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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改汗称帝后，大清官场里另一个郁闷之人，便是杜度。
杜度不得志，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出身问题。杜度虽是努尔哈赤的孙子，却是褚英的儿子。正因为他是褚英的儿子，皇太极才一直压制着他，不给他任何发展机会。
褚英是努尔哈赤的长子，青年时英勇善战，能力突出，深受努尔哈赤重视和重用，并将其内定为他的接班人。
但是，作为二把手，褚英却没有体现出官场上的“为副之道”：踏踏实实做事，夹着尾巴做人；到位而不越位，到位而不失位，到位而不无为；全力辅佐一把手，不贪功名，要承担责任；既要在下属面前树立威望，又要防止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
褚英把“为副之道”全部做反了，在不权衡各方利益的情况下，一心想把后金政府经营好，最后挨累不讨好，在政府决策层激起众怒，尤其和诸弟、努尔哈赤重用的五大臣关系紧张，不可调和。在努尔哈赤看来，他这个能力突出的儿子一意孤行，与他的需要背道而驰，而且屡教不改。为了维护后金官场的稳定，于1613年，努尔哈赤剥夺了诸英所有权力，囚禁家中；于1615年10月，将其处死。
尽管努尔哈赤处死了褚英，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褚英为后金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之所以必须处死亲儿子，是维护官场稳定的需要。
褚英被处死时，杜度18岁。杜度不是圈养大的“官二代”，他自幼跟随爷爷、父亲驰骋疆场，并立有战功，逐渐成为后金军中将。努尔哈赤为了弥补妄杀褚英的内疚，让杜度自领镶白旗的主旗贝勒。
杜度作为罪犯家属，努尔哈赤对他只能是限制性使用。后来，努尔哈赤想把多尔衮提拔为旗主，便找个借口要杜度腾出镶白旗旗主位置，再寻机交给多尔衮。
杜度腾出旗主的位置很容易，努尔哈赤要想找到让多尔衮做旗主的理由，就没那么容易了。直到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即位，镶白旗旗主的位置还空着，结果镶白旗落到了皇太极的手里。
后金政府一把手的变化，也导致杜度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
父亲是怎么死的，皇太极和其他贝勒，在父亲被囚、被处死的过程中，做了什么手脚，杜度心知肚明。皇太极和其他贝勒、大臣更清楚自己在褚英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人为了防止杜度报复，对他更是严加防范。做了亏心事，自然害怕鬼叫门嘛！
杜度了解父亲，通过父亲悲惨的遭遇，也认识到后金官场斗争的残酷性。在这个官场上，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以任何名义制造，或被制造。
杜度知道，他既然无法离开后金官场，只能尽力适应这个官场上的一切。褚英被杀后，杜度说话谨慎、做事低调，不找任何人麻烦，也防止任何人找他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即使他和别人犯同样的错误，别人可能只被罚银，而他可能就会被处死。
官场的律条，在制定的时候，就附加了橡皮筋的功能。目的是让需要此性能的人，想拉多长就能拉多长。否则，就体现不出权力的重要性。
按理说，杜度在努尔哈赤孙辈当中，是参与战事最多、封贝勒最早、才能不比其他人差的名将，在皇太极即位后，他应该获得更多参战议政的机会，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从皇太极即位到去世的16年中，杜度从未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他从未担任过主帅。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协助其他贝勒看家守院子。
杜度要比父亲聪明得多，可是他却没有父亲那么好的机会。他意识到，在以皇太极为首的官场上，他的仕途基本被判了死刑。他能做的，就是保住一家老小的性命，保住已经拥有的位置。
杜度这样做，不是主动知足，而是被动知止。
知足，是我足够了，不再需要；知止，是我不需要，没必要再要。
皇太极即位后，派阿敏为帅，带领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杜度、硕托等人，统领3万人马，征讨朝鲜。
阿敏主动请命带兵征服朝鲜，是为了摆脱努尔哈赤家族的约束，在朝鲜另起炉灶。打败朝鲜军队后，阿敏想滞留朝鲜不回，却遭到诸贝勒的反对。
阿敏知道，在后金官场上，杜度过得和他一样不如意。于是，他就拉上杜度，对其他贝勒说：“你们愿意回去就回去，我们叔侄俩在此居住！”
杜度虽然比阿敏年轻，却不像阿敏那样幼稚。他见阿敏要拉他下水，赶紧找理由离开。他不想得罪阿敏，更不想得罪皇太极。
后来，阿敏由于没人支持，只好跟随大部队乖乖地回到沈阳。
杜度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大局为重，没有和阿敏同流合污的行为，并没有打动皇太极。相反，皇太极觉得他是在韬光养晦，对他更是严加防范。
1629年11月，皇太极率领满蒙联军绕道入侵明国，杜度也随军出征。中途，代善和莽古尔泰强行要求皇太极班师，弄得皇太极骑虎难下。
这一次，杜度对皇太极依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选择旁观。当岳托等年轻贝勒主张继续进兵时，他选择了支持皇太极。
后金军入关后，杜度随皇太极征战。在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激战中，杜度受了轻伤。
皇太极班师回沈，命阿敏代他镇守关内4城。当皇太极决定用关内4城为坑，活埋阿敏时，觉得这个大坑只埋阿敏可惜了，便命杜度前去添坑。
人算不如天算。在杜度准备动身前往永平时，阿敏已经丢了4城，逃回沈阳，使杜度逃过一劫。如果杜度到达永平，结果只有两个：一是战死；二是和阿敏一样被终身囚禁。
此后几年，杜度没有机会参与重大军事行动。在后金军两次征讨察哈尔时，皇太极都安排杜度留守沈阳。因此，在这几年中，在后金政府里，杜度基本处于赋闲状态，不是打发时间，就是被时间打发，在政治、军事上毫无建树，自然不能升职加薪。
杜度不是没用，而是皇太极不想用。皇太极不用杜度，是因为杜度一旦立功，不晋升他，影响不好；晋升他，皇太极更难受。
杜度对此心知肚明。他知道，从父亲被杀那天起，他就是后金政府里最不值得信任的人。不论他做什么，怎么做，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于是，他采取不抱怨、不悲观的态度，做好皇太极分配给他的所有工作。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把手不信任的情况下，保住他的饭碗。
1636年2月4日，在皇太极的暗示下，兄弟辈以代善为头，子侄辈以杜度为首，各书誓词，焚化告天，以示对皇太极的忠诚。
杜度在誓词中说：“我杜度对天发誓，从今以后，如果我对大汗心怀恶意，言行悖逆，与大汗的要求相对立，……或与兄弟们串通一气，为非作歹……那么，天以为非，寿命不永，应该杀死！”
无论杜度怎么发誓，皇太极依然难以相信他。在皇太极称帝后分封子侄时，封了亲王6人，郡王1人，杜度仍为贝勒，只不过贝勒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多罗安平贝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