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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长期作为经济全球化推动者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不断抬头，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则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1985年，T.莱维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此后经济全球化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信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可见，经济全球化是各种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国际经济组织协调机制不断强化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世界经济由分散割裂到整合融合的发展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以开疆拓土为主的“殖民扩张”逐渐建立了“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世界市场也逐渐形成。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扩大，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强，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现实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发展成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涵盖了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各个领域，囊括了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国际分工从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发展到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一个新阶段；世界贸易增长迅猛，多边贸易体制开始形成；国际资本流动达到空前规模，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国际经济协调的作用日益加强；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作用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即经济全球化从以开疆拓土为主的“殖民扩张的全球化”，到以争夺市场为主的“贸易投资的全球化”，再向以资源有效配置为主的“全球化”发展，给“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国家和很多后起国家分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提供了相对同等的契机，也改变了建立在“中心”与“外围”等级制国际分工体系上的全球化发展格局、利益分配和治理结构，按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形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的驱动力量。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也没能改变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向广度和深度延展。人工智能、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和空间技术等集群式发展，催生出一批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需求，孕育着机械化与智能化、信息化和绿色经济相融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经济、社会和军事力量革命性增长，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国力增强方式、国际竞争内涵和竞争形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得益于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科技发展使全球交通更加便捷，信息加快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是人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出现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资源在全球配置是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发展，商品、要素与服务，即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员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把世界各国都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对所有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尽管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一样，但每个国家都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全球经济体制趋同，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在市场化目标下，对内经济自由化、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分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已经成为各国市场化的内在制度安排。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全球分工、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全球分工方面，随着流通发展到现代国际化大流通阶段，全球范围内要素流动的要求推动国际分工从最初的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分工，演变发展到产业内部的分工，再演变为产品内的分工，传统分工的国别边界已经明显弱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研究报告，目前全球货物贸易中中间品贸易已占到2/3（其中在东亚地区贸易中占到4/5），而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例只有1/3。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在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的前500亿美元商品中，73%是中间品和投资品，之后的2000亿美元商品中，78%是中间品和投资品。这些中间产品和服务（其价值超过20万亿美元）在不同阶段被纳入最终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生产进程，生产工序的分散化和工序中生产任务和生产活动的国际分工催生了无国界的生产系统。这些生产系统可以是有顺序的链条或是复杂的网络，它们的范围可能覆盖全球或是区域，它们通常被称为全球价值链。世界各国因为某一特定产品组成了一个全球价值链，并各自在统一的价值链中寻求自身的价值。现代国际化大流通的发展促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对生产超越国界提出了内在要求，促进一种以全球价值链为纽带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随着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全球贸易中中间品占比越来越高，这反过来也为全球化生产提供了条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人是万物之灵，不论是作为自然人还是社会人，不论是作为经济人还是理性人，虽然其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存在于世，但其行为方式都是共同的，特别是以消费者身份出现在经济社会中，其行为都是趋利避害，都是穷尽自己的手段去追求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获得的需求，在追求新的需求中，使自己个性化的需求由内在的、个性的、自在的行为转化为外化的、自为的和类的行为。在经济全球化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出现了一个具有多种个性的同质结构，即消费行为的趋同化。消费需求社会化的发展使得人类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消费者由分散走向联合，实现了消费的群体化，个性化需求与需求社会化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交易方式由传统线下面对面交易走向线上电子商务交易；支付方式由现金交易走向信用支付、移动支付，消费与需求逐步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消除了流通的诸多障碍，实现了最广泛链接。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延续是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作为客观前提的，这种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人类自身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使用和消费活动才能实现。马克思说：“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
”在原始社会，消费活动是以原始群、氏族公社为单位进行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消费活动的消费形式逐渐由原来的以消费者家庭（或消费者个人）为单位进行消费活动转变为社会化消费，即由独立分工的生产或服务部门把某些消费（包括服务）集中提供给众多的消费者进行消费。现代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革命为消费需求社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凭借全球互联网络、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网络等互联网工具，能够减少消费者搜索商品的时间和成本，能够实现消费者之间互联互通，通过网络的外部效应，形成消费者的交流网络，消费者群体人数越多，群体性社会化需求越深入。消费者借助网络提供的丰富商品信息、评价信息和信誉信息等，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提供同类商品的不同卖家之间做出选择，而网络服务器可以根据消费者保留的各种个人信息、浏览记录和购买信息数据进行分析，使消费者获得更个性化、更优化的“定制化”“千人千面”服务体验，消费社会化与消费个性化相互融合。
消费社会化和全球化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需求去中心化和区域化实现了需求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链接，这种互联互通为消费者需求的实现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空间，而这又反过来延展了消费和经济的广度和深度。
资本全球化即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快速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和组成部分，是贸易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随着资本从国际商品流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流通物，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和实现增值而呈现跨国运动，资本流通也呈现国际化发展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贸易的发展不断加快，与之相对应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有价证券以及各种衍生金融工具不断涌现，国际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日新月异的形态使全球资本急剧膨胀扩张。以债券市场规模为例，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高达77394.4亿美元，超过美国全年GDP总额的1/3（见图1-1）。在全球外汇市场上，国际清算银行（BIS）调查数据显示，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快速提高，1989年为5392亿美元，2007年为3.3万亿美元，2019年为6.59万亿美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增加了11倍有余。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孚特（Refinitiv）的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和签订新贷款协议，共筹集了创纪录的12.1万亿美元资金，其中，美国企业筹集了超5万亿美元。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当代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广泛应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凸显，金融市场交易超越地域和时空的限制连为一体，全球主要金融机构也已经连成一片，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依赖性和相关性不断加强。今天，全球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已经实现了一周五天、全天连续24小时的不间断运营交易。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银行外汇交易的电脑网络终端显示器上都可以同步查阅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有关汇率的经济、政治信息。随着全球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资金全球化流通加剧，但也引发了日益尖锐的金融全球化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由于实力不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得利最多，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甚少——特别是近十几年的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金融冲击和货币风险，使这些国家面临更严峻的经济挑战。随着数字经济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数字货币的出现和成熟也许可以打破国家制度限制，实现货币与资本的全球自由流通，化解当今全球经济困局。
图1-1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市场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大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范围越来越大，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体化内容越来越丰富。当前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且随着世界经济的失衡，特别是全球多边主义受阻，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局部替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据WTO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球164个WTO成员已送达WTO组织的区域贸易协定通知累计713个，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305个。其中，亚洲经济体与区域内外经济体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186个，占全球区域贸易协定总数的54.9%。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截至2021年6月15日，全球共有2852个双边投资协定和420个其他国际投资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分工与依赖日益加深，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各国的生产和流通及其经济活动进一步越出国界，各国、各地区主动放宽或破除束缚和影响流通的规则，甚至淡化国家主权与边界，使各种要素禀赋在特定区域更加便利、更加迅捷、更加自由流通，成为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圈。欧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近年来多边贸易谈判所遭遇的挫折和困难，使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各国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一种选择。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和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因美国退出而变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组成了涵盖全球30%的人口、29%的GDP以及27%的贸易量的全球最大自贸区，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RCEP将取消成员国之间91%的货物关税，规范投资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等贸易活动，并将促进自贸区内供应链的优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长期繁荣稳定。2022年5月，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GDP占全球40%。
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在新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各种资本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运动超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人类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将或早或迟、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世界各国利益，是大势所趋。过去数十年来，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当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固有的经济增长与分配失衡、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更加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凸显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但是，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的演讲所指出的：“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滩，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受内在规律和治理不善等因素影响，各国、各地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及从中获益的能力差异很大，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不同生产要素和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始终存在。特别是当前反经济全球化思潮高涨，逆全球化行为此起彼伏，给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带来新的不确定影响，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在经济全球化中，不同国家、不同阶层掌握的资源、所处的位势和参与的程度等存在明显差异，不可避免地出现获益不均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矛盾更加凸显。特别是过去几十年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模式难以为继，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仍处于量变和尚未突破阶段，且仍以信息技术智能化应用为主，属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和深化。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技术、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兴技术虽日益发达，但与之相连的产业链条刚刚兴起，还不适合大规模模块化生产，对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新旧增长动能尚未实现有效接续，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常态化使得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更趋复杂，这为一些人将困扰世界的问题甚至国内的矛盾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由头或借口。
二是全球发展失衡加剧，发展赤字突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正效应，也带来负效应。正效应主要体现在增长方面，负效应主要集中在分配问题上。“冷战”结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在促成贸易大繁荣、投资大发展、人员大流动、技术大扩散的同时，也带来获益不均的问题，导致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贫富差距拉大。从不同国家看，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其获益要远大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能源原材料输出国地位，贸易条件恶化、债务负担沉重、金融风险增加。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被长期锁定在中低端环节。从不同群体看，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全球仍有8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全球发展失衡，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三是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滞后。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兼具高效性、包容性和安全性的国际经贸规则与治理体系，以推动全球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充分反映各国利益诉求和主张，防范经济紧密联系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当今世界，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济全球化进入金融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构建的新阶段，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明显滞后，存在有效性不足、包容性不足、安全性不足等问题，也不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下各国的利益诉求，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特朗普上任后，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内顾倾向明显，民粹主义色彩浓厚，其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现实发展，已经偏离美国利益和美国意志，让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钻了空子、占了便宜，对美国垄断地位和绝对优势形成竞争甚至挑战。在这样的导向下，其带头在全球掀起逆全球化和反多边贸易风潮，利用“关税”“毁约”“脱钩”“排他性条款”等极限施压手段，推行贸易、投资和科技等领域的单边保护主义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起贸易战并引起连锁反应；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北美自贸协定调整为美加墨自贸协定，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要与欧盟、英国、日本等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和双边安排，废弃“让美国吃亏”的国际经贸协定，削弱主要竞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重塑对美有利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和“美国第一”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作为长期经济全球化主导国和核心动力源，美国在特朗普执政下以政府力量取代以往反全球化的民间力量，成为此轮逆全球化风潮的主推手，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在美国总统拜登胜选和上台之初，不少人曾认为美国有望回归多边主义、重启全球化进程，但从拜登上台以来的诸多内外政策安排看，拜登政府的所谓回归多边主义是有选择性的，是建立在以“美国利益”为导向的基础上的。之前就已强化的对华技术封锁和科技“脱钩”，现在依然如故甚至还在加强；对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开始设限；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发起所谓的“民主峰会”，不断拉拢、联合盟友拼凑各种阵营和制造全球分裂，与真正的全球化和世界共同发展背道而驰。
实际上，美国是已有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时期，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获利最大的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大量资金从各种渠道流入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货币资本、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全球大量高技术人才也纷纷被吸引到美国。美国以大型跨国公司为载体，利用全世界的资金、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获得了全球化的利益。此外，在当今的世界贸易格局中，从贸易盈余和赤字进行分析，美国作为贸易逆差和赤字国，实际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后实现者和吸纳者。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只有贸易逆差才真正占用他人的资源，因此，实际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控制着各类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方向，也控制着商品实现的流动方向。一方面，国外高质量要素的流入提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压低了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界产出的流入则进一步增强了竞争、刺激了进步，而廉价商品的流入又能够进一步减轻要素的成本压力，提高美国产业的竞争力。因此，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主导中心的美国，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通过规则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近10多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突出表现在：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不断提高；不仅受到国际间接投资的青睐，而且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热点区域。以世界500强企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纷纷大幅增加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将业务外包给新兴市场国家。近10多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2个百分点，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显著上升，技术进步速度快，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步缩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国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201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达到60%左右，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新兴市场国家发出越来越有力的声音，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国际经济合作和其他经济事务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5%以上，发挥了世界经济“稳定锚”的作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疫情冲击下，全球贸易面临挑战，而中国实现了新的飞跃。2020年，中国全年进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份额创历史最好纪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成为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高举的全球化大旗正在引领世界经济开创新局面。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中国发展理念首次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上转化为发展方案，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为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G20、金砖国家等机制平台上发表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2019年G20大阪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的重要讲话，继续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与繁荣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四个“关键”和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三个“坚定不移”，为如何战胜疫情和建设后疫情时代的美好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面对时代之变和疫情交织的复杂格局，世界各国应当在加快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加强宏观政策协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迈向全球经济共同体等方面加强开放合作，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正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心剂”。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也是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新实践，9年多来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取得了沉甸甸、实打实的成就，成为开放包容的平台、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将引领全球走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