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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得出的精辟论断，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和中美合作，不仅对两国产生影响，而且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中美关系的显著变化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
一是中美双方实力地位发生显著变化。 冷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进入21世纪以后，受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影响，虽然美国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和全球领导地位呈现相对下降态势，但其一超独大的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综合国力依然领先全球。中国在冷战时期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规模不大，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居于末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5.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中国GDP是美国的37%。2021年中国GDP总量为14.73万亿美元，美国为20.94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达到美国GDP总量的70%。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上升，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2020年更是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13年以来，中国货物贸易总量超越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目前，中国已成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是美国的两倍。全球贸易5000多种商品门类中，约40%产品门类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源于中国，而美国只占15%左右。可见，尽管美国GDP总量、服务贸易、第三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领先中国，但中美经济优势各有千秋，中国经济贡献率、未来发展潜力让美国感到威胁巨大。金融方面，人民币与美元货币国际化程度差距较大。中国资本市场体量约是美国的1/3，美元国际化指数一直保持在55%左右，而人民币仅在3%上下。但中国金融开放和国际化的步伐正在加快，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权重达到10.92%，美元是41.7%。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比重开始逐渐提升。特别是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经济时代，中国移动支付的异军突起为中国金融开放、现代化和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科技力量也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投入保持在世界第二的位置，约是美国的80%，但增长更快。2016年以来，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超过美国。当前中国工程师的数量已远远超过美国。在应用科技领域，如基建、高铁、家电、移动支付等领域，中国优势已经十分明显；中美科技领域更多体现在基础研究方面。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并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方案，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中美关系的战略分量和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
二是中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和E国际贸易发展，产品、原料、资金、技术、资本和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与重组的速度大大加快，人类社会经济交往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地理与国家行政的藩篱，日益呈现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突破了传统的军事与安全的壁垒，开始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牵引下转向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中美关系也不例外，截至目前，中美关系已经拓展到贸易、投资、金融、社会、人文等多个具体领域，形成了高度相互依赖的发展格局。据统计，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超6300亿美元，相比1979年建交时的25亿美元增长了251倍，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400亿美元。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了500%，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出口90%的增幅。中国是美国许多产品的重要海外市场，美国出口大豆的62%、棉花的14%、汽车的17%、集成电路的15%，以及波音飞机全球交付数量的约25%销往中国。近两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美贸易基本稳定增长。中国海关总署2022年1月14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28.7%，达到7556.4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5761.14亿美元，增长27.5%；中国自美国进口1795.31亿美元，增长32.7%。投资方面，中美双向投资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一度快速增长，2015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一度超过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不过受中美经贸摩擦和美对华投资限制影响，中美双向投资大幅下降。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共同发表的调查报告《双向道路：2021年美中投资趋势更新》显示，2020年美国对华投资为87亿美元，同比下降1/3，达到2004年以来最低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美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导致2020年上半年双边直接投资下降至159亿美元，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美经贸关系带动了双方在科技、教育、人文、卫生、体育、妇女、青年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沟通，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物质利益的实现，中美双边关系已经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特征。据统计，中国是仅次于墨西哥的美国第二大入境消费国，旅游项目占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56%，美国在2016年和2017年接待的中国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但是2017年的中国游客人数仅增长了4%，是10多年来的最低涨幅。2018年，中国赴美旅游人数下降5.7%，至290万人次。这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游客人数首次出现下降。留学方面，目前，中国内地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已超过30万人，中国连续8年成为美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2013—2018学年中国学生占美国国际留学生总数比重都在30%以上，中国也是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特别地，随着国家利益的全球性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美国在相关地区和全球层次上的利益交集越发广泛，中美关系在受到多边议题影响的同时具有了更多的超双边特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近两年来，美国对中国全方位遏制，在教育、人文交流方面设置各种障碍，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美人文交流陷入僵局。
三是中美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 随着中美两国之间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在中美关系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加强的同时，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突出表现为：第一，中美权力结构性矛盾与战略竞争增强。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世界实力最接近美国的国家，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客观形成了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区影响力方面同美国与欧洲的竞争局面，客观上形成了对美国长期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挑战。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提出和实施了诸如“美国优先”、制造业回迁、退出TPP协定等带有明显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中国表现出对于全球化的坚定信心，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化的新旗手，这种实力结构对比下的中美关系权力竞争更加显性化。第二，中美在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中制度竞争加强。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旧的规则、制度和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全球经济持续低增长更是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改革调整阶段。另外，为更好地实现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在现有国际体系框架下，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国际治理机制，客观上形成了中美之间的制度竞争。第三，中美战略互疑加深。随着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的条件下，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将使中美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困难和挑战，中美关系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当前，中国的最大担心是美国试图阻挠中国现代化，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美国的最大恐惧则是一个巨大而“去美国化”的中国以及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竞争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主流，美国蓄意阻滞中国前行的步伐，导致竞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大。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明显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遏制中国的战略，将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进行定向和固化，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对华战略定位的持续升级。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2021年3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显示，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潜在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以中国为中心成为拜登政府内外政策的主基调。与特朗普的个人独断专行和单打独斗的手法不同，拜登政府更加重视团队力量、盟友力量和智库力量，“全政府”全方位对华开展遏制博弈，美国国会成为遏华急先锋，2021年国会通过的有关涉华法案超过200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外交上联合各种力量构建反华统一战线。 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政府深知盟友和伙伴关系网络是美国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上任后立马申请重返《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试图在多边组织和机制中夺回和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对中国施压、排除中国影响。拜登政府修复和巩固盟友关系，试图构筑针对中国的“民主国家联盟”和价值观同盟。在印太地区，拜登政府着力巩固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英澳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强化升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试图构筑亚洲版北约。在欧洲，拜登政府着力巩固跨大西洋关系，签署《新大西洋宪章》巩固美英传统关系，通过“G7+”机制试图构建所谓民主国家联盟。同时，美国挑拨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破坏中国发展所需的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不遗余力离间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蒙古、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2022年5月，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构建去中国的经济合作框架，我国面临的周边环境更加复杂。
二是科技上利用自身科技优势降维打击中国。 在美国认为中国威胁到其核心技术优势的领域，包括超算、量子计算、5G、高端芯片、安防视频、大飞机制造等，美国政府通过发布“实体清单”、发布“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发布禁令、吊销运营牌照、立法等一切手段“竖起高墙”，而在其认为中国核心技术对美威胁不大或美国急需中国与其配合的领域，则对中国企业有所放松，如废除特朗普对抖音海外版TikTok和微信海外版WeChat的禁令、将小米移出涉军企业名单等。同时，拜登政府还进一步加强出口管制的立法，加强对军民两用技术的投资和贸易限制，继续严格限制中国在美投资，执行严格的投资审查制度。
三是经贸上基于价值观的贸易，奉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对中国进行“规锁”。 拜登政府强调基于价值观的贸易，奉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将“人权、劳工和环境标准”运用到贸易领域，通过贸易政策实现“塑造更强大的生产和创新基础，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体系，建设更强大、充满关怀的经济，全面推进种族平等”的目标。同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借助人权、劳工和环境议题，联合西方盟友体系对中国进行贸易施压和限制，导演出了“新疆棉”事件。同时，将供应链弹性和公平供应链纳入对华贸易政策，发布供应链审查报告，还计划成立一支由贸易代表领导的贸易打击部队，针对“侵蚀”关键供应链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单边和多边执法行动。
四是在数字经济等新领域试图利用规则规制压制中国。 国际规则是拜登政府围堵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拜登明确表示，中国不应该参与制定世界贸易规则。国际规则的现代化要由美国领导的民主联盟完成，要体现“高标准”。美国正在牵头起草一项涵盖印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致力于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使用、贸易便利化和电子海关安排的规则，涵盖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智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将中国排除在外。总体来看，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新兴技术等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制定上，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西方的联合封堵压力。
五是在安全上美国动作频繁不断制造各种事端。 国家安全领域是中美关系最敏感的部分。拜登政府上台后不足两个月，就打破常规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强调“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继承和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继续推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建设，寻求重新扩大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军事部署。美英澳三国2021年10月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向所谓“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71亿美元。同时，拜登政府经常打“台湾牌”制造各种事端。
六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污名化中国。 意识形态是美霸权主义建构的基础性因素，意识形态竞争是转移国内矛盾焦点的利器。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时期开始疯狂对我国政治制度进行攻击。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话语体系，着力渲染世界范围内威权主义抬头和民主受到威胁的图景，将中国视为专制、威权、腐败的象征和对自由社会的挑战。为在国外捍卫所谓民主价值观，拜登政府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开展舆论和意识形态攻击，将意识形态嵌入经贸、科技、基建等领域，大谈所谓“民主供应链联盟”“民主科技联盟”“民主国家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为展开对中国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攻击，美国还计划进行专门拨款。《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提出，将从2022财年到2026财年每年拨款3亿美元给“对抗中国影响基金”。
中美两国作为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一、第二经济体，尽管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均面临着共同挑战，比如贫困、环境与粮食危机、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长期存在，气候变化、生态问题、能源危机、恐怖主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日益严峻，地区冲突、难民危机、传染性疾病肆虐等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特别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凸显了全球治理赤字，迫切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但在美国主导的中美战略经济态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成为美对华开展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对全球治理和中美关系带来了重要影响。
一是大国战略竞争框架统领拜登政府全球治理政策，重塑全球领导权。维护和延续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体系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共识，尽管在手段选择方面存在差异。拜登政府放弃了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回归“多边主义”外交政策，重塑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领导权。但拜登政府认可并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塑造的大国战略竞争判断，认为国际权力转移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面临的主要挑战。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该法案由34个相互独立的法案构成。其中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有所谓“对抗中国共产党恶意影响法案”“无尽边疆法案”“2021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1年5G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台湾联谊法案”“2021年贸易法案”等，这是一项全面涉华法案，该法案明确指出，实施“在政治、外交、经济、发展、军事、技术和信息领域与中国的竞争战略”；“领导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国际体系，在联合国及其联系机构和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并护卫这些组织的完整性，防止与不自由和独裁国家的合作”。显然这些原则将成为拜登政府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遵循。为重振和重申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全球的领导地位、投资和参与，2021年7月美国众议院提交了《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接触法案》（EAGLE法案），其中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条例有18项，在投票表决中一些共和党议员因认为该法案对中国太“温柔”投了反对票，为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动员全政府力量全面打压中国已经成为两党共识。
二是修复同盟关系，强化全球治理领域的伙伴关系建设。强化同盟关系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在竞选期间，拜登明确地将同盟体系作为美国领导世界的基础性力量。美国拜登政府2021年3月公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大量篇幅谈及美国的“民主”在国内和国际所遭遇的挑战，明确提到，拜登政府要召开一个“民主国家”的会议，反复强调美国要团结盟友和伙伴关系网络，共同应对美国的挑战。与特朗普不同，拜登主张团结盟友和伙伴，建立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强化意识形态阵营对立以应对大国竞争。这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利用G7开展与中国竞争博弈。G7会议前，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国必须以强大的姿态领导世界”以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有害活动”，拜登在参加G7峰会和在欧洲访问期间，多次声称美国是在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的，这些价值观正受到外国势力的严重威胁，并一再重申，这些威胁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欧期间接受采访时称，我们的对华目标是支持“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和标准的自由、开放体系。美国国务院声明称，布林肯同欧洲国家领导人讨论了跨大西洋合作，以应对中国经济胁迫行为以及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在拜登政府的倡议下，美国对中国进行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并写入联合公报，试图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向中国“泼脏水”；为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美国白宫正式发布旨在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抗衡的全球性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将其命名为“重返更好世界：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B3W），拜登政府敦促G7其他国家启动该倡议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后该倡议也被写入联合公报。会后，拜登宣称利用G7峰会，美国重新回到了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其二，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印太”同盟体系，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倡议举行了首次线上首脑峰会，商定四国外长每年至少会晤一次，并在2021年秋季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2021年3月举行的首脑峰会讨论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关键技术、反恐、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全球性议题，并宣布成立疫苗专家工作组、气候工作组、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等三个工作组，对外展示四国可以提供实实在在的公共产品，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推动“四方+”框架拓展。9月24日四国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线下领导人峰会，讨论了新冠疫苗、基础设施、科技、清洁能源和空间等合作，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商定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
三是以美国利益为导向有选择性地回归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根据普遍行为准则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形式，其要义在于为促进多个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普遍性的制度设计，多个行为体的自愿协商、互利合作是多边主义的基本特点。在特朗普政府推动权力政治回归并导致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以多边主义精神推进国际合作的努力受到较大挫折。与特朗普的零和思维不同，拜登政府具有明显的国际意识，承认当前的全球性挑战对美国构成威胁，即使超级大国也无法独自应对和独善其身。拜登政府对待全球治理政策的核心焦点是重返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试图恢复特朗普政府时期受挫的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领导权。拜登上任首日就签署了重返《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的行政令。拜登政府的回归是有选择性的，受困于国内外因素和国际制度自身原因，联合国等普遍性国际组织难以成为美国重构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的主要手段，美国利用多边主义，以达到其实现本国单边利益，甚至推进国家间战略对抗的目的。
受拜登政府全球治理政策影响，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拜登政府全球治理领域政策调整体现了拜登政府的外交特色，即回归多边主义，联合盟友遏华，重塑美国领导权。全球治理是美国对我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拜登政府全球治理政策新动向表明，美国政府正动用“全政府”力量全方位遏制中国，不仅选择性回归国际组织，通过参与国际议题如气候变化等重塑美国领导权、遏制中国，而且推动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联合盟友体系展示他们在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的意愿、决心和举措，使中国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另外，拜登卫生治理政策加速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意识形态化，中美竞争加剧。多边主义一直是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治理体系的基础，其目的是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和政策协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及其危机管理，由于陷入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沼泽而遭受了进一步的冲击。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系统成为西方国家指责游戏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心，公共卫生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破坏了与新冠病毒作斗争的共同努力。在中美关系趋于全面竞争的发展态势下，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竞争可能性上升，合作分歧增加。此外，美国冲击中国在构建地区治理秩序和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特朗普时期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的下降为我国参与构建地区治理秩序提供了机遇，但拜登政府为维护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有选择性地回归多边主义，以美国利益为导向部分调整相关政策，尤其是联合盟友体系围堵中国，出台针对“一带一路”相关法案，舆论抹黑污名化“一带一路”，推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等，试图破坏我国“一带一路”成果，降低我国在国际领域的地位。在我国周边地区，美国为遏制我国发展，挑拨周边国家与我国的关系，诱使我国周边国家接受美国主导的“印太”同盟体系，“印太”地区国家的安全困境加大，我国周边国家将面临选边站的两难困境，我国在“印太”地区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也会受到制约。
中美竞争与博弈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中，美国是一个关键变量。特朗普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把“美国优先”作为核心执政理念，坚持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以实力求和平”的外交政策，以“美国主义”对抗“全球主义”，赤裸裸地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各种“退群”，四处挑起贸易摩擦。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公开将大国战略竞争视为国际战略矛盾的核心，将中俄明确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中国的发展变化是大变局中的又一个变量。在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过程中，中国是最鲜明、最有活力的代表。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平发展，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军事、全球治理等方面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可以说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正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正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并非一般的国与国的利益竞争，而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新兴势力与传统势力的根本斗争，即强权政治与国际民主、霸权主义与和平力量、单边主义与多边体系、落后势力与进步力量、积极全球化与消极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是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两种文化、两种理念、两条道路的博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类观、发展观之间的必然冲突与斗争。可以说，中美博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决定着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
中美竞争与博弈具有长期性。当前中美竞争与博弈加剧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和根本性变化。但新旧力量的交替、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不是一个短期过程，这是由霸权主义支撑的美国经济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强大的美军支撑美元坚挺→坚挺的美元支撑美国科技→先进的美国科技支撑美军强大的循环架构。中美博弈必然带来世界格局的全新演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的相对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将与日俱增，必然带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使新兴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多个区域化国家出现，一超独霸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但美国军事、美元、美国科技仍将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新格局的形成与中美竞争博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作为世界大变局中的两大变量，美国是守成变量，中国是崛起变量。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最大外部因素，中国因素则越来越被美方视为挑战和削弱美国亚太和全球霸权的最大国际因素。作为国际权力转移最具代表性的两股力量，中美关系攸关两国国运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大局。当前，美国政府对我国的多方防范、打压、阻击、牵制、遏制致使中美之间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出现局部收紧、限制甚至倒退，但中美关系还不至于陷入全面竞争、全面遏制、全面对抗、全面隔绝的境地，这是因为，尽管当前美国对华强硬形成共识，但全面遏制和对抗的代价太大，在对华具体措施和手段方面各利益集团分歧较大，再加上当今世界也不再是美国一手遮天的世界，美国不可能打破中国编织的全球关系网，也不可能得到美国盟友的支持。因此，中美关系将长期处于竞争、合作与博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