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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危机下，世界经济还依赖中国市场的拉动，而中国自身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经济要实现平稳地回归常态增长，并且更加可持续地常态增长，尚需付出更多努力。更何况，目前中国还面临三大过剩——制造业产能过剩、城市化相对过剩（以钢筋水泥外延扩张为基本特征）、过度金融化尚未出清。而四大替代——新消费、新基建、城市深化、新型金融资本领域方兴未艾，未完全成势。在三大过剩与四大替代的转换时期，经济形势可谓错综复杂。那么，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
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成就瞩目，但也由此出现了第一大过剩——制造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不仅意味着有大量闲置产能，意味着资源的浪费，还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如制约经济增长、增加通货紧缩风险、增加债务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等。为化解危机，早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去产能”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但至今，制造业产能过剩痼疾难除。毕竟，工业时代的特点是批量化生产，而批量化生产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停工停产的损失比继续生产的亏损更大，因为存在高昂的固定成本。
而当下，消费互联网逐渐发展成熟，同时，新消费初露头角，对冲制造业产能过剩，形成第一大替代，但与此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疫情之下，直播带货、在线办公、互联网医疗等逐渐盛行，却又存在假货多、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行业相关规范等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无论是消费互联网还是新消费，都不可避免地加快了产能过剩与个性化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互联网消费端消化的商品大部分还是建立在传统的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之上，并不都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消费端互联网的繁荣让传统生产制造企业产生市场错觉，在过剩的生产道路上渐行渐远。历数工业时代几轮经济危机的应对方案，消化过剩产能的最终方式是市场倾销乃至战争。当代战争的成本高昂，更有毁天灭地的核弹威慑，世界大战基本属于小概率事件，所以人们只能回到生产制造领域寻找解决之法。致力于打通需求端与生产端的产业互联网应运而生，让产品在生产之时就与需求形成匹配，从根本上改善供需结构错配，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只不过我国的产业互联网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工业等领域的数字化程度不高。
不可否认的是，产业发展虽然带来了产能过剩，但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人口集聚，城市就此繁华、壮大，不过也由此形成了第二大过剩——城市化相对过剩。为支撑更庞大的人口的生产与生活，以钢筋水泥、高楼大厦为基本特征的外延式城市化进程铺展开来。据统计，中国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一跃上涨到2021年的64.72%，城市数量达到了691个，成为全世界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然而，我国这种非典型的城市发展路径，虽在GDP的贡献上厥功至伟，却造成城市在应有功能上存在明显缺失。如今城市发展“由硬变软”，在大众从追求物质满足向追求精神体验转变的当口，若沿用过去追求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的城市化模式，必然难以为继。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的数据库显示，截至2020年9月3日，中国“未完成”和“暂停施工”的摩天大楼共有81幢，其中66幢是烂尾楼。
这些烂尾楼的建筑功能多样，但办公用途占比最高。仲量联行2021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41个中心城市里，有19个城市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超过30%。
当下，个别地方政府要么沉溺于城市发展的惯性思维，要么还未完全实现由城市化向城市深化（第二大替代）的思维切换，城市发展从“量”到“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城市化与城市深化虽仅有一字之差，内涵却全然不同，实际落实上更是大相径庭。城市深化已然超越纯经济视角，不再囿于GDP、土地财政等指标，而是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俯瞰整个城市经济生态的格局。而在城市化转向城市深化的过程中，第三大替代——新基建的作用不容忽视。传统基建构建城市内部及各城市之间的链接，而以5G网络、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指明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是城市深化的新毛细血管，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只不过从实际投资占比看，新基建仅占10%，与老基建相差甚远，但新基建的成形将给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深化带来叠加、倍增效果。
进一步而言，城市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人、物、信息集中与交换的场所。正是因为交易、交流及要素优化配置等功能的需要，城市化成为金融诞生的必备条件之一。而在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金融发展更是成为重要推动因素之一。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与地方政府又不可避免地对金融产生过度依赖，造成行业性的过度金融化，因而第三大过剩随之产生，如地方债风险积聚、企业杠杆过高等，整体发展有着脱实向虚的趋势。如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企业部门的债务率高达170.8%。为避免出现美国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过度挤压等负面现象，中国及时调整管控，以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转折点，政府对过去金融发展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纠偏，重新明确了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发展方向。
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类金融衍生品相继“爆雷”。这边传统金融才被戴上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紧箍”，而另一边，金融改革已开启一条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的“非典型道路”，传统金融又将被新型资本釜底抽薪，只不过新型资本的发展尚在雏形。比如社会资本尚在鼓励引导阶段，新基建投资虽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但仍是以政府资本为主导。
由此可见，“三大过剩”已然形成，而“四大替代”尚未完全开启，经济处于转轨阶段，难免出现一时的错配、紊乱。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关系，既不能讳疾忌医，任由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互搏，又不能过于自信，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应当着力让市场机制脱胎换骨以更好地发挥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这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必然走向“大政府+大市场”的复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