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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2023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工作，大约是“复苏”二字。围绕着这个目标，政策不断出台：中央“稳经济”，明确五大政策。在2022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等一系列部署无不强调一个“稳”字。政策的出台带动了市场面的积极信号。例如联合国2023年5月发布的《2023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持续、气候变化恶化的影响和宏观经济结构性挑战，世界经济仍面临长期低增长的风险。但中国却将经济增长率上调为5.3%。IMF则称中国“可能是影响2023年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但这并未彻底打消市场的忧虑，体现在数字上，2023年1月，全国社融存量增速为9.4%，继续探底，刷新历史新低。在社融被拖累的背后，企业信心不足，1月企业债券净融资额同比减少4352亿元。外币贷款规模收缩，1月外币贷款同比减少1162亿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1月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同比亦减少475亿元。
这一忧虑也体现在居民纷纷选择提前还贷的行动中。一方面，这说明购房者对未来楼市的预期发生了逆转，“未来房价还能再涨涨”已然不是共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稍稍“手有闲钱”的投资者不看好其他金融投资前景，提前还贷也是在变相止损。
其实，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市场原罪，西方自由主义已经兜不住市场，借政府之手对冲市场渐成趋势。一向自诩“自由市场”的欧美如今深陷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中，IMF于2023年1月31日公布的报告指出，以G7（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2023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都不高，尤其是英国极有可能成为唯一经济负增长的发达国家，2023年，其经济预计收缩0.6%。相比之下，连饱受西方制裁、身处战争状态的俄罗斯，2023年经济预计都有1%的增长率。美国更是一把将“国家主义”的大旗插在经济领域，借助美元的霸权地位收割全球的“韭菜”，才将经济增长稳了下来。而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半道拐到市场经济，在市场与政府的“二人转”把握上具有特殊优势。要知道，政府与市场绝非对立的两面，而是各自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核心是在不彼此替代的前提下进一步驱动政府与市场各自发挥作用、相互融合。
换言之，政府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引导信心，让市场在此框架下充分释放活力，发挥主体作用。一方面，中国未来经济动力进入系统性的切换期，“6+1”模式兴起时，需要成熟的制度安排锁定长期向好的预期。正是站在新、旧动能切换的历史十字路口，才需要做出触及灵魂的改革，用长期的制度创新来代替短期的政策刺激。另一方面，以稳定的制度创新点燃市场各类主体的“星星之火”。行政管理只是短期的调整，而制度性的安排才是长期的稳定之锚。例如当下对税制改革的千呼万唤，就源自经济形态的变革。如今实体企业的税负已然成为极大的经营负担，反而是互联网经济中多有漏洞，平台经济下常常曝出某“网红”偷逃了一大笔税款。与其像打地鼠一样查一个抓一个，不如调整机制，使其更符合信息时代的趋势。
由此可见，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更适应于当下，而在制度落地的过程中，市场又是最重要的抓手，围绕着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信心，一系列的变化将显现在未来的制度安排中。
一是通过将权力下放到市场以提升自由度。从2018年12月商务部、发改委首次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来，到2022年版清单，事项从最初的151项减少至117项，缩减约23%。在某种意义上，将规定什么是企业可以做的白名单替代为告诉企业什么不能做的黑名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就是在给市场下放更多的权力。
二是提升市场机制运行的透明度。一个遵循着“三公原则”（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更能打消参与者的疑虑。2023年2月1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这项制度安排一方面将审核的权力下放到交易所，给市场更多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提升审核注册的效率、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例如沪深交易所相关配套规则新增规定，要求契约型基金、信托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作为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时进行穿透披露，规定了高管参与的专项资管计划减持战略配售股份的披露义务。
三是维系市场方向的稳定度。从商鞅立木取信到吕不韦一字千金，再到20世纪卢卡斯的预期管理理论，公众只有看到明确稳定的市场方向，才能下决心参与市场、建设市场。如今，世界各国已经进入经济复苏的竞速赛场，除了用政策来引导，扭转预期还要靠市场制度的革新，让市场活力发挥支撑信心的中流砥柱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