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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经济的表现依然突出。2022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规模达到121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左右，经济增长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
在世界经济前景黯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宏观亮眼，中微观却难。2023年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2%，已低于临界点。从不同规模的企业看，大、中、小型企业的PMI分别为49.3%、49.2%和49.0%，均低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宏观与中微观之间的落差？危机到底在哪儿？
实际上，宏观层面之所以如此亮眼，背后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走出。中国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因而在其他国家尚处于疫情的水深火热中时，中国率先马力全开，并成为世界各国采购防疫等各类物资的首选地。另一方面是因为老的增长空间尚未用尽，新的增长空间又集中而至。具体体现在以下六点。
第一，从改革开放到复式时代。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政府权重降低，逐渐让位于市场，不断释放出市场的潜力。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复式危机全面爆发，单一、线性的发展路径已经走不通，必须走上“大政府+大市场”的第三条道路。
第二，从区域纵深到双循环。过去，东部沿海、中西部等区域分梯次向纵深发展，东部经济率先腾飞，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区域经济落差。而今，“脱钩”强势登台，全球化面临“进二退一”
，尤其是中国走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国内统一市场的大循环，国内面临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而双循环本身也恰恰抓住了复式时代的要义。
第三，从城市化到城市深化。城市化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同质化的城市定位、同构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同源化的空间布局等，部分城市内涵缺失，城市发展急需深化补魂。
第四，市场空间从城市拓展到新农村。过去通过价格剪刀差，实现农村、农业支持城市发展。如今，城乡关系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且国家将更多的目光转向农村。按“新农村建设”总体部署，政府基本建设的增量将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如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实行村庄整体规划等措施，进一步建设新农村智能系统住宅。与城市深化相对应的是，新农村建设不仅涵盖交通、住宅等硬件的基本建设，还更注重人文、教育等软件的基本建设，以求最大化释放农村发展潜力。
第五，从工业化到数智经济。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也带来了产业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在网络、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下，主动地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数智经济时代来临，这将极大地拉平差距，城市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由之路。
第六，从劳动力禀赋到中产消费。过去，中国依靠劳动力禀赋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如今，人口红利逐渐退却，与此同时，中产消费群体崛起，中国经济将由劳动力禀赋带动逐渐转向由中产消费支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估算，到2027年，估计会有12亿中国人属于中产。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中产消费市场，显然已成为跨国企业的优先选择，而这必将影响未来全球的政治经济。只不过，中产消费将迈入以精神消费为主的新阶段。
概而言之，老“5+1”（工业化、城镇化、市场空间、劳动力禀赋、区域纵深+改革开放）带动中国进入经济起飞期，新“6+1”（大基建、后工业、数字化、绿色化、新能源、新“三农”+世界经济安全岛）已呼啸而来，这奠定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也造就了当下宏观层面的大好行情。
中微观层面却异常艰难，一方面在于新经济登台，老经济难以适应，新老交替加速了产业重整。新经济浪潮对各行业的渗透和扩张，直接影响并冲击着传统产业的发展。随着劳动力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的逐渐提高，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老经济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以传统零售业为例，中国零售业净利润率从2015年的3.2%下降到2017年的2.7%，如今更是在2%左右浮动。另一方面则在于各行各业面临产能过剩后的大洗牌。市场经济一边创造财富，一边制造过剩，从钢铁、煤炭到造船、化工，乃至某些新兴产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以汽车行业为例，不仅传统燃油车过剩，新能源车也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更要命的是，全球大放水下，各类资产价格扭曲高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采取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宽松措施，由于实体经济恢复缓慢，无处可去的资金正不断流入各种实物资产，导致原材料价格走高，各行业、企业遭受直接或间接的成本冲击，已是举步维艰。
因此，从宏观上看危机似乎没了踪影，而实际上危机早已变异、变形。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发展将进入一个迥异于以往、战略相持的时期。
一是旧矛盾叠加新问题，未来俄乌战争、能源危机以及全球经济衰退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给我国的经济转型设置了重重障碍。
二是中美博弈陷入僵持阶段。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本就有差异，而生存空间的挤压更是带来矛盾。当下，美国正阶段性地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中国也不断予以正当反击。
三是经济旧动能转向新动能，还需相当漫长的切换期。旧动能比如房地产行业，过度绑架了经济与社会，而现在，靠刺激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且过去“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和过度房地产化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也难以为继。2020年以来，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以及再推房地产税试点已然彰显出国家管控房地产风险的决心。然而，旧动能受限，新动能却难以及时跟上。而且，新、旧动能切换并不意味着对旧动能的全盘否定及对新动能的盲目追逐。如新基建虽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与主流，但真正的应用场景尚未全面到来，基站能耗巨大且已然过剩，不知不觉中成了“烧钱”的无底洞。正所谓“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中国能做的准备更多的是修炼好自身，也就是做好内部动能切换，以迎接虽艰难但可以借机实现完美蜕变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