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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事业到底为了什么？事业是人生的全部吗？肯定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这一问题是如何解答的呢？
日本经济崛起之后，稻盛和夫先生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活法》一书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宁的时代，世道混迷，看不清前途，物质是富裕的，精神却很空虚。衣食是丰足的，礼仪却很欠缺。行动是自由的，感觉却很闭塞。只要肯努力，什么都能得到，什么都能做成，但人们却消极悲观，有人甚至犯罪或搞出丑闻。一种压抑的气氛弥漫于整个社会，这是为什么？因为许多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因为缺乏明确的价值观才导致今日社会的混乱。”
《活法》作为企业撰写的书，开篇不谈企业却直接谈人生：“如果不从根本的价值观上思考和解决问题，社会必将愈加动荡，未来必将愈加混沌。在本书中我将正面追问什么是人生的真理，生活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状态是什么。我将毫无顾忌地阐述我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将我这根小小的桩打进时代的潮流。”
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企业家，赚了钱以后依然很痛苦，觉得很迷茫，没有方向，为什么呢？慧律法师说过一句话：“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了错误的东西。”企业家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都与方向有关。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整个商业一定会迷航。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对于人生方向问题有着非常深刻而又理性的思考。
企业做到什么程度算是成功呢？在常规思维中就是以销售额为目标，以成为上市公司、国际品牌、500强等作为成功的标志。这些不能说是错的，但绝不能把它当作终极目标。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提出人生与事业的目标时，给出的答案叫三立——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中国人的追求。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即为国家建功勋、做贡献；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即思想、经验用文字记载其要，传之于世。所以，中国人的名字里常有三立，如马三立、李立三。中国人做事业，以这个作为最高标准。为什么将其作为最高标准？站在历史的角度就能明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什么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印迹？三立！其他的，“是非成败转头空”。
如果以三立为追求，就有人会提出：那公司业绩呢？上市呢？其实能够实现三立，这些都会被兼顾到，反倒不难。像三鹿奶粉、长生生物出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在大方向上错了，追求不同，结果就不同。比如，同样是企业家，为什么稻盛和夫先生能够写出《活法》那样的书，而中国的企业家却写不出来？出书是立言，立言得先立德、立功。
立德，可以利益家族数百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像吴越王钱镠、宋朝宰相范仲淹，因为德厚，这两个家族传承不断，绵延八百年乃至一千年。立功，可以利益国家数百年。像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对社会贡献很大，到现在人们还是纪念他们，因为他们对社会有功。立言，可以利益后世数百年。像王阳明、曾国藩，我们现在看他们的书，仍然觉得很有用，因为他们有追求、有才智。
古人的追求方向跟我们现在真的不大一样，像范仲淹、王阳明，他们临终时连丧葬费都没有，特别贫困。有人会问：“官当得那么大，为什么还那么贫困呢？留点钱不行吗？”其实后来才明白，他们对这些毫不在意，三立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立是外在的显性世界。关于内在的世界，稻盛和夫先生提出“提升心性、磨炼灵魂”。他说：“我们人生意义在哪里，人生目的在哪里呢？对于这个人生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必须从正面回答，我的答案就是提升心性、磨炼灵魂。”把内外两面联合起来，就是今天企业家应该要追求的人生境界。
内在提升自己的心性、磨炼自己的灵魂，外在立德、立功、立言。内在与外在之间是彼此关联的。如果我们能够立德、立功、立言，心性也一定很高；同理，如果我们心性很高，就可以立德、立功、立言。两者可以互相对照。我们在追求三立的过程中提高心性，在提高心性的过程中实现三立，以这个目标贯穿我们的事业。
对于中国的几千万名企业家来说，如果定下这个目标，相对来说就会更加合理可行，在中国文化里被称作“内圣”和“外王”，出自《庄子》：“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内圣是在事业中提高心性，外王是在事业中实现三立，内圣和外王之间互相关联。内圣，还包括慈悲的增长、智慧的增长。外王，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兑现。如果内在的慈悲增加了，我们的理想就大；智慧增加了，思路就更加开阔。
我认为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是一条安全之路、合理之路，中国企业家如果朝这个方向奋斗，要比过去单纯追求财富好很多倍，既为社会做了贡献，也保护了自己。因为调整了方向，从而调整了整个人生与事业的步调，这才应该是中国企业家的最高追求。
《一代大商孟洛川》中有这样一段话：“其一，大商之为商者，非以聚财富家为目的，而以经世济民为己任，虽居身于市井圜匮，却能立志于天下大众，此所谓奉义也。其二，大商之为商者，必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准则，诚信克己，不欺不诈，此所谓信义也。其三，大商之为商者，富裕后并非耽于个人享乐，而是为富尚仁，乐善好施，达则兼济天下，大者保家卫国，兴邦安境，小者赈灾济荒，筑路修桥，兴办义学，此所谓，行义也。”中国古人都有这样的大商追求。
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从财富到大商再到圣贤，这条路是合理的。如果把目标设低了，以财富作为唯一追求，后患会很大，从身体到家族乃至于后世都容易出现问题。
同时，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内在能够提升心性、磨炼灵魂，幸福感就会很强，因为内心安宁，充满了慈悲和智慧。内心安宁、慈悲、智慧的人，一定是最幸福的人，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外在能够三立，那这一生就会很有成就感，对社会有贡献，没有虚度人生。
这些年我一边学习传统文化，一边和企业家交流——企业家的人生到底要往哪里走。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过去选定的方向好像不太对，我想如果能调整到正确的方向，并且有“普世价值”就好了，所以就有了这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