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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经济受外界冲击明显，但根本上还是原有经济引擎“失灵”、新经济动力不足所致，不仅传统的“三驾马车”集体失速、人口红利和房地产红利逐渐失效，而且新经济动力系统也有待弥合。外部扰动暴露出我国原有经济动力的不足，但也开辟了2023年我国经济动力切换的窗口期、机遇期。原因在于：
一是引起全球经济动荡的部分扰动因素趋于消退。地缘政治方面，俄乌冲突在延宕一年多后，其带来的市场面冲击波开始趋小。货币政策调控方面，尽管通胀仍处于高位，但美联储超大规模加息潮正进入尾声。全球流动性的缓解，将有利于提振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资本市场形成较强的支撑。
二是国家政策打出了一套刺激经济的“组合拳”。首先，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十六条”提出用保交楼促进购房者信心恢复、用企业债务展期+支持融资稳定市场主体、用个人购房信贷带动市场恢复。紧接着，优化疫情防控的“新十条”最大限度地服务经济复苏，为企业出海创造好机会。最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3年经济恢复定下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在2023年或将有更多支持政策出台。由此，市场对经济的信心和预期不断提高。《经济蓝皮书：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5.1%左右，呈现明显复苏态势，经济运行将整体好转。
由此观之，从失序到有序，从修复到增长，2023年或将成为中国经济新旧动力切换的关键节点，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蓝图将随之出现。经济新动能通过结构性改革等新举措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来培育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随着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失效，笔者提出了未来30年中国新经济增长的“6+1”动力因子，即大基建、后工业、新能源、新“三农”、数字化、绿色化六大增长引擎，叠加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安全岛”的特殊地位。当下“6+1”动力因子已隆隆作响、开足马力。
首先，从工业赋能到科技赋能，以创新驱动引领中国经济进入跨越式发展新阶段。在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科技文明时代，信息化、智能化作为杠杆培育新动能，激发出传统产业转型的活力。在工业时代人们实现了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而在科技时代，机器不仅进阶为可以实时监控、质量追溯的无人生产和智能生产工具，而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掀起前所未有的内容生产力变革，如AI绘画和写作，更有望代替人类脑力，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其次，动力因子从单打独斗到深度融合，弥合经济动力的碎片化，实现产业优势的联动。过去，动力因子往往单点爆发，而今，动力因子之间全方位渗透，多学科、多领域、多技术互为融合成为科技升级突破的内在支撑。例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化+数字化+新‘三农’”的有效融合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农产品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大幅增长，巩固脱贫攻坚效果显著。2022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5313.8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比2021年提升7.3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绿色乡村的建设中，可以通过生态检测系统建立精准的数字化环境监管机制，以此打造独具魅力的生态乡村。
最后，我国“世界经济安全岛”的权重持续上升，促进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集聚，打通国际国内“双轮驱动”。一方面，“增持”成为肯定中国“世界经济安全岛”地位最直观的表达。2023年1月，北向资金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净买入1412.9亿元，净买入量超过了2022年全年规模。同期，明晟中国指数上涨近12%，连续3个月累计涨幅超过40%。
另一方面，“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支持外商投资企业研发中心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目前在华外资超过60%流向高附加值服务业，超过30%流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如三星对华投资不再是生产手机、组装电视，而是生产闪存芯片。据上海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2022年上海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0家、外资研发中心25家，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91家、外资研发中心531家。
外资外企的涌入将促进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集聚中国市场，进而推动产业链、创新链高速发展。
进一步而言，我国在2023年启动经济动力系统切换，其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有望弥合世界经济运作系统的裂痕：一方面，打通“双循环”模式的中国将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的流通。当“逆全球化”、疫情等撕裂全球经济系统，打通“双循环”模式的中国凭借工业体系齐全、经济结构多层、产业链开放，将产生强大引力，与各经济体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三链”合作。尤其是当下，借助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加速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不仅工业产品，中国大量基建项目走出国门也加速了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的主体育场——卢塞尔体育场就是中国铁建国际承包建设的。另一方面，发展本就是一种能量释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在全球的率先调整，从中提炼的智慧、经验将解开世界经济模式的死结。目前全球自由市场的弊端已显现，华尔街“钱生钱”的金融模式难以在科技经济时代提供创新的乐土，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国家的有限调节已不足以应对。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本就自带“大市场+大政府”融合的基因，制度、模式也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之中，为对冲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一定借鉴。
“最后活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快适应环境的。”几十年前的发展模式显然无法延续百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动能切换并非一蹴而就，难免会经历“腾笼换鸟”的阵痛。2023年是中国正式启动经济动能切换的元年。中国的制造业迈向高端，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时间的积淀。况且，转型如同脱胎换骨，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同时，新、旧动能也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需要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找到平衡点，才能“涅槃重生”。发展新动能并非要摒弃旧动能，而是以创造性力量颠覆和淘汰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此，经济发展将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新的动态平衡。如在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化石燃料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一味追求新经济转型只会捉襟见肘、自顾不暇，在新、旧动能之间取得发展平衡的临界点才能实现转型的良性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