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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与此同时，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安全威胁多元化等前所未有地并存，各国发展道路、制度、理念激烈比拼碰撞，世界政治格局正在面临剧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也是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邓小平同志根据世界形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顺利实现本国的发展计划。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经济贸易往来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进入21世纪后，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越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再次强调了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深刻阐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紧密关系。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永恒期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事业，也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肩负起来的责任。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前提。没有发展，和平就失去了基础。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着力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就能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其中和平赤字最需关注。和平赤字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全球范围内局部地区动荡与冲突不断。 近年来，世界基本和平，但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如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美俄围绕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乌克兰的局部武装冲突仍将继续，中东军事武装混战还在持续，伊朗和以色列在叙利亚的明争暗斗已经成为常态，印度和巴基斯坦围绕克什米尔地区的军事冲突很难中断。此外，非洲地区内乱不容忽视。自“二战”结束后，非洲大陆局部战争、冲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纳卡地区问题的悬而未决，已经成为埋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双方围绕该地区归属和控制权的冲突时有发生。埃塞俄比亚政府方面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之间的冲突也一直持续，在大大小小的战乱冲突中，无数平民成为各路武装的目标。可见，尽管世界总体和平，但地区冲突仍旧不断，世界仍不太平。
二是难民危机复杂难解。 持续动荡引发了大规模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署2022年6月发布的《2021年全球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因战争、暴力和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为8930万，比上一年增长8%，是十年前的两倍多。而2022年的俄乌冲突更是引发了“二战”以来扩散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被迫流离失所危机；非洲、阿富汗等地的其他紧急情况也导致该数字急剧攀升，首次突破一亿关口。尽管疫情持续蔓延、全球停火呼吁不断，但冲突仍在持续，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联合国难民署新估计数据显示，在2018年至2020年间，有近100万名儿童出生即是难民。值得关注的是，因俄乌战争而家园尽毁的500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洲，西亚北非持续动荡引发难民潮，尤其是叙利亚大量难民外逃给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邻国造成巨大压力，加剧了当地矛盾与冲突风险。同时，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后，造成“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促使东西欧、南北欧之间的矛盾激烈化，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宣扬排外思想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机兴起，对欧洲政治生态与安全状况产生深远影响。
三是全球恐怖主义更加复杂。
全球恐怖主义形势依然严峻，而且更加复杂，很多国家都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首先，阿富汗及周边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强势反弹。当今活跃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已经从2001年的个位数增加到20多个，“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正成为阿富汗主要恐怖袭击的发动者。2020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阿富汗发动的恐怖袭击超过60起，美国撤军后其活动更加猖獗，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330起。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及其长期化成为催生和加剧恐怖主义的重要因素。伴随着疫情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极端组织利用疫情编制新型极端主义思想，图谋以病毒为武器发起恐怖袭击。最后，中东、非洲、南亚等恐怖主义高发区的形势依然严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屡屡在遭受重创后重新发展起来。叙利亚有大量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还有资料显示，“伊斯兰国”目前正试图在叙利亚东部的沙漠利用从难民营偷运来的青少年进行组织重建。中东的极端组织和极端分子还在不断向阿富汗转移。南亚巴基斯坦和印度长期受伊斯兰极端主义和阿富汗动荡局势影响，恐怖事件时有发生，巴基斯坦更是成为全球恐怖主义重灾区。非洲方面，“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等非洲本土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的活动一直十分猖獗，如今更是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全球性恐怖组织分化组合。有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虽然全球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但非洲发生的极端武装暴力袭击上涨43%，死亡人数超过1.3万，比2019年上涨1/3
。此外，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使恐怖主义在互联网上蔓延肆虐，使反恐任务更加艰巨。“伊斯兰国”拓宽了网络恐怖主义类别，加强了网络恐怖活动机制，提升了防控难度，放大了全球性影响，使国际反恐事业面临新的挑战。
四是核扩散风险加大。 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签署。除了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这五个被条约承认为“合法”的核武器国家外，其他一切有核武器的国家一概不被该条约认作“合法”，这种国际防扩散体制阻止了更多事实上有核武器国家的出现。但当前，国际核秩序正面临走向失控和紊乱的风险，对世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隐患，人类也处于前所未有的脆弱境地。尽管近年来核武器数量在减少，但世界核武库总数仍然十分庞大。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21年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等全球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共拥有13080枚核弹，较上年的13400枚略有减少。其中，俄罗斯和美国分别拥有6255枚和5550枚核弹，两国总和约占全球总数的90%。尽管2020年全球核弹数量总体减少，但部署于作战部队的核弹数量较前一年增加，从上年的3720枚增加到3825枚，其中约2000枚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这些核弹几乎全部属于美国和俄罗斯。除合法的核俱乐部成员之外，朝鲜、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以色列等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或者即将迈入核门槛，从而在欧亚大陆形成了一个辐射面积巨大的“核危机区域”。核武器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一旦管控不当，将会对整个国家甚至人类居住的地球带来灭顶之灾。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具有核诉求或者核能力的国家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周边，对中国安全以及和平发展的大局带来巨大的风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都是核武库大国，对防止核试验和核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要在打击核恐怖主义方面加紧实现高层级的合作。
产生世界和平赤字的原因在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行为的泛滥，在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扩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足与治理缺位，在于全球和平与安全治理机制的缺陷以及国际秩序的不平衡、不公正。邓小平曾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的风险降低，但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行为并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本国利益，制造理由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干预他国内政，或者发动颜色革命颠覆他国政权。受此影响，阿富汗、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不少国家陷入激烈冲突与持续动荡，成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各种次生危机爆发的重灾区。此外，西方国家无视西式民主自身的弊端，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条件，大力推广西方选举式民主，结果不仅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政治现代化，反而破坏了当地原来相对均衡的政治生态，放大了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矛盾，导致普遍的政治衰败和社会动荡。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足和治理缺位加剧了社会暴力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贫困及其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依然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足导致贫困问题，加剧了社会群体对有限资源和政治权力的争夺。治理缺位加剧了这一矛盾，导致群体冲突与持续动荡，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土壤，削弱了地区与全球和平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南北关系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发展问题，理应得到世界各国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发达国家必须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当前全球和平与安全治理机制的缺陷使地区安全危机复杂难解，特别是面临大国卷入其中的危机时，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主导机制的联合国往往难以充分发挥调解作用。
一是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主要表现为国际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其具体表现之一是美国从一超独霸到一超难霸。自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心。国际体系呈现出霸权交替统治的特征。从16世纪的西班牙到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表现出一定的继承性。按照霸权稳定论和国际政治长周期论，有一个霸权存在的体系是稳定的，霸权从产生、发展、强盛到衰退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美国在独立以后，经过200多年的开拓进取，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依托美国在全球不可匹敌的强大军事实力，强大的经济实力，全球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领域的全面领先优势，美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美国制度霸权和文化生态以及以军事实力为主、结盟为辅的对外扩张战略等各方面在全球的引领，使美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特别是美国通过隐藏于国际组织背后的权势霸权和制度霸权在“二战”后和“美苏争霸”时期建立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21世纪的国际体系转型、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演变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给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带来了多重复合型挑战。对于美国来说，不论其军事和经济有多强大，都不能单独解决世界问题，“美国霸权已经不是以前的霸权了”。在国际事务中，鉴于美国在各领域的权力份额不同，美国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或者优势地位，但不再拥有霸权地位。虽然权力在国家间的转移不大可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终结美国的主导地位，但是权力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使得美国无法单独应对金融稳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威胁，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美国的主导地位下降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因为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使美国正在失去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正在逐渐丧失其保持一超独霸地位的经济基础。
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 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国际格局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集团对峙较量状态。冷战结束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权力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各中心之间力量差距逐渐缩小，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多极化趋势逐步形成。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多极化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不断扩展，向全新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21世纪权力正在发生两种变化：①权力在国家间的转移；②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从全球范围看，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已经超过传统发达国家。1990—2000年，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80%以上，而到了2010—2020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到了80%以上，在世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扮演着重要角色，不断地发挥自身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与以前不同的世界经济格局，使全球发展的版图变得更加全面均衡。图1-2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图1-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三是多边主义仍将是国际政治的主流。 世界格局变化推动国家力量对比更加均衡，也决定了多边主义仍将会是世界政治的主流。特别地，信息化时代权力的本质正在发生改变，非国家行为体同民族国家一起分享了权力，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信息革命使信息的传输速度提高而成本下降，相互关联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改变了政府的性质，加快了权力的扩散。国家政府对国际事务议程的控制能力减弱。以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提高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在联合国、“金砖+”、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多边框架下持续扩大影响力，促进南南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此外，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也在推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变化。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一系列“退群”行动对多边主义造成严重损害，尽管拜登上任后主张重回多边主义，但其回归是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选择性回归。国际力量围绕选择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展开博弈，但维护多边主义仍是当今国际政治主流。世界正在形成联合反对单边主义的力量。从长远看，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其透支经济和政治信用的行为，只会加速损耗其在物质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实力。
当前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持续发酵，民族主义加快复兴，各种意识形态竞争加剧凸显，正在侵蚀着各国之间政治互信的基础，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诸多风险与挑战。
一是民粹主义持续发酵。 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从拉美国家转向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对这些国家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民粹主义历史十分悠久，当前美国民粹主义的主要支持者是中下层白人群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下层白人认为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以华尔街精英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占有了大部分财富。特朗普上任后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成为美国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反映了民粹主义的诉求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拜登主义”与特朗普的政策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特朗普任内出现的新民粹主义现在正在拜登任内全面形成。实际上，各国内部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和发酵的最大诱因。在重大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上，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政府内顾倾向增强，在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看法越来越分化，一些国家为了转移矛盾和国民视线而从外部寻找“替罪羊”，在某种程度上将本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解释为外来竞争的结果，这些变化将导致各国之间的互信基础更加容易被侵蚀。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但与美国不同，除了分配收入不公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因素外，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以及由此带来的难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文化、宗教冲突也在增多，对社会治安和政治生态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是经济民族主义复兴。 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活动要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以此达到民族国家的复兴。可以看出，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来实现利己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发起的全球贸易战也是在美国新的“经济民族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拜登上任后进一步加强经济民族主义，促使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蔓延。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开启产业链回流行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催化全球各国对产业安全的重视。拜登虽然反对通过贸易战等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对外经济问题，但对国内中产阶级和制造业的重视意味着“美国优先”的利益导向不会调转。拜登政府颁布的购买美国货、收紧技术出口管制、审查和重塑国内产业链等政策，充分表明美国不会回归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而是延续“以我为主”的立场。受美国影响，经济民族主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散。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样以强硬民族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甚至不惜切断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同样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他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加快日本恢复正常大国的进程。在印度，莫迪在软民族主义、市场经济和新亚洲主义等方面都与安倍晋三基本一致，更不用说传统经济民族主义盛行的拉美国家了，所有这些都表明自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的竞争开始重回世界政治舞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持续发酵，随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党走上各国政治舞台，他们将会以强硬的态度来回应“二战”后延续至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给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带来越来越明显的风险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