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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通过持续激进加息将美国的通胀水平从1980年历史最高点的14.8%压了下来，代价是美国两年内两次陷入经济衰退，这种通胀飙升至必须采取激进政策手段进行调控的时刻被称为“沃尔克时刻”。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2023年5月3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再上调25个基点，到5%至5.25%之间。这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的第十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00个基点。这使得世界主要货币遭遇贬值风暴，外国投资者退出新兴市场。眼下重现“沃尔克时刻”的可能性正不断被放大。
本轮危机的复杂性或给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有内生性危机，偿还2008年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历史欠债，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未被解决，金融体系、经济市场的运行只不过靠着全球央行普遍“大放水”来续命；又有外生性危机，疫情、俄乌冲突、极端气候等因素持续搅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警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时发生经济、能源、粮食和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高得令人担忧。事实上，在多重危机叠加下，即便是欧洲也不再淡定，预计到2024年，英国会有超过500万户家庭的储蓄被巨额能源支出耗尽。而德国自两德统一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2022年5月，德国贸易逆差10亿欧元，被《每日镜报》等德国媒体视为危及“德国繁荣模式”的“具有严重后果的趋势性逆转”。
面对危机，自保是本能反应。只不过，从救市举措看，财政政策具有脆弱性，政府持续的入不敷出限制了财政“工具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的数据显示，2022年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3.6%，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6.1%。仍处高位的债务，不仅限制了财政政策的进一步开展，也正逐渐透支政府信用。而货币政策又面临通胀与经济衰退的两难。尽管坚决加息以抗击通胀是沃尔克留给美联储的“根深蒂固”的货币操作经验，也被全球主要央行奉为“铁律”；但多重危机叠加下的经济体就像多种疾病缠身的腐朽老人，早已承受不了任何刺激性医疗手段。以日本为例，负债率达到260%，超过其国内同期GDP的两倍，一旦加息，可能连利息都还不上。
说到底，无论是政策宽松还是政策缩紧，无论是量化宽松（QE）还是加息，表面看都是为了保证经济处于合理的运行区间，但实质都只是延缓了危机爆发的时点，改变了危机爆发的呈现形式（如从V字形到U字形），并将政策副作用的爆发时间延迟而已，并没有真正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病灶。
辩证地看，危机是“危”“机”的一体两面，既然政府举措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到来，又绝不会平静地接受危机的爆发，就有必要将这两个字分开，尽可能地捕捉到“危”中的“机遇”。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的发展不是静态均衡的，而是动态非均衡的，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危机是重新洗牌、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当危机降临，原有的技术、商业模式、赚钱路径难以为继，生产和生活需求开始萎缩，这些刺激着人们的创造力，启发人们通过新技术、新模式寻求更低成本和更高收益。创新不仅引发产业革命，也开辟出更多对供给的新需求空间。企业和个人重新进入市场，开启新一轮的“回升”——这个过程将要素资源从效率低下、损毁价值的模式与组织中释放出来，被效率更高、创造更大价值的模式与组织利用。尽管会引起经济的短暂萧条，但也预埋了让市场结构和经济秩序得到优化、经济体的总体效率和竞争力得以提升的空间。
更进一步而言，经济危机中“危”与“机”是客观存在的，但能否抓住这个战略契机，化危为机，则需要主动创造机缘。回溯历史，国家普遍采取两种手段：第一种是和平手段，驱动科技进步来做大蛋糕，以经济增量平抑经济危机的产生。这虽然听上去很美，但科技发展具有偶然性、不可控性，甚至还依赖于天降好运，属于驾驭经济危机的被动机缘。而当没有这份运气来驱动增量空间时，就只能进行存量博弈，抢其他人的钱还自己的债，即付诸第二种手段，即暴力手段，强行打开外部市场转移危机，实现内部再平衡。最极端的表达方式就是通过战争完成权力、财富再分配。典型如始发于美国的1929年大萧条席卷全球，催生了德意日法西斯，他们牵头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战时的军事订单给美国带来了军事工业的膨胀，战争融资又强化了美元的信用基础和避险功能，由此奠定了美国霸权的两大支柱（军事与美元）。然而，战争这种暴力手段并非在危机中创造机缘的终极形态。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代价。由于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是追逐更高的利润，受规模效应驱动，生产产能大于有效消费产生的矛盾便一直存在；而过剩就要平仓，以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形式爆破。
无论是科技还是战争，都属于隔靴搔痒、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试图避开主要矛盾，通过其他途径去解决经济问题。如果说科技进步就是让产品更多、更高效地被生产出来，长期看又进一步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导致危机的反复拉锯，那么战争便是一种强行的阻滞，会将问题越积越多，相应的爆发程度就越来越强。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地创造化危为机的机缘，根本方式就是釜底抽薪，驱动范式迭代。
事实上，经济学中何为正统观念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明确，因此学界同时存在和追求着多种观点，百年来经济叙事便发生了两次迭代与演化：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大萧条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作为统治性的范式，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让芝加哥学派领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成为替代性新范式。只可惜，两轮范式迭代都没有让我们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变得更加从容，如今多重危机正变得更加极端，全世界都亟须寻找一种全新的经济范式。
如果从国际炒家做空中国、西方老调重弹的“中国崩溃论”等叙事中跳出来，站在客观、中性的角度，就会发现：中国正抓紧本轮经济危机的战略机缘——正以最大限度打破美国从外部给我们施加的种种阻扰，尽管不可能一时间在绝对层面变强，但已经实现在相对层面变强。全球十大工业国，只有中国保持绝对的顺差优势，2022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4019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6686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923亿美元。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构成特别提款权（SDR）的一篮子货币进行的定值审查中，人民币权重也从此前的10.92%上调至12.28%。因此，虽然短期内世界经济状况或许会一定程度地波及中国，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此时却是一个百年难遇的战略契机。而这种机缘，是主动作为、稳健发展成就了具有韧性的“全球经济安全岛”。2008—2020年全球GDP增长了20.9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贡献了48.38%（中国GDP增量为10.14万亿美元）
；而2020年以来，中国吸收外资的规模越来越大。联合国贸发会发布《全球投资趋势检测》报告称，2020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最大外资流入国，录得1630亿美元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吸收外资占全球比重提升至19%。
2021年中国吸引外资首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达到1.1亿元，实际使用外资以人民币计增长14.9%。
再看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同比增长6.3%，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潜移默化中靠近经济范式迭代的方向：中国的制度、模式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在政府与市场“双人共舞”的经验中能逐步摸索出纠正市场失灵之道。在此过程中，对于身处这片土壤的每一个普通人而言，应该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