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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佛教东来始有之，然不占重要地位。又久而中国化，其宗教之意味遂亦变。
中国文化最重教育，即政治亦教育化，周公之制礼作乐是也。周公用之于政治，孔子播之于社会，儒家精神乃以教育为主。为儒则必为师，尊师重道，又为中国文化传统主要精神所在。
中国人之教，为师者必为其弟子留下地步。中国人之政，在上者亦必为在下者留地步。君臣相处有礼，庶可乐。礼之流衍，有各种制度。一切限制与度数，皆为对方留地步，与掌握权力以把持其下之意义大不同。
“礼”者，于分别中见“和合”，于上下间见“平等”，而犹贵于死生人鬼之间得其“通”。周祚启于武王，但上推文王，又必上推后稷，以见大业之由来。故有宗庙之祭，乃教为君者勿存自尊自贵之心。先有列祖列宗，传递此业，又其上则有天。天人相通，先后相承，岂任一人所能独擅此大业。然则中国之礼，即中国之宗教，其原始尚远在周公之前，而传递则直达于近世。故亦可谓中国有宗教，而无教主。为之主者，即天，即上帝，即列祖列宗。其教直达于吾心，使吾心能上通于列祖列宗，以达于天，达于上帝，斯此大业乃可保持而弗失。非我能保持之，乃吾之列祖列宗得天与上帝之同意而始获保持之。
天子宗庙之祭，列国诸侯皆来陪祭。诸侯亦各有国，乃由中央天子之列祖列宗所封建。而得此封建，亦不在己，乃在其列祖列宗。故诸侯之归其国，又必各自祭其祖宗。更下至于庶民之受百亩而耕，亦祭其祖宗。尊祖敬宗之礼，固已下达于天下。礼不下庶人，非指此。此之谓宗法社会。
人之对其祖宗死者有礼，人与人相处亦有礼。父子兄弟夫妇相处，必各为其对方留地步。君臣朋友相处，亦必各为其对方留地步。故五伦之间亦各有礼。礼者，体也。有礼则相互各有地位而共成为一体。父子相与即一体，慈孝主在心，见之行事即成礼。夫妇亦然。其他诸伦莫不然。
中国人所信在天，在上帝，在各自之祖宗。其所奉行，在各自当身人与人之间。而天帝祖宗，亦必为当世人群留地步，如是信，如是行，由此乃有人道。人道由天道来，亦由鬼道神道来。鬼亦人也，虽已死，而有其不死者仍留在人间。故此世界乃人鬼合一之世界。鬼世界即融合于人世界中，其主要乃在人之一心。身必有死，心可不死。此心寄在己之一身，亦寄在父子夫妇五伦大群间，并可寄在前世及后世之人间。周公孔子之心，即上承其前世人心来，亦仍寄在后世之人心。
孔子继周公而起，即周公之心以为心。孔子之心与周公之心相通，故时梦见周公。此心孔子称之曰“仁”。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继周公，即敬周公之心。故周孔之教，亦可谓之“心教”。周公礼乐，主要使用在政治。孔子仁道之教，则推广以及于全社会全人群。周公孔子非为宗教主，而后代中国人信奉周公孔子，至少当不下于佛教之信奉释迦，耶教之信奉耶稣。
在朝当政，则当信奉周公以为政。在野不当政而当教，则当信奉孔子以为教。中国儒家毕生所志即在此。政教对象在于外，而治之教之之大任，则归本于己之一心。其他民族之宗教，其所信，皆在外。中国宗教，则既信外，亦信内，而毋宁所信于内者当更重。其他宗教，莫不教其信者奉献其身于所信。而中国人之教，则教其修养所信于己身己心，而加以表现加以发扬，不啻教人各以释迦、耶稣自任。此则其大异处。
佛教来中国，教人先出家。中国人生重家，其道大异。但后世中国社会，父母死必邀僧侣来家诵经念佛，超渡亡魂，僧侣亦乐为之。实则僧侣心中亦各有其父母之存在。此即佛法中国化之一证。又佛教主人身地、水、风、火，四大皆空，既不主有人世界，自不主有鬼世界。但以此心悟此法，佛心佛法，则可常存宇宙间。中国佛教乃专从此方面来加发挥，来加宣扬。此心此法即此道，此道弥满天地间，则为佛教中国化之更大表现。此心此道，则以己为之主，故曰“即身成佛”，“立地成佛”，则人世界即可为佛世界，实即人世界即可为圣贤太平世界。此又中国人生理想之所在。
每一宗教各奉一教主，耶、回两教皆然。佛教分大乘、小乘。释迦最先所说或仅属小乘，此后异说宗派纷起，遂有大乘。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大乘佛学已趋哲学化。但说法日分，则教主被信奉之地位亦日降。佛教在印度，终于衰落，亦此之故。其来中国，则惟传大乘，宗派更日增，而益见佛教之盛。此亦中国民族性情使然。
中国先秦有诸子百家，一师授教，学者称弟子，其教称为“家言”。家言亦有分歧，儒分为八，墨分为三。此如子孙分家，但共戴一祖。祖下又分宗。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此乃中国之“宗法”精神。中国僧侣又为佛法“判教”，各宗各派尽认为释迦之说，但有先后之别。判法各不同，然仍同为一教，则不啻合西方之宗教与哲学而一之矣。此诚中国文化一大特色。
凡宗教，必为天下古今全人类立教，不为俗世一时一地一事立教。故成为一宗教，皆主出世。中国人则主要为俗世人立教，曰夫妇，曰父子，曰家国天下，斯亦古今人类共同皆然。惟中国之教更重在各自一己之奉行，孔子谓之“为己”之学。故中国人学尤重于教。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称“愿”，则是学者之“自由”。孔子已逝世，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求之己心，即得先圣人之教矣，故又曰：“归而求之有余师。”此则教者与学者相“平等”，而吃紧则更在学者。孟子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不言人皆可以为孔子。此因尊师重道，孔子始立教，故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而自孔子以下，再不尊奉人为圣。颜子孟子皆称亚圣，则孔子不啻为中国人之教主矣。实则人人胥学，斯人人胥可为。故周濂溪曰：“士希贤，贤希圣。”佛教中国化，亦称即身成佛，立地成佛，皆在一己，此即“独立”义。其为教，则主在淑世，此即“博爱”义。近代国人竞慕西化，群言自由、平等、独立、博爱，实则中国人之为教为学，已尽此四者而有之。
孟子又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西方哲学探求真、善、美，皆在外。如孟子言，则真善美三者同在己之一身一心，无待外求。则中国之教与学，已并西方之哲学与宗教而一之。而在中国，则无宗教，无哲学，此诚中国文化之深义所在。当商量，当涵养，不惮邃密深沉以求之。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同此性，即同具一天。耶教言天堂，与尘世别。中国人观念，天堂即在尘世，同在人之心。故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即人人已同得为一真实之信徒矣。修道之谓教，则如孔子。孔子无常师，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中，一人即己，其他两人或有善或有不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人尽吾师也。何以知其善不善，则比较同行之二人而即见，故曰三人行。俗语“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是已。孟子谓“舜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若就宗教言，岂不先有信徒，始有教主。为教主者，乃学于信徒以为教。濂溪言“圣希天”。实则天已散在各人身上，各人心中，此所谓“通天人，合内外”。惟必以一己好学之心为之主，故《大学》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唐以前中国人皆同尊周公孔子，则献身政治终为人生一大事。惟政教合，故孔子与周公同尊。及宋以后，乃改周孔为孔孟，又增以《大学》《中庸》定为四书，为人人所必读，其重要似犹过于五经。则教尤尚于政，学尤尚于仕。不必出身为仕，而人生大道亦可尽于己之一身。但终不谓凯撒事凯撒管，政治仍在此人生大道中。如信佛教，亦可不出家，为一居士。此见中国人性情之广大融通处。故中国人能信佛教，同时又能信回教、耶教，而和平相处无冲突。庄老之徒，其后亦创为一道教。儒家则终不成为一教，更见为广大而高明矣。
中国民俗又有土地城隍，及其他诸鬼神之奉祠，并及于妖精百怪。此皆非道非释，不成为教。在上者或斥以为淫祠，但亦不严加废禁。亦见中国人性情之广大融通，不仅合天人，又合大地山川，并及宇宙万物而为一。要之，则主在人之一心。能慈、能孝、能忠、能信，则随其宜而并容之。今国人则必斥之谓非宗教，非科学，非哲学。但就文学论，则此等亦有可为文学题材者。即如清初《聊斋志异》，乃民间一流传甚广之文学作品。以文学眼光视之，亦终不宜尽斥为迷信。故为中国社会来写一部中国宗教史，此等亦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之一鳞一爪，不当摈弃不述。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又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孔子于鬼神，非信非不信。宗庙社稷，以至祖先祠堂，祭拜之礼，特以教敬，斯已矣。敬则仍在己之一心，务使己心能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与不知分，则信与不信亦难定。又“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四者，西方文学，一切小说戏剧多好言之。西方宗教则惟上帝一神，与文学中言神有别。今人谓西方宗教乃“一神论”，实亦可谓之“无神论”。中国古诗三百首，以及《离骚》《楚辞》，皆言神，但与西方文学中之神不同，以其与怪、力、乱不同。故若谓中国有宗教，乃“多神教”，而孔子亦近神。汉赋及乐府，下至诗词散文，以及小说传奇，虽亦间有怪、力、乱，然皆非言怪、力、乱，乃别有所指。如《水浒传》乃以忠义为言，非倡乱。《金瓶梅》则及于乱矣，非乱于上，乃乱于下；非乱于国，乃乱于家；斯尤乱之甚者。然《金瓶梅》终为禁书，不得流传。《聊斋志异》言怪，亦非言怪。凡中国文学中言神，则莫不涵敬意。此见全部中国文学虽言怪、力、乱、神，亦无大违于孔子之教。近代国人乃以西方文学为宗，提倡新文学，怪、力、乱皆不排斥。而《金瓶梅》则以新文学观念再获提倡研究。亦有人言，提倡新文学势必达于非孔反孔，此亦一例矣。
又如平剧中有《白蛇传》一剧，白蛇为怪为乱，而法海则为神为力，双方斗法，白蛇负，被幽雷峰塔下。白蛇夫许仙官，乃一极平常人。然剧中表演，毋宁同情许仙官与白蛇精，而于法海之神通广大则转少赞赏。尤其是“祭塔”一幕，白蛇与其子相晤，唱辞哀怨，可使闻者泣下。夫妇母子，人伦大道，剧中寓意，亦不失中国文化大传统。惟偏在怪、力、乱、神方面，乃终成为一小说一戏剧，终非中国文学之正统。
今再言孔子何以不语怪、力、乱、神。姑再举一小例。余幼时亲见乡间有招魂术，一村妇口念咒语，能招亡魂附体发言。其言非亡魂亲人绝不知，而此村妇能言之。此术遍布中国全社会。类此术者尚多，今不缕举。凡此皆属神而怪。今国人尽斥此等为迷信，又谓其是一种低级信仰。中国人言魂魄，魄附体以俱灭，魂气则无不之。如孔子之魂气，岂不仍流布存在于今日之中国。村妇招魂及其他怪术，实皆有关魂气方面。若认此即为中国之宗教，则中国宗教中实涵有极多科学成分。即须有此下一种新科学加以深究与详阐，不得以西方科学所无，即尽斥之为不科学。但非积长时期多数人之研寻，不易遽得定论。孔子则志在人道，志在教人心能有信，能有敬，求之内，不求之外，所以不语怪、力、乱、神，并其言性与天道亦不可得而闻。
后起如道家阴阳家，多言自然，言宇宙万物，遂多转入人间迷信。倘能深究，实皆有关科学。英人李约瑟著《中国科学史》，乃谓中国科学源于道家。惟孔孟儒家则所重不在此。中国文化大体系偏重儒家一途，自然科学乃不能如西方之畅盛发展。若以为此乃中国文化之所短，实亦即中国文化之所长。盖中国亦自有科学，自有发展，特其途向不同，此亦中西文化体系之相异处。
孔子所常语者为礼，礼中必有鬼神，又所尊奉。惟礼非为鬼神而有，乃为己心而有，故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礼者，体也。主于中属于内者为心，见于外则为体。故礼必随时随地随事而有变。心则一，无变。然必合内外乃成体，乃为一，而必多变，而变必归于一。故孔子之教，可谓之“礼教”。中国之政治，亦可谓之“礼治”。即中国之文学，亦必有礼之意义存其间。礼即此人文大体。亦可谓凡属宗教皆即礼，乃于人文之礼中求别创一礼，故宗教遂成为文化中之另一体。中国之礼，皆大通合一，故中国宗教，亦同在此文化大体系中，而可不别成为一体。
中国有吉、凶、军、宾、嘉五礼，治军亦一礼，故亦无力、乱可言。若如今世西方之有核子武器与太空飞行，以中国观念言，则怪而进于神矣。其神为可尊乎？不可尊乎？要之，已不在礼中。礼必“有常”，又必合内外以“成体”。核子武器乃分裂敌我，显为二，不为一，又不可常。故治军果有礼，核子武器绝不在其内。周孔之言礼，亦可谓其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非文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其他民族之文化来相绳纠，则宜见其为无一而有当。
西方文化乃求合诸体以成体，而此诸体则皆各求发展，不易合成为一体。中国文化则从一体中演出此宗教、科学、哲学、艺术之诸项，凡此诸项，皆不得各自完成为一体，此其异。
惟其西方人文不易合成为一体，故必以法维持之。中国非无法，但言“礼法”，不言法礼，则法亦必统于礼。乃从一体中生出法，非由法以抟成此一体，亦已明矣。中国人又言“道法”，则法必统于道。法则为一种力，其力在己之外。礼与道则为一种情，一种意，此情意则在人之心。故曰“王道不离乎人情”，则不能外于人情而有法，亦即此见矣。而成为一宗教，又岂可外于人情乎？西方教会组织实亦是一种法，一种力。中国不尚法，不尚力，故若中国无宗教。西方一切组织，一切系统，乃尽在外形上作分别。中国则在各己之内心上抟成为一统。此为中西文化之最大相异处。
今再由教而言学。西方学校亦尚组织，有系统。每一人由小学中学至大学，分科受教，其所师，当在百人上下。故西方人无尊师重道观，惟求自创造，自发明，自为一专家。中国有私塾，有书院，皆一人掌其教。故来学者必知尊师。其自居则为门人，为弟子。故西方宗教有教主，而学校之教则无主。中国则无宗教，而教必有主，有师道。天地君亲师，师居其一。亦可谓西方乃有教而无师，中国则凡教必有师，斯又一异。
中国人崇尚人性，性亦可流为不德，而德则必从性中来。艺术亦必本之性。西方人言真、善、美，皆从外面着眼。中国人则一返之己性。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属“真理”，好成“道德”，乐则“艺术”。若就此意言，科学在人生中，必进而为道德，尤进乃为艺术。此为中国人观念。西方宗教主原始罪恶论，善德则一归之天，但人为不善亦本之性，则其于道德既不好之，亦不乐之矣。宗教信仰乃是一种畏天命，非知天命。既不知之，又何好何乐。自中国人言之，则亦一种功利观而已。故西方宗教乃分“天”与“人”为二。世界必有末日，科学乃求以反天，人凭其知识技能来利用天，征服天。中国人之道德艺术则“通天人，合内外”，而自人性、人情、人心为出发点。中西文化分别，可谓主要正在此。