸易平台产生了若干生产者集成、批发商集成、中间商集成、零售商集成等市场集成，同时也产生若干消费者组成的市场集成，这两种流量和数据资源推动过去以生产者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生产体系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生产服务体系转变。
五是国际贸易空间集聚方式发生重大变化。E国际贸易把国际贸易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全都集聚在跨境贸易虚拟平台上，平台成为国际贸易空间集聚的方式和基础，形成了生产者规模经济、消费者规模经济、物流和信息流的规模经济，产生了倍增集聚效应。
六是全球贸易规则发生重大变化。E国际贸易下，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跨境贸易平台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行政与地理疆界的藩篱，削弱了国家主权，推动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形成跨国界、跨行业、跨领域、跨业态的崭新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并将推动全球贸易规则体系向传统贸易规则体系与新型E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共生共融的新阶段转变，从而引发全球贸易格局乃至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的变化。
面对不断深入展开的多极化趋势，特别是国际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持续高企的全球环境，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自身定位、资源条件、内外战略，力求更好地因应变局、维护利益、确保安全，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就使得大国的战略取向和对外贸易政策推进普遍呈现强调自主、推陈出新、强势进取的特点，大国关系的合作面明显下降、竞争面明显上升，而且竞争日益聚焦于重塑国际规制。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正通过以制度创新和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为支撑、以重塑国际规则为主要手段的竞争博弈来重新划分利益和确立彼此地位关系，国际体系与贸易体制的变革越显深刻，发展模式和道路多样化趋势越发凸显。国际规制重构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展开。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思想理念，创建新的国际规则、体制、机制，这将进一步催生新的国际体系。特别是在新型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主要国家围绕规则和治理体系之争日益激烈。美国正在牵头起草一项涵盖印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致力于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使用、贸易便利化和电子海关安排的规则，涵盖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智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但将中国排除在外。总体来看，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新兴技术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制定上，主要大国博弈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